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海富兰克林基金总经理 徐荔蓉
“我个人对公募基金行业未来十年的发展非常乐观。”国海富兰克林基金总经理徐荔蓉认为，未来五到十年，主动权益还会有大发展，仍然有望获得明显的超额收益。“目前估计中国居民在房地产上的钱是几百万亿数量级，股市是几十万亿数量级，公募基金和银行理财各有二十多万亿。房地产市场流出的钱最终要找到出口，这个出口大概率是通过资产管理行业投到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房地产市场的钱即使只出来10%，对资产管理行业就是翻番的概念。所以方向上，我是挺乐观的，但近一两年可能会有一定的压力。”他说。
徐荔蓉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公募老将，有26年证券从业经历、17年公募基金管理经验。1997年从中央财经大学硕士毕业后，他加入中国进出口总公司金融部做投资；2001年加盟融通基金公司做研究，2003年开始管理基金；2004年加盟申万巴黎（现申万菱信）基金公司，任基金经理；2009年加盟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公司，历任研究部总经理、基金经理、投资总监、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在公募基金行业，基金经理出身的总经理不多，而在任职总经理后仍然坚持担任基金经理的，更是屈指可数，徐荔蓉便是其中之一。他一方面要带领公司走一条颇具特色的融合本土与外资机构优势的合资公募基金的道路。另一方面，他也获得了优良的中长期投资业绩，以他管理时间最长的国富中国收益基金为例，该基金是一只平衡混合基金，股票仓位长期在六成左右。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30日，该基金自徐荔蓉2010年9月30日管理以来获得182.07%的回报，年化回报为7.93%。
徐荔蓉在公募基金公司深耕多年，在他看来，公募基金未来发展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作为公司总经理，他对国海富兰克林基金有何规划，他将把公司带向何方？他未来是否还会继续管产品？日前，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采访了徐荔蓉，就相关话题进行了坦诚、深入的交流。
以下为采访实录：
比全球投资者更中国化，比本土投资者更国际化
券商中国记者：请讲讲你的早期经历，对你的投资理念和方法有什么影响？
徐荔蓉：我从学校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金融部做投资，大部分是在一级市场打新股，少部分做二级市场。早期二级市场不太成熟，庄股横行，没什么职业成就感，我想做投行，1999年还考取了律师资格，后来慢慢开始觉得投资是非常市场化的行业，非常有吸引力，也有很多乐趣，决定还是走投资方向，因为工作比较认真积极，被提为金融部副总经理。
1998年中国公募基金面世，是最市场化、最专业化的投资机构，我比较向往，2001年融通基金成立，我投了简历，被录用了，到公司管研究，后来又开始做投资。当时市场正处于4年的熊市期间，我在投资方面有很多困惑，总在思考，到底应该以什么方式管钱，我的竞争优势是什么？我开始关注国外资产管理公司的做法，2004年因为家庭的原因，我来到上海，正好申万巴黎（现申万菱信）在招人，我对合资基金比较感兴趣，跟外方派来的总经理谈过后感觉很不错，就决定过去，公司让我负责管研究团队，后来又开始管基金。
在这期间，我花两年时间考取了CFA，主要目标不是为了拿证，而是想系统学习西方的理论，CFA不是纯理论的，而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对我触动比较大。另外，那几年跟外方股东打交道也比较多，这让我对投资的认知更清楚，我希望自己能够集中国外机构投资者所长，与全球投资者比，是中国的投资专家，与国内的投资者比，则要更有全球投资视野。
券商中国记者：2008年你加入了国海富兰克林，为什么？
