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道。视觉中国|图
这标题来自苏格兰民歌《罗梦湖》，这首歌充满激情，渲染那种生死不渝的情感，每次听，心里都震撼，虽知与之相隔甚远，却依然感觉是为我这样的人写的，也是为我母亲那样的人写的。
你选择平原，走得那么稳，没有波澜起伏；我选择山道，行进在山道，充满曲折。明知如此，却没有后悔。上天让人生而不平等，机遇不一样，用功、刻苦不一样，有人可以从一次次失败中吸收教训，扬长避短，那这人可能收获到一些别人没有的东西。有些人却不能。
从小我就异常敏感脆弱，母亲知道我这种人易受伤，则希望我坚硬一些，不想我轻易受到外界的影响。长大一些，我的情况较之前稍好点。不过遇上一本好书，我会连日带夜读，即便上课，也在抽屉里读那另一个有趣的世界，渴望加入其中，会抄写里面最喜欢的句子，甚至希望作者是自己。这很可笑，笑过后，再去理解书中人物的命运、精心建造的结构，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读书会读出经验，想去改写喜欢的人物的命运，想让她们有所不同，救下性命，有情人皆成眷属，分离的人团聚，心里有了安慰，夜里睡觉也踏实了。
母亲有一段时间总唠叨，话翻来覆去讲，总结一下，是说一个人应该要有一颗善良柔软的心、坚定不屈的勇敢、细腻敏感、遇事冷静思考，有这四样品质，她/他才不会被生活打败。
年幼时，我并不理解，母亲离开这个世界后，我才慢慢懂得一些。
母亲从小在重庆下游忠县乡下成长，房前有水塘，房后有山坡，她会在月光下摘石坡上的地木耳。她聪慧，可以叫出山里众多的树名，也可以叫出河里好些鱼名，她很爱唱歌，干田里活、做针线是把好手，人长得出挑，远近闻名，乡里有钱人家挑童养媳，自然瞄上她，让媒人上门提亲。
可是她不愿意。母亲的母亲看着她，气不打一处来：没有见识的小姑娘，怎么就不听母亲的话，不仅自己以后有吃穿，也会补贴穷家，其她姑娘想结这门亲还不够格。母亲的母亲想不通，把她关在房间里。
母亲居然抱了陪嫁的蚊帐打开窗子，那窗子下有较高的坡度，她不怕跳下去会摔坏腿，就那样做了，在夜色遮挡之中，她离开那个家，那个村子，想到她的母亲知道后会多么悲伤，她还是咬牙，继续赶路。到达县城，把蚊帐卖掉，钱用来搭上去重庆城的船。
1996年，我写自传《饥饿的女儿》如是说，母亲逃掉童养媳的命运，到了大重庆城，很快机缘巧合，有了袍哥头子的丈夫。之后遇见我的养父、生父。母亲的一生波澜壮阔，其实一本书并不能写完。
对照她的人生，我从小跟几个姐姐共住一个小阁楼，在窄小的床上，想翻身都难。18岁前在院子、在街上、在学校一直受辱，皆不知原由，生日前才知自己私生女的身世，第一次明白多年来跟在自己身后的那个男人原来是生父。18岁那年发生好多事，第一次恋爱，第一次打胎，离家出走，后来到了英国。在那儿生活了十年后独自返回北京居住，在孤独中写小说养活自己和家人。
很像大海中船翻了落水，绝望中捞一根救命稻草，却意外得到了一个对自己忠诚的家，有了女儿。朋友前日说，你活出了好多女性向往的生活，从一无所有，到今天过你想要的生活，这就是女性生存奇迹。
这是奇迹吗？
我问自己。
我没有想过活出奇迹，我只知道得朝前走，一步一步，不给自己任何停下的理由，我不相信奇迹，更不相信任何神话。
朋友又说，相比你以前的小说，现在你的小说少了痛，也因而少了锋利。她的话让我思索。
