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女性生育健康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从传统接生到现代医学的发展，从分娩的高风险到现代医疗技术的革新，这些进步不仅降低了孕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也反映了社会对女性生育健康认知的转变。尽管医学技术取得了显著进步，女性在生育过程中的心理支持和社会环境支持仍面临着新的挑战。我们有责任确保女性能够在充分了解信息的基础上，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并在成为母亲的道路上快乐前行。
我做科普的时候经常说，妈妈健康，孩子才能健康。而我们为什么要让孩子健康呢？因为健康的孩子，才能成长为健康的大人，构筑健康的世界，一个你我都置身其中的世界，一个无论你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在哪里怎样生活，都会受影响的世界。我们所做的一切影响着世界的生长，世界的模样又反过来影响我们的生活。
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大多数时间里，埋头于自己的生活，无暇顾及世界，尽管是“我们”构成了“世界”。我们天然地认为现在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是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就存在的，科学是必定会进步的，财富是必定会增加的。
那么，我们是怎么一步步获得这个“必定”的呢？在母亲节，我们不妨重温一下近100年来女性的生育情况变化。
■ 蒙古国乌兰巴托国家母婴保健中心，一位母亲和她刚出生的婴儿。图源：UNICEF
在传统接生中，女性分娩主要由接生婆完成；而接生婆自然不会是什么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依靠的多是祖传经验，能用的工具也无非就是一身力气、一些药物、利器刀具。分娩过程中，稳婆主要依靠压肚子、手掏、刀割来“帮助”产妇。遇上双胎、胎位异常、胎儿巨大……等等问题，极容易给女性身体造成损伤，产生“保大保小”的艰难抉择，甚至……一尸两命/三命。产妇的死亡率会达到“百人之中死者或五六焉，或七八焉”。即便是顺产产妇，母子平安，这“平安”的背后，也可能留下产道损伤，更缺乏后续的消炎药物。在1898年的《万国公报》上，对当时的稳婆接生场景的描绘，简直到了不适宜在这里列出的程度。“将牝户硬攀……前后户撕成一气”。《申报》也有大量关于接生伤亡的报道，甚至有稳婆手掏胎儿却将产妇内脏掏出的报道……令人掩面，不忍卒读。
当然传统医学也对处理难产有一些研究，但主要的一线执行者稳婆又能学习多少呢？大多数的百姓又怎么能及时地请到对口的大夫呢？更不要说这“急救良方”也是良莠不齐，因为知识门槛的存在不乏鱼目混珠者，甚至还有“难产产妇手执活田螺两个或产妇手抓笔梗”这样的内容刊登在报纸上。
1835年，外国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设了第一所西医医院，所谓的“西医”接生法在中国开始推行，在周游的《麒麟》一书中就写到乾隆年间的传教士洋大夫把一个“脚踏莲心捧心胎”接生了下来，当然女子的丈夫因为妻子被人看了身子，恨不能把洋大夫手刃了。在1892年，大陆的第一例剖腹产被广泛报导，同一时期麻醉药物已经在英美国家用于缓解分娩疼痛。
值得注意的是，科技达到了这一步，但并不意味着广大群众都能用到，毕竟科技有成本，并且需要人手来实施，这是需要更广泛的基础的。
■ 马拉维利隆圭卡穆祖中央医院，母亲泽奈达·恩达瓦拉拉和她的孩子。图源：盖茨基金会
在萧红的《生死场》一书中，分娩完全被描写成对女性的刑罚，是和小狗小猪的生产对比着写的，甚至比牲畜更不易。产妇主动把席子收起来，接生婆还要她把土炕上的柴草也卷起来；而她的丈夫，则说她是“装死”。孩子呢？“这边孩子落产了，孩子当时就死去！”而叶广岑的《状元媒》的破败贵族家里，七舅奶奶当时已经44岁。“浮肿的下肢，困难的呼吸，苍白的面容，说明了这位高龄产妇具备了先兆子痫的基本症状。”而她遇到的问题还有胎位异常，“肚里的胎儿伸出了一条腿。”七舅奶奶到底没过了这一关，屋内地上、盆里到处是血，孩子倒是活了下来。在老舍的《骆驼祥子》里，可以花10块钱请医生来看诊，可以花20块钱请医生来接生，也可以花几十块钱去医院。然而，“祥子没办法，只好等着该死的就死吧。虎妞在夜里十二点，带着个死孩子，断了气。”
到了新中国，我们有了“新法接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这句话很有意思，我们看看它的权重：首先是母亲的健康，有母亲的健康，才有婴儿的健康，降低“死产率”；而有了婴儿的健康，后续是希望婴儿成长为儿童。而我们也确实做到了，大陆孕产妇死亡率从解放前的1500/10万活产降到2019年的17.8/10万活产，围产儿死亡率从解放前的200‰降到1975年的47‰，2019年下降到5.6‰的世界较低水平。
■ 孕产妇及新生儿破伤风消除确认工作调查组成员正在访问一位母亲和孩子。图源：UNICEF
