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泊桑短篇小说：菲菲小姐（上）

普鲁士军队的少校指挥官冯·法尔斯贝格伯爵刚看完他的邮件，正仰坐在绒绣软垫的大扶手椅上，两只穿着长筒靴的脚搭在雅致的大理石壁炉台上。自从他三个月以前占用于维尔城堡以来，他的马刺已经把这壁炉台划出两条深坑，而且还在日复一日地掘进。

一杯咖啡在小独脚圆桌上冒着热气。细木镶嵌的桌面上有利口酒的污迹、雪茄烟烧过的焦痕，还有小摺刀刻画的印子。这位占领军少校削铅笔的时候，往往会停下来，随着他漫不经心的想象，用小摺刀在这件精美的家具上刻出些数字或图形。

他看完军邮上士刚给他送来的信件，浏览完德文报纸，站起身，往壁炉里扔了三四大块还没干的木柴（为了取暖，这些大兵正在成片地砍伐花园里的树），然后走到窗前。

窗外大雨滂沱。那是仿佛有一只手疯狂地往下泼水似的诺曼底的大雨，像幕布一样密实、犹如斜条纹墙壁似的大雨，酣畅淋漓、泥浆飞溅、淹没一切的大雨，俗称“法兰西尿盆”的鲁昂地区典型的大雨。

少校久久地望着被雨水浸透的草坪和远处已经漫溢的昂代尔河。他用手敲打玻璃窗，奏着一支莱茵河圆舞曲。忽然响起叩门声，让他转过身去。原来是他的副手冯·克尔魏因格斯坦男爵，论军衔相当于上尉。

少校是个巨人，肩膀宽阔，长长的扇形胡子像餐桌布似的铺在胸前。他高大魁梧的身材，令人联想到一只身着军装的孔雀，只不过把展开的尾巴伸到下巴上了。他那双蓝眼睛冷淡而又柔和；脸颊上有一道伤疤，是在奥地利战争中被马刀砍的。据说他是个正直的人，也是个正直的军官。

上尉则是个矮个儿，脸色通红，大腹便便，身体紧裹在军服里；火红的胡须剃光以后，在某种角度的光线照射下，仿佛脸上涂了一层磷。在一个放纵的夜晚，记不清他是怎么弄掉了两颗牙，因此说起话来含含糊糊，常叫人听不明白。他就像一个受过剃度的和尚，头顶光秃秃的；在这块光肉的周围长着浓密而又蜷曲的短发，像镀了金似的，闪闪发亮。

指挥官和他握握手，把那杯咖啡（这已经是早晨以来的第六杯了）一口气喝完，一面听他的下级报告值勤中发生的情况；然后，他们走到窗边，抱怨说这里的生活真没有乐趣。上校是个性格稳重的人，他在国内已有妻室，对一切尚能随遇而安。但是男爵上尉却根深蒂固是个爱耍贪欢的主儿，下流场所的常客，热衷于拈花惹草；三个月来困守在这偏远的岗位上，被迫过着清心寡欲的日子，他早就气急败坏。这时有人轻轻敲门，指挥官叫了声“进来”，一个人，他的机器人似的士兵中的一个，推门进来；他无须说话，他的出现本身就是说：午饭准备好了。

他们在饭厅遇到三个军衔比较低的军官：一个中尉，奥托·冯·格罗斯林；两个少尉，福里茨·苏伊瑙堡格和威廉·冯·艾里克侯爵。后者是个头发金黄的小矮个儿，此人对士兵傲慢而又粗暴，对战败者残酷无情，性情暴烈得像一件装满火药的兵器。

自从他进入法国以后，同事们就不再直呼其名，而只叫他“菲菲小姐”了。给他起这样一个雅号，一是因为他身段优美，好像穿着一件女人的紧身胸衣；二是因为他刚开始长胡子，几乎还看不出来，显得皮肤白皙；三是因为他对人对事爱用法文表示轻蔑的短语“呸！呸！”，不过说时总带着轻微的哨音，成了“菲！菲！”。

于维尔城堡的饭厅是一个长形的富丽堂皇的房间；古老的水晶玻璃镜全被打得弹痕累累；高高的弗兰德勒的壁毯都被马刀割成一条条的，有的地方还像穗子一样耷拉下来，那都是菲菲小姐闲得无聊时消遣的成绩。

