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每個存在邊患的王朝往往都會同時産生内憂，因為，出于守邊的需要資源會大量往邊地集中極易造成外重内輕的格局，使朝廷面臨藩鎮威脅。
大秦建國之後，蒙恬雖然一戰收複了河南之地，卻匈奴七百餘裡，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但帝國的邊患卻并未是以而解除，還需要長城的配套工程并駐紮大量的精銳部隊作為常态化防禦。蒙恬率領的這支三十萬規模的部隊正是大秦的精銳——長城兵團。
這一布局，直接造成了大秦外重内輕的格局，極易發生邊軍擁兵自重進而威脅朝廷的事。是以，邊将的忠誠指數就成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名額，蒙恬根正苗紅最适合這個角色，同時始皇還将皇長子扶蘇派去上郡監兵以制衡蒙恬。
即使蒙恬後來被胡亥關進大獄，他依然能夠左右這支軍隊，蒙恬的原話是：“我将兵三十餘萬，雖然現在被關了，但依然能夠挾持這支軍隊造反，隻是我們家效忠秦國已經三世，我不想辱沒先人的聲名罷了。”
也就是說，隻要蒙恬的忠誠指數不夠，那麼鹹陽朝廷就會随時面臨邊軍的威脅。而胡亥之是以執意要弄死蒙恬，就是因為，蒙恬既是勳貴，又手握重兵，他駕馭不住。
可見，從大秦開始，曆代王朝就面臨一個死局：在外患存在的情況下必須在邊地布置重兵，而外重内輕的格局又會威脅到朝廷的安危。
戰國末年李牧的悲劇就是因為，其掌控了代地防禦匈奴的精銳讓趙王内不自安，是以起了殺心。
西漢建立之後同樣面臨這樣的死局，匈奴的外患使劉邦不得不在邊地布置重兵，韓王信的叛亂又使劉邦不得不安排心腹之人作為統兵将領：燕王盧绾坐鎮燕國、陽夏侯陳豨以代相的身份監趙代兵。
盧绾是劉邦的發小，陳豨是劉邦絕對的心腹，和始皇一樣，劉邦打的也是感情牌，以邊将的忠誠指數來換取邊軍對朝廷的忠誠。為什麼劉邦不敢派韓信去邊地，就是因為，邊軍的戰鬥力加上韓信彪悍的個人能力，那将會是朝廷的災難，劉邦根本就睡不着覺。
但感情根本就經不起利益的考驗，很快，漢高帝十年（前197）九月就發生了代相陳豨造反的事，戰火迅速從代國和趙國蔓延到了南韓和齊國，幾乎覆寫了黃河以北的整個華北地區，是劉邦即位以來面臨的最大考驗。一直到高帝十二年（前195）十月，漢軍才将叛亂平定，用時長達一年零兩個月之久。
即使是劉邦的發小燕王盧绾，也在劉邦彌留之際舉兵造反。
從韓王信到陳豨，再到燕王盧绾，劉邦很難在防備外患的同時避免内憂。是以，劉邦隻能讓親生兒子承擔起守邊的重任。
到了劉邦去世前，代國、趙國、燕國這些敏感地區已經全部換上了劉邦的子嗣來鎮守，以藩王守邊的模式來消弭内憂。
劉邦以兒子來統率邊軍 圖源/劇照
此後，各王朝守邊大多都是複制劉邦藩王守邊的模式，但這個模式依然存在風險，因為藩王也是威脅王朝安危的一股重要力量。
魏晉南北朝就不用提了，簡直可以出一部藩王沖擊皇權的書籍。以劉宋為例，劉裕生前雖然特意交代，上遊的荊州重地必須由劉氏藩王坐鎮，可自劉裕駕崩之後，荊州是屢屢以地理和武力優勢沖擊下遊的揚州，經常發生藩王問鼎皇權的事。
由此可見，藩王在絕對的實力面前造反的幾率反而會更大，因為這個群體同時具備血緣優勢。
北朝的情況也差不多，被内憂和外患同時折磨。即使是在隋朝建立之後，這種曆史慣性依然在左右着天下局勢。
公元581年二月十四日，楊堅建隋，由于是從孤兒寡母手裡奪的江山，楊堅是嚴重的底氣不足，于是就打了藩王守邊這張牌：以晉王楊廣為并州總管坐鎮太原；以蜀王楊秀為益州總管坐鎮成都；以秦王楊俊坐鎮河南，領關東兵。
隋朝初年，并州、益州、揚州這樣的敏感地帶全是藩王坐鎮，就是為了避免邊将擁兵自重進而威脅朝廷的事。
可藩王這張牌也不靠譜，面對皇權的誘惑，他們也往往會铤而走險。在楊廣被立為皇太子後，作為益州總管的蜀王楊秀也開始廣泛交結朝臣為叛亂做準備。隻是楊秀還未發難，就被文帝召入京師給廢為庶人并軟禁。
但坐鎮并州的漢王楊諒依然是虎視眈眈。楊諒總管并州五十二州諸軍事，勢力範圍自崤山以東，至于滄海，南至黃河北至塞，乃天下精兵所處。坐鎮邊地，擁有如此雄厚實力，楊諒很容易就會産生問鼎皇權的野心，文帝在時，他會盡一個藩王的職責，文帝一旦駕崩，楊諒必反。
在蜀王楊秀被廢之後，楊諒就以防備突厥為名開始為造反做各種準備：招納了萬人規模的亡命之徒以為左右；大量制造軍事器械藏于并州；以南人王頍和蕭摩诃為代表組建了核心班底...