徐荔蓉：富兰克林在海外投资方面有一套成熟的打法，并在过去的实践中获得了成功，他们的打法简单概括就是建立本土投资团队投资本土市场，要求团队既要有本土的专业知识，也要有全球视野，钱可能来自本土也可能来自国外。这跟我的想法比较契合，所以我决定加盟国海富兰克林。
券商中国记者：在国海富兰克林，你的投资思想有什么变化？
徐荔蓉：我们与富兰克林的各类投资团队接触相当密切，通过不断思考，基本明确了我们的方向是强调错位竞争，跟国外投资者比，投资中国肯定是我们的强项，跟国内的投资者比，我们对全球投资、更全球化的标准和组合管理则更有优势。经过十几年的投资实践，我们在中外结合方面逐渐成熟，跟国际投资者比，我们对本土市场更了解，对本土文化、社会变迁、产业变迁、公司治理结构和潜在的投资机会更理解；与国内的投资者相比，我们更偏国际视野，在选股层面，更注重和其它新兴市场、成熟市场同类公司的估值比较，在组合层面更注重风险调整后的收益，不只看收益的比较，还要看承担了多少风险，波动率是不是很大，是不是偏离业绩基准太多。
券商中国记者：请比较本土机构与海外机构的长项和弱点。
徐荔蓉：我们本土投资者有自己的优势、长项，比如对信息的理解、跟踪的深度都比外资机构强，我们的短板和弱点是比较容易短视，变成趋势投资者，追涨杀跌、过度频繁交易等。
国际投资者的优势是周期长，有些基金持有一只股票基本上是5年起步，这样投资会比较慎重，踩雷的概率比较低，选对了，可以享受公司盈利增长的复利。但海外机构也有弊端，一是对信息的反应比较滞后，对国内市场的理解有点隔山观火，不是特别能理解企业增长的真正动因；二是外资机构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比较多，有些新的机会，等他们发现时已经成熟了，形成事实上的懒惰。比如一些中国互联网龙头股都是在上涨很多之后，在指数中占比较高，才开始慢慢进入新兴市场基金、海外中国基金的前十大持仓，因为海外基金经理主要是根据业绩基准来做配置，导致他们天然会选在指数中占比较高的大股票，好处是犯错的概率比较低，坏处是少了很多超额收益。
比较极致的是，2010年前后我看到一只国际基金的组合持有一只股票，假设每天卖这只股票成交量的不超过20%，变现天数要超过10年。我当时非常惊讶，这也触发我认识到，国外资产管理有它很好的一面，很成熟，但也有它的不足或缺点。
券商中国记者：你们具体在投资中怎么做？
徐荔蓉：我们希望能坚持国内机构的优势，同时学习借鉴外资机构的成熟理念和方法，形成自己的特色。比如国外的主动基金主要根据业绩基准来配置，跟踪误差一般很小，组合的波动率跟业绩基准的波动率很类似，但超额收益非常小；而国内可以放宽对跟踪误差的要求，但要知道自己的组合与业绩基准的差异，希望这个差异能带来超额收益。
总体上，我们投资组合的换手率、波动率、跟踪误差相对较低，当然比国外的中国基金可能要高一些。拉长一点看，我们的夏普比率（超额收益除以组合波动率）、信息比率（超额收益除以指数波动率与组合波动率之差）比国外的投资者有一定优势，跟国内的投资者比，我们的绝对收益不一定更高，但风险调整后的收益还不错。
我们这种风格的形成，部分原因是我们十几年前就开始管理国际投资者的钱，目前管理规模在国内公募基金公司中较为靠前，另外我们在国内的客户也以机构投资者为主，机构的诉求点更清楚，这促使我们在一些管理方法上比较国际化。
逆向投资是有效的策略，但往往要忍受长时间的痛苦
券商中国记者：请讲讲你个人的投资风格。
徐荔蓉：我的风格偏逆向，跟我的思考和性格都有一定关系。比如前两年核心资产到高位的时候，我觉得太贵了，基本都卖了，但市场比较追捧；现在市场对当年的核心资产产生了很大的怀疑，股价跌下来，估值很合理了，便宜了，我可能又开始把它们买回来。
券商中国记者：逆向投资者往往需要长时间的忍耐，请讲讲你的感受。
徐荔蓉：在国内的市场环境里，逆向投资有时会很难受，因为会买在左侧，而资产在冷门时可能超跌，下跌的时间和幅度都会超出预期，提前买入难受的时间会比较长，需要有耐心；好处是可以在冷门资产中买到又好又非常便宜的筹码，等到特别疯狂时可以卖出很好的价格。
逆向投资还有一个问题是，由于对估值的相对谨慎，大概率也会卖在左侧，可能无法吃到涨幅最丰厚的一段，这是偏逆向必然会面临的问题。我们这些年也在尽量调整，尽可能把卖出往右侧稍微挪一挪，但大概率还是会存在卖在左侧的问题。
