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华夏子民对于祖先的由来颇有争议。曾有人言称汉族是炎帝、黄帝的后裔，但这种说法实在是太过武断。借由历史的见证，我们或许能解开汉族源头的谜团。究竟汉族的祖先是谁？又是怎样的一段传奇故事？让我们一探究竟。
华夏之名，非汉族所自称
在上古时期，我们祖先自称为＂华夏＂、＂华胄＂。这个称呼来源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华＂本为华胥氏族的一支，后来逐渐演变成对土著居民的泛称。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华＂本指中原文明中心地带，后来泛指中原人。无论哪一种解释，可以肯定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祖先都是自称＂华夏族＂或＂华胄＂。
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汉代。在汉朝建立之初，＂华夏＂一词仍被广泛使用。汉高祖刘邦曾在诏书中提及:＂朕夫洪业，基自华夏＂。可见，在刘邦及早期统治者心目中，＂华夏＂一词代表的正是他们所统治的民族。
然而，历史是滚滚向前的。随着时间推移，华夏族人的血统逐渐被同化、混杂。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被纳入版图，或是被大规模迁徙至中原，导致族裔发生了巨大变化。到了后期汉朝，很多地区的人已经很难说自己是纯正的华夏族人了。
更为关键的是，这个时候＂汉族＂的称谓已经被外族人用来指代这片土地上的主体族裔。东西交流日渐频繁，汉朝雄厚国力曾对西域、匈奴等异族发动过多次军事行动。于是在外族人眼中，那些英勇善战的军队自然被称为＂汉军＂。相应地，他们也将原先的华夏族人称为＂汉人＂。
值得一提的是，从一开始，＂汉人＂这个称呼并不为华夏族所认同。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华夏子孙，是炎黄之裔。但随着时间推移，汉朝版图内族裔渐趋混杂，单一的华夏血统逐渐无法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在这种背景下，＂汉族＂的称谓反而变得更加贴切、更具代表性。
汉高祖劝臣纳外族
汉朝建立之初，统一天下的重任艰巨。面对四面环视的局势，刘邦深知需要广纳贤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此，他屡次在朝会上劝谕文武百官，主张用人唯贤，不分门户。
有一次，太常谏大夫上疏直言:＂今日天下，虽已平定，然世族大家、诸侯王、守宰卿相犹在，势力未尽削平。陛下宜循古人例，断其根本。＂这番话无疑是想让刘邦铲除异己，专权以自重。但刘邦听后并未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说:＂古人所行，朕自有打算。今日天下已定，宜收罗门户，纳谷纳士，共扶持国家，岂可复闻此言乎！＂
从这番话可以看出，刘邦有意融合天下群臣，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他不但没有排斥旧贵族士绅，反而极力吸纳他们，以求彼此不再对立。
于是，汉初就有不少外族人材得到重用。有的担任要职，有的被编入朝廷。比如说匈奴人祁彪，他本是降匈奴，后被刘邦录用为亲卫将军。又如说月氏人司马相如，最初也只是一名掾属下级文官，但凭借才华被刘邦赏识，后成为卓有建树的著名文学家。
除此之外，汉高祖刘邦还多次大规模迁民于京师，将西北边陲和南方山地的一些少数民族迁徙至关中，逐步改变了中原人口结构。同时朝廷也鼓励各地通婚，中原汉人和外族人口逐渐融合。
这种开放包容的政策，为新朝廷打下了坚实的民族同化基础。从此，无论是士绅阶层还是平民百姓，外来人口逐渐进入汉族社会，并在其中扎根生息。一些有识之士更是从外族入主汉室、出任重要职位，成为新时期的栋梁之才。
比如宦官丁荀就是西域人，曾一度很得汉武帝宠信，几乎掌控朝中大权。再如张骏是匈奴人的后裔，凭借军功被封为将军，后来更是平定了朝廷一次严重的党锢之祸。由此可见，无论是士人还是平民、中原人还是外族，只要能贤良肩担重任，皆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这一时期，即使是皇室也难逃融合的潮流。据史书记载，汉武帝时曾下令征召各地游女为妃嫔，选中的不乏胡人女子。由于地位显赫，她们和汉族人通婚的机会必然也就更多。子嗣混血的现象在上层统治阶层时有发生，这无疑加快了不同民族融合的进程。
