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楊自強
嘉興人愛讀書，也愛藏書，如朱彜尊所說的，“雖三家之村必儲經籍”，一般士紳都喜歡以“耕讀傳家”來标榜。有了這樣的群衆基礎，嘉興私家藏書事業之繁榮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據專家統計，自南北朝至近代有藏書事迹可考的浙江曆代藏書家中，嘉興藏書家315名，高于杭州的270名，甯波的188名，紹興的121名，名列浙江第一。浙江第一，差不多也接近全國第一了吧。
嘉興有史可稽的第一個藏書家，是北宋的趙衮。趙衮字良弼（一作希甫），大緻生活在宋仁宗、宋哲宗時代，官至廣安軍知府，與歐陽修、石介等著名文人多有交往。趙衮緻仕後安家于嘉興，在南湖邊營造了一座園林，人稱“趙老園”。趙衮在園中藏書萬卷，成為當時有名的藏書家。宋張堯同《嘉禾百詠·趙老園》：“藏書幾萬卷，歸老此林泉。不為尋莼鲙，于公亦有賢。”
到了明清時期，随着嘉興經濟、文化逐漸走到了全國前列，嘉興的藏書也進入了鼎盛時期，出現了一大批聞名全國的大藏書家，舉其名者而言，明代有沈啟原、項元汴、項笃壽、高承埏、周履靖、馮夢枝、包柽芳、李日華、陳邦俊、姚北若、沈嗣選、蔣之翹、王志和、輔、祝以幽、陸钰等，清代則有曹溶、朱彜尊、陳昂、鹹芸、沈嗣選、馬海、張廷濟、莊仲方、戴松門、計光炘、陸筠、章全、曹言純、錢泰吉、唐翰題、張鳴珂、忻虞卿、沈管植、金蓉鏡、祝廷錫、陸隴其、錢天樹、葛金烺、呂留良、金檀、汪森、陸費墀、張惟赤、張宗松、張宗柟、張宗橚、查慎行、吳骞、馬思贊、陳鳣、許焞、陳邦彥、蔣光煦、蔣光熵等，都是江南藏書界響當當的人物，可謂極一時之盛。
藏書并不是“買書”那樣的簡單，需要付出極大的時間、精力.還得有學問，還得有機會。朱彜尊是清初的大詩人、大學者，他的潛采樓、曝書亭藏書多達8萬卷，不無自得地宣稱“擁書八萬卷，足以豪矣”。
朱彜尊在藏書上花的功夫似乎并不比讀書少，而他對藏書的成就感似乎也不在著書之下，他有詩句：“著錄九經堪送老，擁書萬卷不官貧”，更是把“擁書”與“善錄”相提并論，朱彜尊在《曝書亭著錄自序》中自稱“凡束修之入，愚以買書”，俸祿全用來買書了，為尋訪古籍，他幾乎跑遍了大半個中國，遍訪城鄉，廟寺、墓阙搜求圖書、金石。外出遊曆，朱彜尊也随身帶着不少典籍，一旦發現稀見書籍，就校勘、考證一番，以确認其價值。
朱彜尊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以布衣舉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檢讨，參與纂修《明史》，有機會接觸到大量的珍稀古籍。就像一個饕特之徒進了美食之肆，朱彜尊禁不住誘惑，幹了一件“違法亂紀”的事、他把一個書童偷偷帶入史館，抄錄稀見的古籍善本。
此事被掌院學士發覺并告發，撤掉了朱彜尊的翰林檢讨。為抄書而丢官，看起來而私心不悔也。”他還作了一首《書椟銘》：“奪依七品官，寫我萬卷方藏書印，私底下似乎還有幾分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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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彜尊更為出格的，是為藏書而做起了“小偷”，清康熙二十年（1681），朱彜尊典試江左，聽說藏書家錢曾剛撰寫了《讀書敏求記》一書。這錢曾也是個人物，他是錢謙益的族孫，愛書成癖，到了如癡如狂的地步，《讀書敏求記》是他嘔心瀝血之作，是中國第一部研究版本的專著，錢曾把這書視同拱壁，平日鎖在家裡，外出就讓書童帶在身邊，輕易不讓人看上一眼。
朱赫尊遂于某日設下酒席，請錢曾和當地名流宴飲，酒酣耳熱之際，朱彜尊用黃金和裘衣收買錢曾的書童，叫書童把《讀書敏求記》拿出來，讓預先埋伏于密室中的十幾個抄手分頭抄了下來，從此《讀書敏求記》才流傳開來，我們今天能看到這本好書，還得感謝朱彜尊當年靈機一動的“商業賄路”。
嘉興多有藏書世家，如桐鄉汪氏的裘杼樓，平湖葛氏的傳樸堂。海鹽張氏的涉園，海甯馬家的道古樓，而最有名的當數海甯慈氏。蔣氏的來青閣、别下齋、衍芬草堂及西澗草堂藏書世代相承，衍芬草堂藏書更是曆經六世遞藏，綿延二百餘年。