在第一次全国妇幼卫生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改造旧式接生婆，推行新法接生，减低脐带风、产褥热的死亡”的基本任务。在茹志鹃《静静的产院》里，我们看到：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有了三间房子组成的产院，有五个床位，有消毒、量血压、抽血，有补血的、止痛的、止血的、麻醉针剂；虽然没有驻院医生，但可以请镇上的医生来做手术，也可以叫救护车来接病人。而这只是一个镇下属的公社，条件已经远远超越了虎妞和七舅奶奶所在的北平城。这也反映了大陆农村的三级医疗体系：县一级成立人民医院、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在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一级设立了卫生室。事实上，大陆解放后，农村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下降速度大于城市，城乡差距不断减小。
除了生死问题之外，现在的围产期保健更会关注相关的生殖系统疾病、性传播疾病及慢性疾病、性别歧视及家族暴力等。女性生育安全的提高不仅仅是个医学问题，更关系到经济、卫生、教育、及女性地位问题。
随着科技的发展、分娩痛苦的减轻，它在需要冲突的文学作品中也渐渐难以成为主角。在《平凡的世界》里，虽然贺秀莲说：“要是男大夫接生，我就不去！”但最终她还是在医院里诞下了孩子，且母子平安。在《有喜》这本小说里，描述了4对夫妻寻求辅助生育技术的过程，而其中的主要冲突来自一位产妇的婆婆：不顾及儿媳的身体条件和胎儿生长的自然规律，非要顺产并且挑日子，气得产妇差点跳楼。在《盐镇》里，写到了更多关于女性怀孕、流产、未婚先孕、离婚养娃……的选择。我们的科技水平、医疗卫生水平的确是有了长足的长进，但女性对于自己身体的认知、对于生理和疾病的知识、对于自己要选择怎样人生的思考方式……我总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为一个科普作者、一个女儿的妈妈，我始终抱有这种使命感。
我们很难从过去关于生育的报道及文学描述中获得全面的了解。因为在历史上很长时期，“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所遭受的大部分故事是由男性来阐述的，不太可能做得到“感同身受”。而但凡能够被流传的都市故事，必然有一定的戏剧性，否则它不具有被述说的价值。
作为前妇产科医生和一位母亲，我当然了解生育分娩过程中的各种艰险。而且除了“孕”和“生”之外，“养”和“育”同样有很多话题可讲。但本文并不意欲“恐吓”想选择成为母亲的人。与“无知者无畏”的态度相比，我更坚信“知情同意”是更好的选择。当我们成长为独立女性，需要综合考虑自己所能获得的服务及自己的人生目标，来考量是否要成为一个母亲。一旦你我选择成为母亲，便终身是母亲。幸运的是，我们所处的时代，至少在医疗保健这方面，足以给予我们最大的信心，也让我们能有余力，去应付之后更多的问题。
■ 乌干达纳卡塞克区的纳卡塞克综合医院，纳卡尼科·安妮特带着三个月大的婴儿娜塔莎·夸加拉等待接种疫苗。图源：盖茨基金会
我们的时代基本上已经解决了“成为母亲”过程中的生理健康问题（虽然还是需要反复教育），但是时代迅速发展的同时，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心理支持与社会环境支持不足，也会令母亲们迷惘。尤其是现在“家庭”的单位变小，“举全村之力养育一个孩子”的盛况不再，大家都缺乏做母亲的经验，即便在社交媒体上交流也可能陷入信息茧房。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滋生。有了健康，还要快乐。作为科普工作者，我自当尽我所能确保女性能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无论你是否想成为母亲——并帮助大家在所选择的道路上快乐前行。
参考资料
晚清女性身体问题研究The Study about the Female Body Issues in Late Qing Dynasty，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曾繁花
20世纪50年代文学中的“新法接生”——记录新中国生命治理的开端，王宇，何秀雯，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3):162-172
女性生殖健康与围产保健，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妇产医院，黄醒华，纪念卓越的人民医学家林巧稚大夫诞辰100周年——全国妇产科高级学术论坛论文集（2001）.
作者：徐蕴芸
临床医学博士，曾于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学习与工作，现为科普作者，两个孩子的妈妈。在自己的孕产过程中，曾经“怀胎8月光猪跑”引起关注与争议，致力于推广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女性福祉、母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