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自强
嘉兴人爱读书，也爱藏书，如朱彝尊所说的，“虽三家之村必储经籍”，一般士绅都喜欢以“耕读传家”来标榜。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嘉兴私家藏书事业之繁荣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据专家统计，自南北朝至近代有藏书事迹可考的浙江历代藏书家中，嘉兴藏书家315名，高于杭州的270名，宁波的188名，绍兴的121名，名列浙江第一。浙江第一，差不多也接近全国第一了吧。
嘉兴有史可稽的第一个藏书家，是北宋的赵衮。赵衮字良弼（一作希甫），大致生活在宋仁宗、宋哲宗时代，官至广安军知府，与欧阳修、石介等著名文人多有交往。赵衮致仕后安家于嘉兴，在南湖边营造了一座园林，人称“赵老园”。赵衮在园中藏书万卷，成为当时有名的藏书家。宋张尧同《嘉禾百咏·赵老园》：“藏书几万卷，归老此林泉。不为寻莼鲙，于公亦有贤。”
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嘉兴经济、文化逐渐走到了全国前列，嘉兴的藏书也进入了鼎盛时期，出现了一大批闻名全国的大藏书家，举其名者而言，明代有沈启原、项元汴、项笃寿、高承埏、周履靖、冯梦枝、包柽芳、李日华、陈邦俊、姚北若、沈嗣选、蒋之翘、王志和、辅、祝以幽、陆钰等，清代则有曹溶、朱彝尊、陈昂、咸芸、沈嗣选、马海、张廷济、庄仲方、戴松门、计光炘、陆筠、章全、曹言纯、钱泰吉、唐翰题、张鸣珂、忻虞卿、沈管植、金蓉镜、祝廷锡、陆陇其、钱天树、葛金烺、吕留良、金檀、汪森、陆费墀、张惟赤、张宗松、张宗柟、张宗橚、查慎行、吴骞、马思赞、陈鳣、许焞、陈邦彦、蒋光煦、蒋光熵等，都是江南藏书界响当当的人物，可谓极一时之盛。
藏书并不是“买书”那样的简单，需要付出极大的时间、精力.还得有学问，还得有机会。朱彝尊是清初的大诗人、大学者，他的潜采楼、曝书亭藏书多达8万卷，不无自得地宣称“拥书八万卷，足以豪矣”。
朱彝尊在藏书上花的功夫似乎并不比读书少，而他对藏书的成就感似乎也不在著书之下，他有诗句：“著录九经堪送老，拥书万卷不官贫”，更是把“拥书”与“善录”相提并论，朱彝尊在《曝书亭著录自序》中自称“凡束修之入，愚以买书”，俸禄全用来买书了，为寻访古籍，他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遍访城乡，庙寺、墓阙搜求图书、金石。外出游历，朱彝尊也随身带着不少典籍，一旦发现稀见书籍，就校勘、考证一番，以确认其价值。
朱彝尊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以布衣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参与纂修《明史》，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珍稀古籍。就像一个饕特之徒进了美食之肆，朱彝尊禁不住诱惑，干了一件“违法乱纪”的事、他把一个书童偷偷带入史馆，抄录稀见的古籍善本。
此事被掌院学士发觉并告发，撤掉了朱彝尊的翰林检讨。为抄书而丢官，看起来而私心不悔也。”他还作了一首《书椟铭》：“夺依七品官，写我万卷方藏书印，私底下似乎还有几分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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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更为出格的，是为藏书而做起了“小偷”，清康熙二十年（1681），朱彝尊典试江左，听说藏书家钱曾刚撰写了《读书敏求记》一书。这钱曾也是个人物，他是钱谦益的族孙，爱书成癖，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读书敏求记》是他呕心沥血之作，是中国第一部研究版本的专著，钱曾把这书视同拱壁，平日锁在家里，外出就让书童带在身边，轻易不让人看上一眼。
朱赫尊遂于某日设下酒席，请钱曾和当地名流宴饮，酒酣耳热之际，朱彝尊用黄金和裘衣收买钱曾的书童，叫书童把《读书敏求记》拿出来，让预先埋伏于密室中的十几个抄手分头抄了下来，从此《读书敏求记》才流传开来，我们今天能看到这本好书，还得感谢朱彝尊当年灵机一动的“商业贿路”。
嘉兴多有藏书世家，如桐乡汪氏的裘杼楼，平湖葛氏的传朴堂。海盐张氏的涉园，海宁马家的道古楼，而最有名的当数海宁慈氏。蒋氏的来青阁、别下斋、衍芬草堂及西涧草堂藏书世代相承，衍芬草堂藏书更是历经六世递藏，绵延二百余年。