券商中国记者：在你看来，逆向投资是否适合中国市场？
徐荔蓉：总体来看，在中国乃至全球资本市场，均值回归的规律都在发生作用，偏逆向的投资方法有生存的空间。前几年，当白酒、新能源、TMT狂热时我都没有持仓，但我们通过在其它资产上的选股布局，拿到的收益还可以，风险调整后的收益跟我们预期差不多。
券商中国记者：你怎么选公司？
徐荔蓉：做逆向投资需要一定的周期，3到5年是一个合理的周期，我选股基本是以3年的维度来考虑。
我选公司第一看重的是管理层和创始人，希望他们的利益与流通股东的利益一致，并且专注在一个领域发展，不要什么挣钱做什么，另外管理层要比较可信，可以容许管理层犯错，但要诚实可信，不要忽悠投资者。第二看重公司的成长空间，无论在哪一个行业，希望公司有足够高的成长空间。第三看风险收益比，我可以接受买入后股价下跌10%—30%，关键是向上的空间有多大，收益与风险的比较是不是有吸引力，如果下跌30%，但上涨空间有一倍、两倍，这个下跌就是可以接受的。
券商中国记者：过去一两年，你的组合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回撤。
徐荔蓉：我对市场比较乐观，我的组合略微会偏成长一些，过去一两年，市场比较悲观，主要是防守心态，小票、红利类的公司表现比较好，这两类公司在我的组合中比较少，我管的组合表现就会比较弱一些，但拉长一点看，也没有太大问题。
券商中国记者：你有超过20年投资经验，曾经历A股市场比较极端的牛熊市，请讲讲你印象深刻的经历。
徐荔蓉：一是2007—2008年剧烈的牛熊转换。2007年底我对市场非常焦虑，觉得6000点太贵了，把我管产品的股票仓位压得比较低。2008年初我来到国海富兰克林，大约一年左右没管钱。我偏逆向一些，2008年上证指数跌破3000点时，我开始翻多，结果一个多月后上证指数跌到1668点，虽然我在6000点看空看对了，但3000点肯定被套住，如果管钱，受伤会比较厉害。所以我还是运气很好，这让我对选时增加了一些新的认知，我发现，对“顶”的认知，常识能起很大的作用，但对“底”的判断更综合，需要更谨慎。
还有2015年的牛熊转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流动性问题。我们管的是开放式基金，国外有很多开放式基金不是按日申赎和估值，国内公募一开始就是高标准的按日申赎和估值，必须确保流动性。我们一直比较关注流动性，在2015年小股票连续跌停板时，我还有20%的仓位可以变现，可以应对赎回，我们公司相对同业也是较好的状态，但在当时仍是惊心动魄，担心出现流动性风险，在国外叫流动性挤压。以前是在故事里看到，当亲身经历，对流动性的认知会更清晰，更加明白为什么流动性要摆在组合管理非常重要的位置。我后来反思，小股票在我的组合中还是多了一些，小股票炒得比较热时，每天成交量都很大，看上去没有流动性问题，但一旦下跌，流动性可能瞬间就没了，所以，对中小股票的投资要更加谨慎。
“我是弱者心态，觉得市场最牛”
券商中国记者：优秀的基金经理需要什么特质？
徐荔蓉：第一要有非常强的好奇心，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好奇心会驱使你做深入的研究，对很多问题有敏锐的认知；第二是勤勉，做所有工作，勤奋都必不可少；三是良好的心态，要与压力共存。
券商中国记者：良好的心态怎么建立？
徐荔蓉：首先，对世界和自我要有客观、正确的认知，这是良好心态的关键。比如我就是弱势心态，觉得市场最牛，虽然市场也会犯错，但我会尊重市场，我和市场不一样时，肯定是我错了，不是市场错了。这不代表我一定会改变，但我要知道，顺的时候，可能只是我的风格比较适合市场，不顺的时候可能是我的风格不适合市场，表现差就是应该的，我这时候要考虑的是，要不要改变风格？能不能改变风格？如果决定不改变，就要忍耐一段时间业绩的低迷，正确认知这一点，对良好的心态是很关键的。其次，要在精益求精和抓大放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没有精益求精的精神做不好，过于精益求精也可能钻牛角尖，平衡好这两者，也是保持良好心态的关键。第三，我们很多的压力是卷出来的，其实大家的风格不一样，有不同的表现很正常，如果不能接受，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根子上，我们要控制人性，不要太过贪婪，也不要太过自信，很多年前我读过《营救华尔街》，讲上世纪90年代著名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是怎么倒台的，最核心的原因，就是贪婪和太过自信。他们杠杆用得特别大，因为前面几年赚了很多钱，公司所有员工挣的钱几乎全部投到产品里，并且还借了很多钱，有一个合伙人的杠杆大概是上千倍，如果公司杠杆降一半左右，公司还会生存下来，还能继续赚大钱。