饭厅的墙壁上挂着三幅主人家族的肖像：一个身披甲胄的战将、一位主教和一位法院院长，他们都抽着长长的瓷烟斗；另外还有一位胸部束得紧紧的贵夫人，在年深日久褪了色的镀金画框里翘着两大撇用木炭涂上的胡子。

在这惨遭破坏的房间里，军官们几乎都闷声不吭地吃着午餐。房间在大雨天里显得格外阴暗，它那吃了败仗的外表让人看了心寒，古老的橡木地板已经肮脏得像小酒馆的泥巴地。

他们吃完饭，就到了抽烟的时间，于是像往常那样，一面喝酒一面发起牢骚来。一瓶瓶白兰地和利口酒在他们手上传来传去；他们全都仰着身子坐在椅子上，小口小口地不停地喝着酒，嘴角一直叼着烟斗。烟斗的弯柄很长，末端是一个卵形的精制陶斗，涂着刺眼的彩釉，仿佛成心引诱霍屯督人[2]似的。

他们的酒杯一空，就用一个克制不住的动作再斟满一杯，尽管他们都已经疲惫不堪。不过菲菲小姐却总是把空酒杯掼碎，一个士兵马上递一个新的给他。

呛人的烟雾笼罩着他们；他们好像已经陷入昏昏欲睡的狼狈醉态，沉浸在以酒浇愁的人的郁闷的醉意里。

但是男爵忽然站起身来。他再也忍耐不住了，骂骂咧咧地说：“他妈的，不能再这样下去，得想点什么事儿来做才行。”

奥托中尉和福里茨少尉是两个极具德国人特征的德国人，沉闷而又严肃。他们追问：“您说什么，上尉？”

他思索了几秒钟，回答：“说什么？我说应该组织个晚会，如果指挥官允许的话。”

上校从嘴里拿开烟斗，问：“什么样的晚会，上尉？”

男爵走到他身边，说：“一切由我负责好了，我的指挥官。我派‘勤务’去鲁昂，让他找些姑娘来，我知道上哪儿可以找到。我们这儿准备一顿夜宵，反正什么也不缺。至少，我们可以开开心心地过上一个夜晚。”

冯·法尔斯贝格伯爵微笑着耸了耸肩膀，说：“您疯了，我的朋友。”

这时在座的军官全都站了起来，围着指挥官，央求道：“让上尉去办吧，指挥官；这儿实在太熬人了。”

上校终于让步了：“就这么办吧，”他说。男爵马上就叫人喊来“勤务”。那是个年老的士官，人们从未见他有过笑脸，但是他执行起长官的命令来，却有一股狂热的劲头，不管是些什么样的命令。

他打着立正，脸上毫无表情，听取男爵的指示，听完就走了出去。五分钟以后，一辆带油布顶棚的大型辎重马车，由四匹马拉着在倾盆大雨中疾驶而去。

一转眼工夫，他们的头脑清醒了许多，无精打采的坐姿振作起来，脸上也焕发出光彩。他们又聊起天来。

尽管大雨还在气势汹汹地下着，上校却肯定地说天色没有那么暗了，而奥托中尉也信心十足地宣布天即将放晴。菲菲小姐好像已经按捺不住了。他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他闪亮而又冷峻的眼睛又在寻找什么可以打砸的东西。突然，这金黄色头发的年轻人两眼盯住涂了两撇胡子的贵夫人，掏出手枪。

“你呀，这种事是不能让你看的。”说罢，他不离开座椅，就举枪瞄准。两粒子弹接连挖掉了画像的两只眼睛。

然后，他又嚷道：“咱们来炸地雷！”谈笑戛然而止，好像有一件更刺激更新颖有趣的事吸引了大家。

地雷，是他的发明，他的破坏方式，他最热衷的游戏。

古堡的合法业主费尔南·德·阿莫·德·于维尔伯爵逃难的时候，除了把一些银器塞进墙洞，什么也没有来得及运走，什么也没有来得及隐藏。他富甲一方，又喜好奢华，因此他那个跟餐厅有一门相通的大客厅，在他仓皇逃走以前就像是博物馆的展览大厅。

墙壁上挂满名贵的油画、素描和水彩画；台子上、架子上和精美的玻璃橱里有无数摆设：大瓷花瓶、小雕像、萨克森瓷人、中国和日本瓷人、古代象牙雕刻以及威尼斯玻璃艺术制品，这宽敞的大厅可谓满目珍宝，无奇不有。

可是这一切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倒不是遭到了劫掠，那是冯·法尔斯贝格伯爵上校绝对不会容许的；而是因为菲菲小姐时不时地要炸一次地雷。逢到这样的日子，军官们也确实能开心个三五分钟。

