文 / 子玉
每个存在边患的王朝往往都会同时产生内忧，因为，出于守边的需要资源会大量往边地集中极易造成外重内轻的格局，使朝廷面临藩镇威胁。
大秦建国之后，蒙恬虽然一战收复了河南之地，却匈奴七百余里，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但帝国的边患却并未因此而解除，还需要长城的配套工程并驻扎大量的精锐部队作为常态化防御。蒙恬率领的这支三十万规模的部队正是大秦的精锐——长城兵团。
这一布局，直接造成了大秦外重内轻的格局，极易发生边军拥兵自重进而威胁朝廷的事。所以，边将的忠诚指数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蒙恬根正苗红最适合这个角色，同时始皇还将皇长子扶苏派去上郡监兵以制衡蒙恬。
即使蒙恬后来被胡亥关进大狱，他依然能够左右这支军队，蒙恬的原话是：“我将兵三十余万，虽然现在被关了，但依然能够挟持这支军队造反，只是我们家效忠秦国已经三世，我不想辱没先人的声名罢了。”
也就是说，只要蒙恬的忠诚指数不够，那么咸阳朝廷就会随时面临边军的威胁。而胡亥之所以执意要弄死蒙恬，就是因为，蒙恬既是勋贵，又手握重兵，他驾驭不住。
可见，从大秦开始，历代王朝就面临一个死局：在外患存在的情况下必须在边地布置重兵，而外重内轻的格局又会威胁到朝廷的安危。
战国末年李牧的悲剧就是因为，其掌控了代地防御匈奴的精锐让赵王内不自安，因此起了杀心。
西汉建立之后同样面临这样的死局，匈奴的外患使刘邦不得不在边地布置重兵，韩王信的叛乱又使刘邦不得不安排心腹之人作为统兵将领：燕王卢绾坐镇燕国、阳夏侯陈豨以代相的身份监赵代兵。
卢绾是刘邦的发小，陈豨是刘邦绝对的心腹，和始皇一样，刘邦打的也是感情牌，以边将的忠诚指数来换取边军对朝廷的忠诚。为什么刘邦不敢派韩信去边地，就是因为，边军的战斗力加上韩信彪悍的个人能力，那将会是朝廷的灾难，刘邦根本就睡不着觉。
但感情根本就经不起利益的考验，很快，汉高帝十年（前197）九月就发生了代相陈豨造反的事，战火迅速从代国和赵国蔓延到了韩国和齐国，几乎覆盖了黄河以北的整个华北地区，是刘邦即位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一直到高帝十二年（前195）十月，汉军才将叛乱平定，用时长达一年零两个月之久。
即使是刘邦的发小燕王卢绾，也在刘邦弥留之际举兵造反。
从韩王信到陈豨，再到燕王卢绾，刘邦很难在防备外患的同时避免内忧。所以，刘邦只能让亲生儿子承担起守边的重任。
到了刘邦去世前，代国、赵国、燕国这些敏感地区已经全部换上了刘邦的子嗣来镇守，以藩王守边的模式来消弭内忧。
刘邦以儿子来统率边军 图源/剧照
此后，各王朝守边大多都是复制刘邦藩王守边的模式，但这个模式依然存在风险，因为藩王也是威胁王朝安危的一股重要力量。
魏晋南北朝就不用提了，简直可以出一部藩王冲击皇权的书籍。以刘宋为例，刘裕生前虽然特意交代，上游的荆州重地必须由刘氏藩王坐镇，可自刘裕驾崩之后，荆州是屡屡以地理和武力优势冲击下游的扬州，经常发生藩王问鼎皇权的事。
由此可见，藩王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造反的几率反而会更大，因为这个群体同时具备血缘优势。
北朝的情况也差不多，被内忧和外患同时折磨。即使是在隋朝建立之后，这种历史惯性依然在左右着天下局势。
公元581年二月十四日，杨坚建隋，由于是从孤儿寡母手里夺的江山，杨坚是严重的底气不足，于是就打了藩王守边这张牌：以晋王杨广为并州总管坐镇太原；以蜀王杨秀为益州总管坐镇成都；以秦王杨俊坐镇河南，领关东兵。
隋朝初年，并州、益州、扬州这样的敏感地带全是藩王坐镇，就是为了避免边将拥兵自重进而威胁朝廷的事。
可藩王这张牌也不靠谱，面对皇权的诱惑，他们也往往会铤而走险。在杨广被立为皇太子后，作为益州总管的蜀王杨秀也开始广泛交结朝臣为叛乱做准备。只是杨秀还未发难，就被文帝召入京师给废为庶人并软禁。
但坐镇并州的汉王杨谅依然是虎视眈眈。杨谅总管并州五十二州诸军事，势力范围自崤山以东，至于沧海，南至黄河北至塞，乃天下精兵所处。坐镇边地，拥有如此雄厚实力，杨谅很容易就会产生问鼎皇权的野心，文帝在时，他会尽一个藩王的职责，文帝一旦驾崩，杨谅必反。
在蜀王杨秀被废之后，杨谅就以防备突厥为名开始为造反做各种准备：招纳了万人规模的亡命之徒以为左右；大量制造军事器械藏于并州；以南人王頍和萧摩诃为代表组建了核心班底...