券商中国记者：做投资，是否抗压能力要求比较高？
徐荔蓉：压力对我来说不是太大的问题，我没有因为短期业绩失眠过。我一直不提倡去抗住压力，这意味着会有抗不住的时候，干投资这行，天然要接受有压力，要找到与压力共存的方式，我爱好比较广，喜欢看看杂书、美剧，还有旅游，这都是调节心态的一种方式。
券商中国记者：你是少有的仍在管产品的基金公司总经理，你未来会坚持管产品吗？
徐荔蓉：我对自己职业生涯的选择是做投资，我的目标是要把产品管好，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做投资，会一直坚持做下去。
券商中国记者：既做总经理又管产品，会不会分散精力？
徐荔蓉：我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投资上，之前可能有80%的精力放到投资上面，20%做管理，现在是70%做投资，30%做管理。国海富兰克林的管理比较扁平，管理团队的合作比较顺畅，分工也比较明确，后台、销售、监察、行政都有专门的分管副总，运作障碍比较小，效率比较高。总经理主要是做方向的决策，很多细节，由分管副总、中层干部和骨干员工负责，他们很多在公司工作都超过十年，能力都非常强，是我们公司的支柱。
追求有质量的增长，做有特色的公募基金
券商中国记者：你接任总经理时，对公司有什么规划？
徐荔蓉：我的想法和做投资一样，做投资是不熟不做，做自己能力圈范围内擅长和懂的行业，公司也一样。
一、我们的特点是以权益为主，机构投资者为主，要在做大做强权益的基础上，推动固收和其它业务保持稳定发展，公司规模追求稳健增长，而不是爆发式的，要有质量的规模，有较好赢利能力的规模。
二、我们是合资基金，我们的目标是要做有特色的公募基金，要引进来、走出去，引进来主要是将各类国外资金引入中国市场，由我们代为投资管理，在股东方的支持和配合下，我们管理外资的规模和盈利都比较领先，这是我们优势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未来致力于发展的比较有特色的业务；走出去主要是QDII业务，我们前几年发展比较快。
三、资管公司最大的资产是人，我们要形成以人为本、温暖的公司文化。首先是要选到合适的人，其次要把每个人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同时要让有能力的人形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各自为战。富兰克林是家族控股的上市公司，非常以人为本，我们也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短期来看，近一两年我们会面临挑战，可能会有一定的低谷，但从中长期看，我对资本市场充满信心，对公司发展也充满信心。
券商中国记者：你怎么定义有质量的增长？
徐荔蓉：从我们过去十几年的增长来看，主要靠持营做大规模，我们产品只数显著少于同等规模的公司，加起来46只公募产品。过去，我们有些产品规模曾经小微，后来规模大幅增长，前提是长期业绩比较优秀、持续。比如国富全球科技互联(QDII)曾跌到只有几百万元人民币，现在已经成长到大几个亿的水平，未来希望长得更大。
券商中国记者：请讲讲国海富兰克林权益产品的特点。
徐荔蓉：我们的投资目标是，大盘涨的时候能跟上，跌的时候少跌一点，拉长时间看，希望以3年维度能跑赢指数，5年能跑赢更多。我们在2022年开始提出，希望做投资者的“底仓”组合，我们的目标客户，是想获得合理的回报，但不希望波动太大的人群。