总的来说，汉高祖劝臣纳外族，对同化政策生根发芽起了关键推动作用。伴随着不同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以及通婚现象的日益普遍，中原本族与外来种族逐渐缔结了血缘关系，由此铺垫了未来汉族真正形成的历史进程。
满汉通婚催生新民系
汉族与满族的通婚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那时，满洲贵族为了扩大势力范围，曾与中原王室旺世子嗣通亲。这一举措虽因明王朝覆亡而终止，但已为后世满汉融合播下了种子。
到了顺治年间，满清入主中原，情况出现了新的变化。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顺治帝亲自下诏，大力提倡满汉通婚。旨在以＂亲亲＂之策，增进民心向背。
顺治帝首先从自身做起，次年即迎娶汉族宗室女韩氏为妃。此后，不少汉族女子先后被纳入宫中。有的出身显赫，如徐宗元的女儿徐氏；有的家世平平，如李姓女子李氏。她们进宫后，或被册封为妃嫔，或留宫为才人。无一例外，都是皇室亲近之人。
可以想见，作为皇嗣的子孙，他们都必然是满汉混血出身。眷顾之下，满汉通婚风气逐渐在上层显贵家族蔓延开来。
例如说永和叶赫那拉氏，他就是满汉混血后裔。叶赫那拉氏母亲是出身汉族名门的张氏，父亲则是爱新觉罗氏族中的王公贵胄。祖上本是＂纯正＂的满洲贵族，但通过与汉人通婚，血统早已混杂。
叶赫那拉氏成年后，又与汉族世家阎氏女阎复年通婚。二人所生的儿女，无疑是汉满血统的杂糅体。此外，不少名门望族如申、王、曹、赫哲等家族，也因通婚关系而出现了混血子嗣。
这种现象在康熙、雍正年间趋于普及。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寒门达官，只要地位显赫，娶汉室女便成了时尚。反过来，满洲贵族又娶了不少汉人世家的闺秀入室。于是，门第日渐扩大，满汉混血后代越来越多。
历经数代，一种新的混合民系逐渐在上层社会形成并壮大起来。他们具有双重血统，既有满族渊源，又融入了汉族文化。由于祖上多有显赫门第，他们在朝中自成上流社会，被视为高门贵种。
这股新兴门阀之所以能够立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清王朝的纳汉政策。朝廷大力提倡＂华夷一家＂理念，鼓励汉人风俗渗透，对汉族文化也予以较高地位和尊重。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满汉通婚已不再受到歧视。上层统治阶级更是以身作则，在官员子弟及显贵人家中广为流行。他们以＂君权神授＂自居，视同化为正途，极力扬长汉文化的优良传统。
正因为如此，这股新兴的混血门阀才能够很快适应汉文化，并将其视为自身血脉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虽出身满族，却同时拥有汉人的语言、习俗和价值观。这使得混合血统不再成为阻碍，反而成为权力凝聚、融合各族的纽带。可以说，满汉通婚催生的新民系，为今后形成统一的汉族打下了基础。
清廷采纳汉人化政策
清入关后，尽管曾一度执行区别于汉民的旗民制度，但清王朝从一开始便有意将汉文化纳于统治道路之中。这给满汉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雍正临御后期，清廷即已开始酝酿实施汉化政策。为此，雍正帝首先在饮食起居、仪仗礼制等方面，废除了许多满洲旧俗，改革沿袭汉民习惯。他也下诏整顿士人品行，＂学夫汉书，重本朝礼法＂，力图重振儒家文教。
到了乾隆中叶，这一政策从内廷外延。乾隆帝颁下＂扫去陋习，同化风俗＂的训诲，要求朝野臣民全面向汉族文化靠拢。
在许多重要场合，乾隆帝都亲自垂范，身着汉服示人。据《清史稿》记载，当时大臣曾劝说乾隆改袷旗章，乾隆极为赞同，径自命制了华袍，随意穿着。他说:＂朕爱好华服，亦遵王化，衣冠所自尚矣。＂
除了服饰之外，乾隆帝也力主汉俗礼仪。他曾谕旨:＂自朕御极以来，所历年号，均用中国汉字，所行礼俗，几皆祖宗遗制。＂对于满族的一些陋习，如挖痕、挽发等，他均一概禁止，力劝＂同化汉人之俗＂。
为了贯彻汉化，乾隆朝还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御制《钦定满洲源流考》，将满族渊源定性为＂薩穆耳之裔＂，试图同化满汉身份；又如设立国子监等学府，大力提倡汉学。甚至连祭天的仪式，都改用了祭祀黄帝的方式。