在文帝駕崩楊廣登基之後，楊諒是果斷造反，根本就不帶猶豫。當時，并州52州有19個州都響應了楊諒。
由于楊諒目光實在太過短淺，加上名不正言不順，在能力上又不是楊廣的對手，是以很快就被楊素給搞定。
楊諒當時掌控着并州的邊軍 圖源/劇照
可見，藩王守邊的安全性是有保存期限的，隻有在雄主坐鎮的情況下才能勉強維持運轉。就是楊廣最早在坐鎮揚州的時候也有過以揚州為大學營和楊勇隔江對峙的計劃。
可見，藩王是應對外患的良藥，但同時也能造成嚴重的内憂。
之後的大唐雖然将宗室的權力壓縮至一個安全範圍，但卻無形中培養了節度使這一群體，節度使在同時擁有邊地政權、财權、軍權、監察權的情況下很難對逐漸衰弱的朝廷沒有想法。安史之亂幾乎成為曆史的必然。
沒辦法，大唐自建立之後邊患就沒消停過，突厥、契丹、奚等遊牧民族是輪番挑戰大唐的權威。在這種情況下，資源就必然會向邊地集中，而邊将不管是宗室還是外姓在坐大的情況下都必然會對皇權産生觊觎之心。即使邊軍沒有想法，朝廷的宰相也會想着法敲打邊将。
這是一個死結，朝廷很難做到既兼顧邊地又能保證京師核心地區的武力始終強于邊地。隻要一個王朝面臨外患的威脅就很難走出這座圍城。
五代時期為什麼總是發生河東的武力沖擊汴梁皇權的事，就是因為，河東是防禦契丹的前沿陣地，有武力優勢。李存勖、石敬瑭、劉知遠，這三位開國皇帝都是從河東的邊地入主中原建立王朝的。包括建立後周的郭威，也是從河北南下滅了後漢的，同樣是以強悍的邊軍為後備的。
說實話，北宋要不是在真宗朝和契丹簽訂了澶淵之盟，一樣會經受這道難題的考驗，等于是趙宋官家以歲币的形式穩定了邊地局勢，才避免了邊地武力坐大進而威脅中樞的事。
元朝由于将疆域開拓到了極限，是以不存在邊患，但由于其分封了大量的宗王，是以也屢屢發生宗王叫闆大都皇權的事。
本質來說，元朝的内憂更多是由文化問題引發的：草原文化具備武力優勢，是以屢屢沖擊代表中原文化的大都。
當曆史切換到大明時，朱元璋同樣面對這道曆史難題——如何解決北元殘餘勢力同時又不使邊軍坐大。
朱元璋的方案是，沿着長城分封藩王，讓燕王朱棣、甯王朱權等人承擔起守邊的重任。為了制衡東北的藩王，朱元璋又将勳貴不斷往西北地區安排，完了又準備遷都西安，用皇權加勳貴的組合就近監控東北的藩王。
明朝以藩王來統率沿邊士馬 圖源/劇照
隻是，随着皇太子朱标的猝然去世，朱元璋的這一安排也最終沒能落地。由于朱允炆一上來就急着削藩，結果導緻了燕王朱棣以精銳邊軍直趨東南，以藩王的身份成功問鼎皇權。
本質來說，朱棣隻是重演了曆史上以藩鎮為代表的邊軍對皇權的颠覆。
完了，朱棣又通過遷都北平以皇權直接統帥精銳邊軍，既解決了守邊的問題，又預防了邊軍不受控的可能。算是完美解決了這一曆史難題。
但這一模式卻極度依賴雄主，如果大明天子的水準不線上，就會出現羊指揮狼的尴尬局面，也不安全，土木堡事件就是證明。
即使大明是天子守國門的模式，但崇祯後來依然是頻繁更新邊将的節奏，甚至冤殺了袁崇煥，導緻建州女真的勢力範圍是不斷擴張。
可見，就算皇帝就近監控沿邊士馬，但皇帝的個人素質依然是一項重要“參數”，操作不當，同樣會出問題。
清朝和元朝一樣，由于已經将疆域擴張到了無限大，是以也不存在守邊的問題，而且，清朝由于将親王的權力限制到了最小，是以也不會發生藩王沖擊皇權的事。
但清朝後來卻受到了海洋勢力的挑戰，是以資源就不得不向東南沿海傾斜，而最後滅亡清朝的主力都是來自沿海。
還是沒能走出這座圍城。
可見，曆史上的王朝更疊完全可以沿着邊軍這條線來展開研究，将邊軍這一群體研究透了，王朝興衰這個大命題自然也就不是問題。
由點到面，永遠是解題的一大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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