蔣氏藏書始于康熙年間的蔣雲風，蔣雲鳳有四子，人稱老大、老二、老三、老四房，都以藏書著稱，其子孫中最有名的藏書家是蔣光煦和蔣光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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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光煦是二房蔣仁基的孫子，他的藏書樓名為“别下齋”，取義于孔子《論語》“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所謂“囷而學之，庶自别于下民”，蔣光煦苦心經營，所藏宋元古籍及精舊抄本達十萬多卷，成為浙北地區第一藏書大家。
著名學者俞樾在參觀了别下齋後感慨說：“其家藏書，甲于浙右，所得多宋元椠本及舊鈔本。”蔣光煦收藏的如宋本《晉書》、宋刻本《杜詩補注》、宋抄本《棠湖詩稿》等，都是稀世珍本。蔣光熵的藏書樓名為“衍芬草堂”，藏書也達十萬金卷，其中多有宋元善本及手稿精抄之本。
太平天國運動期間，蔣光熵為避戰火，将珍貴藏書轉移至海鹽南北湖雞籠山麓的蔣氏墓廬“西洲草堂”，逃過一劫。《西洞草堂書目》所載藏書，共有1605部24813冊，其中善本宋刊本25部238冊，元刊本27部482冊，明刊本76部1213冊，手稿及抄校本146部955冊，令人歎為觀止。蔣氏一族中，其他如蔣楷、蔣學堅、蔣佐堯、蔣學培、蔣望曾、蔣鑒周、蔣述彭、蔣鵬骞、蔣廷黻、蔣欽顼等，均享譽藏書界。
藏書家酷嗜善本、古本，并以之來校勘世所通行的版本，而經過他們校勘的版本，往往成為新的善本，是以著名的藏書家都是版本學家、目錄學家、校勘學家。嘉興的藏書家如吳骞、陳鳣、張廷濟、錢泰吉、金蓉鏡，都是學問上的專家，如吳骞所校勘的古籍中，現在作為善本存世的，有205種1723卷。
再如桐鄉的鮑廷博（字以文，号渌飲，藏書樓為“知不足齋”），精于版本目錄學，記憶力又強，他見了古籍，“每一過目，即能記其某卷某葉某訛字，有持書來問者，不待翻閱，見其闆口，即曰此某氏闆，某卷刊訛若幹字，案之曆曆不爽”（翁廣平《鮑渌飲傳》）。
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時，向全國征集書籍，鮑家獻藏書626種，是全國私家獻書中最多的。《四庫全書》選錄了250種、存目129種，可見其藏書品質之高。鮑廷博把他校勘過的古籍珍本，編為《知不足齋叢書》，共收書207種，成為世所公認的善本。
當時，嘉慶皇帝的書齋名也叫“知不足齋”，嘉慶看到鮑廷博的《知不足齋叢書》後，特意下了一道旨意：“朕近日讀鮑氏叢書，亦名＇知不足齋＇，為語鮑氏勿改。朕帝王家之“知不足＇，鮑氏乃讀書人＇知不足”也。”鮑廷博的“知不足齋”，竟然可以打破“避諱”的規矩，可見其校勘之精、影響之大，更可見鮑廷博學問之精深。
古代藏書不易，一旦搜尋到了珍本、善本，往往視同拱璧，不肯輕易示人，更不願刊布出來。這自然有其客觀原因，但也是以使得珍本、善本沒有發揮出應有的價值。在這一點上，嘉興的藏書家也展現了高出一籌的見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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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溶（字潔躬、秋嶽，号倦圃，嘉興人），是明清之際著名的藏書家，他的“靜惕堂”以收藏宋元古籍著稱，所藏宋人文集達180家、元人文集達115家，為一時之冠。曹溶在中國藏書史上的傑出貢獻，不僅在于其藏書之多、之精，更在于他提出了收藏與流通相結合的藏書理論。他專門撰寫了《流通古書約》一文，認為藏書家的通病，就是“護惜所有，以獨得為可矜，以公諸世為失策也”。
這樣一來，“我不借人，人亦決不借我，封己守株”，書籍就不能流通傳觀，著者“竭一生辛力”而成的著作，卻為個别藏書家“绨錦為衣，旃檀作室”，束之高閣，書籍也就失去了它的價值。曹溶進而提出了他的“古書流通法”，主張藏書家們交流藏書目錄，互借抄錄，這種既可使罕見好書不至于失傳，更能在流通中讓更多人看到。
曹溶說到做到，他與朱彜尊等藏書家就相約抄書，互通有無。曹溶這種把古籍儲存與流通融為一體的思想，是其超越時代之處，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借鑒意義。
【嘉興文史記憶.嘉興卷】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