锋利失去了吗？
并非我现在不痛，谁能感受我的痛和挣扎，出生时烙印在身上的红字，怎么去得掉？成长背景中那些暗黑的因素，那些普通女性成名背后的代价，大时代中一个弱小的个体所经历的打压和失去，早已是千疮百孔。以前的小说《K》，曾被法院裁定永久禁止以任何形式复印、出版，不为别的，只因情色；我想对抗，写一个“上海女王”的小说，在扉页上故意请人来对号入座……而此时，我回看，发现从前的自己，是那样青葱，有时怀揣利刃，却力道太大。
几十年过去，千帆阅尽，看我相、人相、众生相，便又有不同，那些无可奈何，种种绝望和心酸，长江水涓涓不息，岸上，一只鹅，一双红鞋，一个发狂的女人，那自杀者转身的背影，渐渐远去，最后定格在床上，两个相爱的人，可以安然入睡了。我在说电影《月光武士》，在说新长篇小说《不死鸟》中无平静生活的普通女子，只因几多年前她们卷入别人设计好的局中，要求生，要解救困住的爱人，只能铤而走险，即使献出一生的幸福，也在所不惜。
长江水中，小时候每年会淹死人，有些尸体漂到下游，无影无踪，有些尸体七天后会被江水冲到回水沱，浮在水面，男性全是以背朝天，女性统统仰面朝天，亲人或仇人来，他们七窍会出血。尸体有不少是女婴。重庆有很多的防空洞，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失踪的女孩有时是在防空洞里被找到的，在被强奸之后。
我生长的长江南岸六号院一共13户人家，大多是船员，或从事跟船舶相关的工作。邻居张妈是丈夫1949年时从武汉一家妓院用几块银元买来的妓女，她不是重庆人，在这儿久了，学了一口重庆话。她没有生育，和丈夫抱养了一个男孩。每天早上，她要伺候丈夫吃饭，面软了或盐放多了，她的丈夫就用擦得锃亮的大头皮鞋踢她，抽皮带打她，有时就在大厨房，当着众人的面施暴。
没人敢过去阻挡，院子里男人打女人，大家已习以为常。当有人欺负我时，张妈也只能看着，之后她会对我很好，给我一小碗稀饭和泡萝卜丝或是一小块饼。张妈住在院子最后的位置，跨过厨房，往一个窄窄的通道走，走廊每个窗户都朝向江水。她不识字，儿子在上初中。图书馆打了封条，他却从里面偷了一些书。
张妈知道我喜欢看书，不时借书给我，有一次她给我的书是一个手抄本《少女之心》。我看了两页，被里面的色情描写吓得脸红，赶紧还回去了。那本书是她的儿子借人的，当时是禁书，在重庆甚至全国传抄得厉害，讲一男一女相爱，以性描写为主。显然张妈并不识字，不然她不会把这样的书给我。多年后，我听家人说，张妈在她儿子结婚生子后病故了。
我没问她的丈夫如何了，只替她庆幸，她终于从那个魔鬼手中彻底解脱了。
我们野猫溪街，重男轻女，男孩能传宗接代、能干体力活，女孩是嫁出去的水，替别人养，在原生家庭是累赘，一盒纸烟比一个女孩的命值钱。女人生小孩，若是女婴，会被扔掉，有时直接扔进江里。有善心的，把女孩送人，比起那些突然就死掉的女孩，被送走的女孩已经算是命好的。
我没有被送走，也没被溺水或枕头闷死，真是幸运。母亲生下我后不久，因为父亲患眼病，从船上回家，当家庭妇男，母亲出外做体力活，像男人一样抬石头、挑沙子水泥和氧气瓶。父亲知道我是母亲与别的男人的孩子，他没有对我不好，反是格外用心，格外守护。父亲跟街上那些扔掉女孩的人不一样。
母亲更是为了我的存活，付出了代价。她留在这个家里，不仅为了我的哥哥姐姐，也为了我，甚至考虑我的特殊身份，担心家人因为她对我好，而故意与我保持距离，有时非常冷漠。
