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曆史的長河中，女性生育健康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從傳統接生到現代醫學的發展，從分娩的高風險到現代醫療技術的革新，這些進步不僅降低了孕産婦和嬰兒的死亡率，也反映了社會對女性生育健康認知的轉變。盡管醫學技術取得了顯著進步，女性在生育過程中的心理支援和社會環境支援仍面臨着新的挑戰。我們有責任確定女性能夠在充分了解資訊的基礎上，做出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并在成為母親的道路上快樂前行。
我做科普的時候經常說，媽媽健康，孩子才能健康。而我們為什麼要讓孩子健康呢？因為健康的孩子，才能成長為健康的大人，構築健康的世界，一個你我都置身其中的世界，一個無論你結不結婚、生不生孩子、在哪裡怎樣生活，都會受影響的世界。我們所做的一切影響着世界的生長，世界的模樣又反過來影響我們的生活。
大多數人，包括我，在大多數時間裡，埋頭于自己的生活，無暇顧及世界，盡管是“我們”構成了“世界”。我們天然地認為現在的一切是理所當然的，是我們生下來的時候就存在的，科學是必定會進步的，财富是必定會增加的。
那麼，我們是怎麼一步步獲得這個“必定”的呢？在母親節，我們不妨重溫一下近100年來女性的生育情況變化。
■ 蒙古國烏蘭巴托國家母嬰保健中心，一位母親和她剛出生的嬰兒。圖源：UNICEF
在傳統接生中，女性分娩主要由接生婆完成；而接生婆自然不會是什麼知書達理的大家閨秀，依靠的多是祖傳經驗，能用的工具也無非就是一身力氣、一些藥物、利器刀具。分娩過程中，穩婆主要依靠壓肚子、手掏、刀割來“幫助”産婦。遇上雙胎、胎位異常、胎兒巨大……等等問題，極容易給女性身體造成損傷，産生“保大保小”的艱難抉擇，甚至……一屍兩命/三命。産婦的死亡率會達到“百人之中死者或五六焉，或七八焉”。即便是順産産婦，母子平安，這“平安”的背後，也可能留下産道損傷，更缺乏後續的消炎藥物。在1898年的《萬國公報》上，對當時的穩婆接生場景的描繪，簡直到了不适宜在這裡列出的程度。“将牝戶硬攀……前後戶撕成一氣”。《申報》也有大量關于接生傷亡的報道，甚至有穩婆手掏胎兒卻将産婦内髒掏出的報道……令人掩面，不忍卒讀。
當然傳統醫學也對處理難産有一些研究，但主要的一線執行者穩婆又能學習多少呢？大多數的百姓又怎麼能及時地請到對口的大夫呢？更不要說這“急救良方”也是良莠不齊，因為知識門檻的存在不乏魚目混珠者，甚至還有“難産産婦手執活田螺兩個或産婦手抓筆梗”這樣的内容刊登在報紙上。
1835年，外國傳教士在近代中國開設了第一所西醫醫院，所謂的“西醫”接生法在中國開始推行，在周遊的《麒麟》一書中就寫到乾隆年間的傳教士洋大夫把一個“腳踏蓮心捧心胎”接生了下來，當然女子的丈夫因為妻子被人看了身子，恨不能把洋大夫手刃了。在1892年，大陸的第一例剖腹産被廣泛報導，同一時期麻醉藥物已經在英美國家用于緩解分娩疼痛。
值得注意的是，科技達到了這一步，但并不意味着廣大群衆都能用到，畢竟科技有成本，并且需要人手來實施，這是需要更廣泛的基礎的。
■ 馬拉威利隆圭卡穆祖中央醫院，母親澤奈達·恩達瓦拉拉和她的孩子。圖源：蓋茨基金會
在蕭紅的《生死場》一書中，分娩完全被描寫成對女性的刑罰，是和小狗小豬的生産對比着寫的，甚至比牲畜更不易。産婦主動把席子收起來，接生婆還要她把土炕上的柴草也卷起來；而她的丈夫，則說她是“裝死”。孩子呢？“這邊孩子落産了，孩子當時就死去！”而葉廣岑的《狀元媒》的破敗貴族家裡，七舅奶奶當時已經44歲。“浮腫的下肢，困難的呼吸，蒼白的面容，說明了這位高齡産婦具備了先兆子痫的基本症狀。”而她遇到的問題還有胎位異常，“肚裡的胎兒伸出了一條腿。”七舅奶奶到底沒過了這一關，屋内地上、盆裡到處是血，孩子倒是活了下來。在老舍的《駱駝祥子》裡，可以花10塊錢請醫生來看診，可以花20塊錢請醫生來接生，也可以花幾十塊錢去醫院。然而，“祥子沒辦法，隻好等着該死的就死吧。虎妞在夜裡十二點，帶着個死孩子，斷了氣。”
到了新中國，我們有了“新法接生”。《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了“推廣衛生醫藥事業，并注意保護母親、嬰兒和兒童的健康”。這句話很有意思，我們看看它的權重：首先是母親的健康，有母親的健康，才有嬰兒的健康，降低“死産率”；而有了嬰兒的健康，後續是希望嬰兒成長為兒童。而我們也确實做到了，大陸孕産婦死亡率從解放前的1500/10萬活産降到2019年的17.8/10萬活産，圍産兒死亡率從解放前的200‰降到1975年的47‰，2019年下降到5.6‰的世界較低水準。