矮小的侯爵到客厅去找他必需的材料；他找来一个玫瑰红釉的小巧玲珑的中国茶壶。他往茶壶里装满炸药，再从茶壶嘴小心翼翼地塞进一根长长的火绒。他燃着火绒，连忙带着这个罪恶的机器跑进隔壁的大厅。

他很快又急忙跑回来，把门关上。在场的德国军官都站在那里静候其变，脸上露出孩子般的微笑。爆炸轰然震动了古堡；他们立刻争先恐后冲向现场。

菲菲小姐一马当先。他在一座焙烧黏土做的维纳斯雕像前发了疯似的拍手称快，因为这一次他终于炸掉了维纳斯的头。每个人都捡起几块碎瓷片，欣赏着奇形怪状的缺口；研究着这一次爆炸造成的破坏，分辨哪些破损是上一次的成绩，并且还为此展开了争论。少校用慈父般的目光看着这惨遭尼禄[3]式的霰弹破坏、遍地都是艺术品碎片的大厅。他第一个走出来，一边走一边满意地宣布：“这一次，干得很成功。”

但是龙卷风似的硝烟涌进餐厅，和原有的雪茄烟雾混合在一起，叫人喘不过气来。指挥官打开窗子；回来喝最后一杯白兰地的军官们也都围到窗前来。

潮湿的空气扑进室内，夹带着一股雨水的微尘撒在他们的胡须上，还送来一股泛滥的河水的气味。他们望着在瓢泼大雨下不堪重负的大树，望着被低沉的乌云倾泻下来的大雨笼罩着的辽阔的山谷，望着大雨中像一个灰色的针尖一样屹立着的教堂的钟楼。

自从他们来到这里，那钟楼就再也没有敲过钟。这还是入侵者在这一带遇到的仅有的反抗：钟楼的反抗。本堂神父在供应普鲁士军人吃住上，从来没有拒绝过；他甚至有几次还应敌军指挥官的邀请喝一瓶啤酒或者波尔多葡萄酒。指挥官也经常找他充当友好的居间人。但是，要他敲一下钟，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他宁可被枪毙。这是他抗议侵略者的方式，和平的方式，沉默的方式，用他的话说，这是主张温和而非流血的传教士唯一可行的抗议方式。在十法里方圆内，人人都赞扬尚塔瓦纳神父的坚定和勇敢，因为他让他的教堂顽强地保持沉默，以此来公开哀悼国土的沦丧。

在他的反抗精神鼓舞下，全村人都下定决心，不管遇到什么危险，都要对他们的神父支持到底，因为他们把这沉默的抗议视为捍卫民族荣誉的壮举。在乡亲们眼中，他们这样做，对祖国的贡献比贝尔福和斯特拉斯堡[4]还大，他们树立了同样壮烈的榜样，他们这个小村子会因此而名垂青史。当然啰，除此之外，他们不会拒绝战胜的普鲁士人的提出的任何要求。

指挥官和他手下的军官们，对这无害的勇敢都付之一笑；何况当地人对他们都表现得既殷勤又顺从，他们也就乐得对这无声的爱国主义视若无睹。

只有矮子威廉侯爵曾经希望强令敲钟。他的上司对传教士的明智的宽容，让他火冒三丈；他每天都央求指挥官，让他去丁丁当当敲一次，哪怕就敲两下，给大伙儿乐乐也好。为了说服指挥官，他甚至施展出母猫般的温柔、女人般的甜言蜜语、甚至做出想要点什么就想得发狂的情妇般的嗲声嗲气；无奈指挥官就是寸步不让。于是菲菲小姐只好炸“地雷”聊以自慰。

这五个男人扎堆儿站在那里，呼吸着潮湿的空气，足有五分钟的光景。最后还是福里茨中尉开了口，他笑了笑，口齿不清地说：“车（这）些小姐，车（这）次出门肯定砍（赶）不上好天刺（气）了。”

随后，大家就分手，各自去干各人的事。上尉要准备晚餐，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做呢。

当他们天黑时又聚在一起，看到每个人都像大阅兵的日子里

一样作了精心的打扮，神采抖擞，他们不禁大笑起来。他们都头发油光锃亮，浑身香水扑鼻，满脸容光焕发。指挥官的头发似乎也不像早晨那样灰白了；上尉的脸刮得光光的，只留下一撮小胡子，仿佛鼻子底下的一支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