好多年，我与母亲之间砌了一堵墙，我看着这墙无能为力。
每个周六，我等在江边石坡上，她若搭货船回家，会从这儿经过，有时我也会在六号院子上端的中学街三岔路口，她走山路，哪条路都会经过。
有一次她居然是与一个船厂的蒋姐姐一起，这位姐姐是中日混血，日本母亲在1950年末被送回日本，当时就在这个中学街，所有人看着她的一家人生离死别。
我从小到大问母亲，母亲说一些蒋姐姐家的事，然后摇摇头。除此之外，母亲少有开口，回家她吃过饭后，累得躺在床上，有意无意忽视我的存在。
我是在母亲的葬礼上通过认识她的人，知道好多以前不知道的事。因为她的离开，我的世界地震了，天塌地陷。对于过往，她只讲在灾荒年，人吃树皮、吃野菜，我的三哥跳进江里捞可以吃的菜根，好几次差点丢了性命。她说，五哥为捡粮食仓库下面的缆车缝隙的豆子，腿被缆车压伤，我才五岁，一个人沿着江，往她做苦力的造船厂跑去，当时雨水下起来，越下越大。她看见一个小人儿在雨水中奔来，心里马上就知道，那是自己的小女儿，家里出事了。
母亲这样的讲述很少，尤其是关于她的男人，那些在1949年前后的事，很少讲给我听。
她讲不得，一讲，她最小的女儿，职业就是作家，就会写下来。母亲在担心，当这些事公开之后，会有什么不祥之事发生。我一直在捉摸她内心拒绝的原因，她似乎希望所保守的秘密跟着她一起离开这世上，一起腐烂在泥土里，消散在风中。
1996年，也是写《饥饿的女儿》的最后关头，我回了重庆南岸，住在家里。六号院子拆了，在原址盖了六层白色楼房，我用稿费购了第五层右侧一套公寓，二室一厅，后窗对着中学街，一坡石阶，前窗面向嘉陵江，斜对着一览无余的朝天门码头。那时天天吃母亲做的饭菜，她喜欢菜新鲜，一早就去十一中那边当地农民摆地摊的小街集市，要走二十多分钟路。她每天在那条上坡下坡的路上想的是什么？对她的以往，我们没有好好交谈过。
在这一生中，我有很多后悔，其中一件便是没有给母亲拍照片。我拍女性，直接、角度新鲜，会把内心世界挖出来。我的镜头，从未对着母亲，她略微丰润的嘴唇、潮湿含泪的眼睛，她受尽折磨的头发，她不置可否、暧昧的神情，一张饱受沧桑的脸。
记得有一次，我带着相机回家，我拍将拆的老屋及周边，拍长江南岸边上那些高高低低的房子。
我旧照片的收藏箱里，有三哥拍的我和母亲，是母亲年老的样子。更多母亲的照片，是母亲三十岁，甚至更年轻的样子。好多照片中，她穿旗袍，头发烫了，因为是黑白照片，后来专门请人着色，每张她的样子都好看极了。有一张拍于1950年代，她一身工装，上衣是毛衣，头发别了一枚夹子，没笑，却充满自信。
母亲事先准备了自己的遗像，放得大大的，装了镜框，搁在床前书桌那儿，搭了一块布，记得她去世前，我回重庆看她，帮她清洁家，发现了，问她。
她没有回答我。
那是2006年10月，我当时怀着女儿，从北京到重庆。我赶到时，母亲已落气，我呆在棺材前，看见的就是母亲那张自己放大的照片，当时被人按在地上，我叩头烧香。
我的泪水堵着，我不相信，母亲不见我一面，就离开了。
在重庆处理母亲的丧事好几天，我回到北京，开始写《好儿女花》，每天几乎8个小时以上的工作量，常常忘掉吃东西，那阵子肚子里的女儿因为我的哭泣而踢我，提醒我，妈妈你不能这样，我还在你身体里。因为有女儿，我马上停止，去找吃的，情绪也缓解。
那是我写给母亲的一封长长的信，同时也是给未出世的女儿的，告诉她，外婆是怎样一个人，她的母亲是怎样生活的。