为什么我们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因为机构天然会选择一部分我们这种风格的基金，互联网平台近几年也是类机构化的思路，因为这样平台的风险相对较小。所以，互联网平台的崛起对我们也有帮助。此外，虽然规模不算特别大，但我们现在也有了3只拥有百万客户的基金。从结果来看，我们在机构端和互联网平台端都在持续稳定增长，传统渠道也在积极打稳基础，进一步稳定做大。
券商中国记者：从过去20年的实践来看，大多合资公募都没有做大，对此你怎么看？
徐荔蓉：我个人觉得合资公司包括外资公司，在中国基本上不太会发展成为头部的基金公司，这是文化和中国市场的特点决定的。公募基金要做大规模，需要在每个重要的时点都很积极进取，全力以赴，而合资公司不具备这样的先天条件，以富兰克林为例，公司第一只产品已经有76年的历史，他们看的周期非常长，而且把风险控制放在第一位，而在公司短期发展中，有时候风险控制和业务发展的权衡是很关键的决策，因此，从先天的禀赋来看，合资公司不太容易做到行业头部。第二，战略上也不一样，对全球的资管巨头来说，中国只是它投资的一个有增长潜力的市场之一，他们并不要求短期做到太大的规模。第三，决策链条会比较长，容易错过投资机会。
因此，合资基金应考虑差异化发展，做有自己特色的基金公司。我们的目标是增长比较有质量，虽然在排名上有些吃亏，但这是我们的战略选择，我们会坚持走下去。
对公募基金的未来乐观，主动权益基金仍将是主流
券商中国记者：你刚才谈到国内公募基金的短期化倾向，你认为是怎么形成的？
徐荔蓉：国内公募基金从发展之初就非常市场化，竞争非常激烈，好处是优中选优，优秀的人才不断涌现，但过度竞争带来的是短视化和内卷。记得十几年前，有个词叫“有效仓位”，是指一段时间在涨的仓位有多少，那时候大家追求有效仓位比较高，这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追涨杀跌。这种竞争的格局、氛围、对短期收益的追求，有点像国外的对冲基金，但国外的对冲基金可以用多种工具来表达投资想法，国内公募基金没有那么多工具，就变成了迅猛和剧烈的风格轮转，比如新能源，热门的时候一路高歌猛进，冷的时候又大幅超跌，下跌的时间很长、幅度很大。这是国内公募形成的生态。
券商中国记者：在你看来，中国公募基金在投资方面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过程？
徐荔蓉：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98年到2002年是学习期，行业刚诞生，基金经理都比较年轻，早期的封闭式基金规模大都在20亿元左右，在当时是非常大的钱，该买什么、该怎么买都需要从头开始学习，海外谁来讲都觉得好有道理。
第二个阶段，从2002年到2010年前后是一个摸索期，大家在找各自的方法，有各种各样的套路，但总体的行为是基本面驱动的，有一阵有一句话很流行，叫“防火防盗防基金”，有些小公司不欢迎基金调研，因为有基金进来就不好做庄了。这中间经历了2007年的牛市，对基金的影响非常大。当年1—5月份，小股票暴涨，我收到过大概四五封散户写给我的信，要教我怎么投资，因为觉得我买的股票都太差了，都不涨，“5 ·30”之后，大股票开始涨。当时，公募基金的规模还很小，除了封闭式基金，基金的规模大都只有几个亿、十几亿，但在2007年的牛市中增长得特别快，到年中，全市场50亿元以上的基金比比皆是，但很多基金经理刚开始管钱，或者刚开始管这么大的钱，应该买什么？怎么买？又成了问题，当时出现了某市值非常大的能源国企上市后连拉三个涨停板的盛景，这也是公募基金学习的过程。
2010年前后到2021年，是公募基金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虽然大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套路和方法，有的偏赛道，有的偏逆向，但公募基金基本面驱动的投资风格已比较稳定、成熟，并成为市场主流的力量，这一阶段，公募基金的超额收益非常明显，远远战胜指数。