蒋氏藏书始于康熙年间的蒋云风，蒋云凤有四子，人称老大、老二、老三、老四房，都以藏书著称，其子孙中最有名的藏书家是蒋光煦和蒋光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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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光煦是二房蒋仁基的孙子，他的藏书楼名为“别下斋”，取义于孔子《论语》“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所谓“囷而学之，庶自别于下民”，蒋光煦苦心经营，所藏宋元古籍及精旧抄本达十万多卷，成为浙北地区第一藏书大家。
著名学者俞樾在参观了别下斋后感慨说：“其家藏书，甲于浙右，所得多宋元椠本及旧钞本。”蒋光煦收藏的如宋本《晋书》、宋刻本《杜诗补注》、宋抄本《棠湖诗稿》等，都是稀世珍本。蒋光熵的藏书楼名为“衍芬草堂”，藏书也达十万金卷，其中多有宋元善本及手稿精抄之本。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蒋光熵为避战火，将珍贵藏书转移至海盐南北湖鸡笼山麓的蒋氏墓庐“西洲草堂”，逃过一劫。《西洞草堂书目》所载藏书，共有1605部24813册，其中善本宋刊本25部238册，元刊本27部482册，明刊本76部1213册，手稿及抄校本146部955册，令人叹为观止。蒋氏一族中，其他如蒋楷、蒋学坚、蒋佐尧、蒋学培、蒋望曾、蒋鉴周、蒋述彭、蒋鹏骞、蒋廷黻、蒋钦顼等，均享誉藏书界。
藏书家酷嗜善本、古本，并以之来校勘世所通行的版本，而经过他们校勘的版本，往往成为新的善本，所以著名的藏书家都是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嘉兴的藏书家如吴骞、陈鳣、张廷济、钱泰吉、金蓉镜，都是学问上的专家，如吴骞所校勘的古籍中，现在作为善本存世的，有205种1723卷。
再如桐乡的鲍廷博（字以文，号渌饮，藏书楼为“知不足斋”），精于版本目录学，记忆力又强，他见了古籍，“每一过目，即能记其某卷某叶某讹字，有持书来问者，不待翻阅，见其板口，即曰此某氏板，某卷刊讹若干字，案之历历不爽”（翁广平《鲍渌饮传》）。
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向全国征集书籍，鲍家献藏书626种，是全国私家献书中最多的。《四库全书》选录了250种、存目129种，可见其藏书质量之高。鲍廷博把他校勘过的古籍珍本，编为《知不足斋丛书》，共收书207种，成为世所公认的善本。
当时，嘉庆皇帝的书斋名也叫“知不足斋”，嘉庆看到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后，特意下了一道旨意：“朕近日读鲍氏丛书，亦名＇知不足斋＇，为语鲍氏勿改。朕帝王家之“知不足＇，鲍氏乃读书人＇知不足”也。”鲍廷博的“知不足斋”，竟然可以打破“避讳”的规矩，可见其校勘之精、影响之大，更可见鲍廷博学问之精深。
古代藏书不易，一旦搜寻到了珍本、善本，往往视同拱璧，不肯轻易示人，更不愿刊布出来。这自然有其客观原因，但也因此使得珍本、善本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价值。在这一点上，嘉兴的藏书家也体现了高出一筹的见识。
曹溶:来自网络
曹溶（字洁躬、秋岳，号倦圃，嘉兴人），是明清之际著名的藏书家，他的“静惕堂”以收藏宋元古籍著称，所藏宋人文集达180家、元人文集达115家，为一时之冠。曹溶在中国藏书史上的杰出贡献，不仅在于其藏书之多、之精，更在于他提出了收藏与流通相结合的藏书理论。他专门撰写了《流通古书约》一文，认为藏书家的通病，就是“护惜所有，以独得为可矜，以公诸世为失策也”。
这样一来，“我不借人，人亦决不借我，封己守株”，书籍就不能流通传观，著者“竭一生辛力”而成的著作，却为个别藏书家“绨锦为衣，旃檀作室”，束之高阁，书籍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曹溶进而提出了他的“古书流通法”，主张藏书家们交流藏书目录，互借抄录，这种既可使罕见好书不至于失传，更能在流通中让更多人看到。
曹溶说到做到，他与朱彝尊等藏书家就相约抄书，互通有无。曹溶这种把古籍保存与流通融为一体的思想，是其超越时代之处，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借鉴意义。
【嘉兴文史记忆.嘉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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