除皇室之外，朝野文武百官也都卷入了这股汉化浪潮。当时不少大臣均着力传授汉族文化，如福康安、纪昀、梅文鼎等，都是著名的儒学家。他们通过编纂汉学文献、力主科举考试，将汉族文化价值观深入推广。
满族贵族子弟更是主动向汉文化靠拢。顺治年间出生的杨升荣，便是一位汉学大儒。他受父亲影响，自幼酷爱经史子集，后来不仅治学有成，还将儒家思想渗透于手足之间。
影响之下，杨氏子孙不仅掌握了精深的汉学知识，更将儒家文化视为自身文化根基。在诗文创作、家规训诫等方面，他们大量运用汉族元素。可以说，如此之类的门阀士人，实为汉化大军中的生力军。
民间亦是如此。当时流行一种＂扮华＂的风气，西北一些原住民为了扬名，常冒充汉人姓氏。有些人甚至改易姓名，如张希珍便是芫芍女真人改名而来。由此可见，汉文化的吸引力，已在无形中影响到底层草民。
总的来说，清廷主导的汉化政策虽因种种历史原因中断，但其影响广泛而深远。朝野上下，满汉两族之间，无不因此走向了彼此接近与融合，为最终建构统一的民族认同奠定了基础。
民国时期完成民族认同
清朝覆亡后，满汉两族进一步融合，最终走向完全同化。这一进程在民国时期达到了顶峰。
辛亥革命爆发后，统一的民族国家概念被提上日程。革命党人主张以＂中华民族＂自居，反对以前统治者的认识，即将汉族与满族分而治之。这一理念很快在各地响应。
1912年，满清遗老们集会于北京遗老馆，商议今后出路。其中不少是权贵门阀出身，但他们均表示:＂今吾人与中国同化何疑？当从革命同志也。＂于是，遗老馆通电各省，要求＂悉依照民国常例行事＂。
满族旗人从此也被并入新的政体，逐步接受＂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像张学良、张荫桓、孙殿英等满族将领及官绅，均视中华民国为祖国，毫无异议。
共和革命后，新政府也积极推动民族融合工作。北洋政府曾一度强制执行＂改夷制华＂政策，拆除了一些满洲旗营，鼓励旗民同化。辽宁、黑龙江等东北地区，旗民被要求立即＂开放＂、＂汉化＂。
民国时期，更有识者呼吁统一称谓。徐树铮等人认为，满族已在汉化过程中失去民族意识，称其为＂中华民族＂更为恰当。在他们的影响下，满族逐渐放弃了＂旗民＂此一称呼，开始自称＂中华民族＂。
这股同化浪潮也反映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为推广国语，政府曾在东北农村开办许多国语传习所，以取代满语。至于满文，由于字形繁琐、使用范围小，也在逐步废弃的路上。
民国时期出版的教科书，已极少提及满族一词。相反，却纷纷书写＂中华民族＂的血统历史，将满族渊源并入其中。比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通史》，在论及民族来历时，就解释中华民族是＂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混血而成＂。
政界人士更是如此。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要统一＂中华民族＂，并指出:＂今之所谓汉族者，系华夷杂种而成＂。言下之意，即认定满族已无存在必要，而应融入中华民族之中。
各地报刊也是如此宣传。1917年，《民国日报》在＂民族之分＂ 一文中提及，当下中国应称为＂中华民族＂，并以诸多理由证明满族已不复存在，汉族才是其法定名称。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观点并非仅限于汉人提出。不少满族人士也持相同看法。比如北洋重臣、满族贵族张学良，曾公开表态:＂吾人已判然为中华民族耳。＂
在这股融合思潮的影响下，民国时期满族渐行渐远，几近消亡。前清贵族后裔王亚汀等人都坦承，自己只是＂精华中的一部分＂，不应再被单独看作一个民族。
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满族＂这一族群的民族意识已经基本丧失。即便在满人聚居的东北，汉族文化正在迅速主导风气。很快，满洲语言习俗就在现代化的大潮中土崩瓦解，融入了更加广阔的汉语语系之中。
结尾
由此，汉族与满族实现了彻底的民族认同与文化融合，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终于统一为一个整体。这不仅填平了自古以来满汉矛盾的历史鸿沟，也为今后民族大团结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资源和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