■ 孕産婦及新生兒破傷風消除确認工作調查組成員正在通路一位母親和孩子。圖源：UNICEF
在第一次全國婦幼衛生工作座談會上，提出了“改造舊式接生婆，推行新法接生，減低臍帶風、産褥熱的死亡”的基本任務。在茹志鵑《靜靜的産院》裡，我們看到：人民公社成立以後，有了三間房子組成的産院，有五個床位，有消毒、量血壓、抽血，有補血的、止痛的、止血的、麻醉針劑；雖然沒有駐院醫生，但可以請鎮上的醫生來做手術，也可以叫救護車來接病人。而這隻是一個鎮下屬的公社，條件已經遠遠超越了虎妞和七舅奶奶所在的北平城。這也反映了大陸農村的三級醫療體系：縣一級成立人民醫院、公社一級成立衛生院，在大隊（相當于現在的村）一級設立了衛生室。事實上，大陸解放後，農村孕産婦和嬰兒死亡率下降速度大于城市，城鄉差距不斷減小。
除了生死問題之外，現在的圍産期保健更會關注相關的生殖系統疾病、性傳播疾病及慢性疾病、性别歧視及家族暴力等。女性生育安全的提高不僅僅是個醫學問題，更關系到經濟、衛生、教育、及女性地位問題。
随着科技的發展、分娩痛苦的減輕，它在需要沖突的文學作品中也漸漸難以成為主角。在《平凡的世界》裡，雖然賀秀蓮說：“要是男大夫接生，我就不去！”但最終她還是在醫院裡誕下了孩子，且母子平安。在《有喜》這本小說裡，描述了4對夫妻尋求輔助生育技術的過程，而其中的主要沖突來自一位産婦的婆婆：不顧及兒媳的身體條件和胎兒生長的自然規律，非要順産并且挑日子，氣得産婦差點跳樓。在《鹽鎮》裡，寫到了更多關于女性懷孕、流産、未婚先孕、離婚養娃……的選擇。我們的科技水準、醫療衛生水準的确是有了長足的長進，但女性對于自己身體的認知、對于生理和疾病的知識、對于自己要選擇怎樣人生的思考方式……我總覺得，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作為一個科普作者、一個女兒的媽媽，我始終抱有這種使命感。
我們很難從過去關于生育的報道及文學描述中獲得全面的了解。因為在曆史上很長時期，“女子無才便是德”，女性所遭受的大部分故事是由男性來闡述的，不太可能做得到“感同身受”。而但凡能夠被流傳的都市故事，必然有一定的戲劇性，否則它不具有被述說的價值。
作為前婦産科醫生和一位母親，我當然了解生育分娩過程中的各種艱險。而且除了“孕”和“生”之外，“養”和“育”同樣有很多話題可講。但本文并不意欲“恐吓”想選擇成為母親的人。與“無知者無畏”的态度相比，我更堅信“知情同意”是更好的選擇。當我們成長為獨立女性，需要綜合考慮自己所能獲得的服務及自己的人生目标，來考量是否要成為一個母親。一旦你我選擇成為母親，便終身是母親。幸運的是，我們所處的時代，至少在醫療保健這方面，足以給予我們最大的信心，也讓我們能有餘力，去應付之後更多的問題。
■ 烏幹達納卡塞克區的納卡塞克綜合醫院，納卡尼科·安妮特帶着三個月大的嬰兒娜塔莎·誇加拉等待接種疫苗。圖源：蓋茨基金會
我們的時代基本上已經解決了“成為母親”過程中的生理健康問題（雖然還是需要反複教育），但是時代迅速發展的同時，發展不平衡導緻的心理支援與社會環境支援不足，也會令母親們迷惘。尤其是現在“家庭”的機關變小，“舉全村之力養育一個孩子”的盛況不再，大家都缺乏做母親的經驗，即便在社交媒體上交流也可能陷入資訊繭房。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會滋生。有了健康，還要快樂。作為科普工作者，我自當盡我所能確定女性能做出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無論你是否想成為母親——并幫助大家在所選擇的道路上快樂前行。
參考資料
晚清女性身體問題研究The Study about the Female Body Issues in Late Qing Dynasty，暨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曾繁花
20世紀50年代文學中的“新法接生”——記錄新中國生命治理的開端，王宇，何秀雯，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03):162-172
女性生殖健康與圍産保健，首都醫科大學北京婦産醫院，黃醒華，紀念卓越的人民醫學家林巧稚大夫誕辰100周年——全國婦産科進階學術論壇論文集（2001）.
作者：徐蘊芸
臨床醫學博士，曾于北京協和醫院婦産科學習與工作，現為科普作者，兩個孩子的媽媽。在自己的孕産過程中，曾經“懷胎8月光豬跑”引起關注與争議，緻力于推廣健康科學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女性福祉、母嬰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