从2021年到现在，包括未来的一两年，是第四个阶段，公募基金的投资进入新的磨合期，最大的特点是公募基金开始跑不赢指数，所以，以ETF为代表的被动基金大行其道。未来会往哪个方向发展，目前分歧还比较大，有一派认为，我们已经接近美国，被动以后会占据市场主流；另一派看法是，中国还没到美国的那个阶段，主动权益还会有大发展，还会是市场主流。我个人赞同第二种看法，认为未来5到10年，主动权益还会有大发展，仍然有望获得明显的超额收益。公募现在占A股市场的比例刚超过10%，当公募市场占比达20%—30%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你就是市场，想要战胜指数就可能很难了。
券商中国记者：你怎么看中国公募基金的未来？
徐荔蓉：从规模上来说，公募基金一点都不低迷，管理规模不断创新高，一是货币基金增长比较快，二是以ETF为代表的被动产品增长也比较快。我个人对公募基金行业未来十年的发展非常乐观，一是钱要找地方去，目前估计中国居民在房地产上的钱是几百万亿数量级，股市是几十万亿的数量级，公募基金和银行理财各有二十多万亿的数量级，房地产的钱会跌掉一部分，再出来一部分，即使只出来10%，对资产管理行业就是翻番的概念。钱最终要找到出口，这个出口大概率是通过资产管理行业投到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所以方向我是挺乐观的，但近一两年可能会有一定的压力。
发展是硬道理，对中国经济和A股市场总体乐观
券商中国记者：有一些观点对经济对市场比较悲观，你怎么看？
徐荔蓉：我们面临极其强大的竞争对手，非常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加上三年疫情，大家对未来有一定担忧。现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悲观情绪被夸大了，从历史经验来看，都会过去的，但需要花一些时间。现在的悲观与2021年的乐观形成鲜明的倒“V”字，那时候有点过度乐观，现在又过度悲观。
虽然我是自下而上做投资，但思考的角度，对人性的理解，也是很关键的因素。
券商中国记者：你怎么看中国经济和A股市场的未来。
徐荔蓉：看未来3年、5年，我对中国经济和A股市场总体比较乐观。我们判断经济要有几个前提：
一、我们的地缘政治环境，未来一段时间大概率会一直这样，很难忽然变好或变坏；
二、我们对中国经济的担忧更多是中长期的，人口、负债等都是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改革开放四十年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只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这些问题都会解决；
三、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经济已处在逐步恢复的过程中，在未来几年经济有希望保持稳定较好的增长，许多优质上市公司盈利增长在未来3—5年持续超预期的概率非常大，而目前估值与历史估值相比非常低。
另外，流动性也比较充足，房地产市场的钱未来或将向股市转移，去年是熊市，主动型基金是净赎回，但被动型基金增长了4000亿，这说明钱仍在往股市转移的途中。而且国际机构对中国市场严重低配，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约18%，而现在很多国际基金在中国的配比只有四五个点，未来恢复到十个点以上的正常水平是看得到的。综合各方面因素，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券商中国记者：结构上，你看好什么行业或领域？
徐荔蓉：我比较看好消费类、周期成长类的公司，包括传统周期类的公司，TMT也是周期成长。另外，看3年的维度，新能源领域的光伏、新能源汽车、电池也处在相对低的位置，相对也比较乐观一点。
AI是比工业革命更大的一次产业革命，方向非常看好，但A股目前更多的是偏主题的投资，很难找到能见度高的标的，在AI投资上，如果风险承受能力匹配，我们的国富全球科技互联(QDII)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责编：汪云鹏
校对：刘榕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