虽然在北京，但闭上眼，我仍可以看见长江水，好像在我为母亲买的长江边的新房里，空空的几个房间，一件家具也没有，我分明看见母亲站在窗前，向我招手。我说，这么大的房间，完全够我们家里所有人搬来一起住了。我再看她时，她已不在了。我走到窗前，下面是滔滔的江水，船在行驶，汽笛呜叫，远远的山峦若隐若现。
一只小蝌蚪在水里游，一只大蝌蚪跟在小蝌蚪身后。她们在宽阔无比的江里，努力游向对岸。小蝌蚪对大蝌蚪说，真好，前一世你是我女儿，这一世你是我母亲！我们俩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离。
我清楚地记得那蝌蚪的声音，和母亲一模一样，她的脸，当然也和母亲相同。
这是整本书稿的结尾，我在电脑上敲完最后一个字，书稿放了差不多两年才出版。
时间过得迅速，三年前，我拍了电影《月光武士》，关于幼年听到母亲讲的蒋姐姐家的事，心里自然想母亲能看它，可是母亲看不到了。打小时，大人欺骗我们孩子，说人走了，是去了天堂或更好的世界；长大一些，谁不知道，人走，如同灯灭，灭了，就是灭了，这个人永远消失了。
我的母亲也是这样的情况，她活，只在我想她时，她活，只在我写她时。因为要在美术馆办个人摄影作品展，我整理照片，关于山水，关于植物花朵，关于人物，关于船和房屋，很多佛像，女儿在敦煌、希腊、意大利、重庆，就是没有母亲的照片，当然没有，她生前，我没有拍她，那是否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拍她呢？
我坐在安静的屋中沙发上，看着面前的黑色钢琴。突然起身，去衣柜里找到一件厚毛衣，深紫色的高领。多年前我从伦敦回中国看望母亲，应是她的生日，走得急，没有购礼物，在机场一家商店看到这毛衣，决定作为礼物送给母亲。母亲打开，一看，很开心，套在身上，谢我。母亲总是对我很客气。
当时送走她后，我和几个姐姐哥哥嫂子吃了顿饭，然后我们打开母亲屋里几个加锁的箱子，我们找到好些东西，好多以前的照片是多洗了，一般是六份，她有六个孩子，给我们每人一份。
在其中一个箱子里，有这件叠得整齐的紫色厚毛衣。母亲舍不得穿，压箱底了。
我带了这毛衣回北京，因为珍贵，也舍不得穿，压箱底了。
那么也许我可以做点什么？
我把钢琴盖打开，将毛衣在黑白键盘上铺展开。用蓝色塑料手套灌水系好，放在毛衣的袖口里，又找来女儿戴过的一个羽毛面具，放在毛衣领口。
我看着自己做的造型，母亲在那瞬间一下子复活，她的脸隐在羽毛后，身子依在琴键上看着我，举起相机，咔嚓一声，我按快门。
我看照片，是我想的那样：母亲安详，充满爱意看着我，整个照片充满神秘，我可以随心所欲想象母亲的脸——愤怒的脸，快乐的脸，还是爱怜我的脸，一下子穿越到久远的过去。
那是一个深夜。
那个花样年华的姑娘，从忠县乡下抱着嫁妆蚊帐跳窗走山路，奔向县城，她坐船到重庆城，她要改变自己的一生，她在最底舱，竭力看船舱外的夜空，一轮月亮在天空之上，散发着透明的光芒。
那一刻，我有些明白，之所以我成为现在这个人，是因为我有一个那样的母亲，她就是我的镜子，照着我的人生。江水一如以往地流淌，母亲的船靠岸了，我的船仍朝前行驶，抬头看天空，一轮月亮跟着，我想起那个从乡下坐船到重庆城的年轻姑娘，她当年也是这样看天上的月亮。
虹影
责编 邢人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