在文帝驾崩杨广登基之后，杨谅是果断造反，根本就不带犹豫。当时，并州52州有19个州都响应了杨谅。
由于杨谅目光实在太过短浅，加上名不正言不顺，在能力上又不是杨广的对手，所以很快就被杨素给搞定。
杨谅当时掌控着并州的边军 图源/剧照
可见，藩王守边的安全性是有保质期的，只有在雄主坐镇的情况下才能勉强维持运转。就是杨广最早在坐镇扬州的时候也有过以扬州为大本营和杨勇隔江对峙的计划。
可见，藩王是应对外患的良药，但同时也能造成严重的内忧。
之后的大唐虽然将宗室的权力压缩至一个安全范围，但却无形中培养了节度使这一群体，节度使在同时拥有边地政权、财权、军权、监察权的情况下很难对逐渐衰弱的朝廷没有想法。安史之乱几乎成为历史的必然。
没办法，大唐自建立之后边患就没消停过，突厥、契丹、奚等游牧民族是轮番挑战大唐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资源就必然会向边地集中，而边将不管是宗室还是外姓在坐大的情况下都必然会对皇权产生觊觎之心。即使边军没有想法，朝廷的宰相也会想着法敲打边将。
这是一个死结，朝廷很难做到既兼顾边地又能保证京师核心地区的武力始终强于边地。只要一个王朝面临外患的威胁就很难走出这座围城。
五代时期为什么总是发生河东的武力冲击汴梁皇权的事，就是因为，河东是防御契丹的前沿阵地，有武力优势。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这三位开国皇帝都是从河东的边地入主中原建立王朝的。包括建立后周的郭威，也是从河北南下灭了后汉的，同样是以强悍的边军为后备的。
说实话，北宋要不是在真宗朝和契丹签订了澶渊之盟，一样会经受这道难题的考验，等于是赵宋官家以岁币的形式稳定了边地局势，才避免了边地武力坐大进而威胁中枢的事。
元朝由于将疆域开拓到了极限，所以不存在边患，但由于其分封了大量的宗王，所以也屡屡发生宗王叫板大都皇权的事。
本质来说，元朝的内忧更多是由文化问题引发的：草原文化具备武力优势，所以屡屡冲击代表中原文化的大都。
当历史切换到大明时，朱元璋同样面对这道历史难题——如何解决北元残余势力同时又不使边军坐大。
朱元璋的方案是，沿着长城分封藩王，让燕王朱棣、宁王朱权等人承担起守边的重任。为了制衡东北的藩王，朱元璋又将勋贵不断往西北地区安排，完了又准备迁都西安，用皇权加勋贵的组合就近监控东北的藩王。
明朝以藩王来统率沿边士马 图源/剧照
只是，随着皇太子朱标的猝然去世，朱元璋的这一安排也最终没能落地。由于朱允炆一上来就急着削藩，结果导致了燕王朱棣以精锐边军直趋东南，以藩王的身份成功问鼎皇权。
本质来说，朱棣只是重演了历史上以藩镇为代表的边军对皇权的颠覆。
完了，朱棣又通过迁都北平以皇权直接统帅精锐边军，既解决了守边的问题，又预防了边军不受控的可能。算是完美解决了这一历史难题。
但这一模式却极度依赖雄主，如果大明天子的水平不在线，就会出现羊指挥狼的尴尬局面，也不安全，土木堡事件就是证明。
即使大明是天子守国门的模式，但崇祯后来依然是频繁更新边将的节奏，甚至冤杀了袁崇焕，导致建州女真的势力范围是不断扩张。
可见，就算皇帝就近监控沿边士马，但皇帝的个人素质依然是一项重要“参数”，操作不当，同样会出问题。
清朝和元朝一样，由于已经将疆域扩张到了无限大，所以也不存在守边的问题，而且，清朝由于将亲王的权力限制到了最小，所以也不会发生藩王冲击皇权的事。
但清朝后来却受到了海洋势力的挑战，所以资源就不得不向东南沿海倾斜，而最后灭亡清朝的主力都是来自沿海。
还是没能走出这座围城。
可见，历史上的王朝更迭完全可以沿着边军这条线来展开研究，将边军这一群体研究透了，王朝兴衰这个大命题自然也就不是问题。
由点到面，永远是解题的一大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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