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资料是古代的，眼光却是现代的”

《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友兰先生于1946年至1947年受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期间，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英文讲稿，后经整理，于1948年由麦克米伦公司出版。

冯友兰（1895年—1990年），中国当代享有国际声誉的思想家、哲学史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52年后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他曾归纳自己的著述为“三史释古今，六书纪贞元”。“贞元六书”包括《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是冯友兰所建构的“新理学”原创哲学体系。“三史”即冯著三种中国哲学史，依照撰述年代依次为《中国哲学史》（上下卷，1931、1934）、《中国哲学简史》（1948）《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1982-1991）。

据《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的英译者布德说：

读者现在手持的这卷书堪称是第一本对中国哲学，从古代的孔子直到今日，进行全面介绍的英文书籍。这样一本书出自中国知识界公认的最优秀学者之一的笔下，它的问世，就有了更大的意义。

布德还指出这部书与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关系：

冯博士决心自己动手，把他先前的著作《中国哲学史》缩写为英文的一卷本，并要我予以协助。结果就是现在的这本书。

这本书的内容主题与中文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并无出入，本书第一章到第十六章大致相当于两卷本的第一卷，第十七章到书末相当于第二卷。

本书与一般的缩写本相较，还有其他一些特色。首先，本书是作者为西方读者而写的，因此，它的内容和论述角度和为中国读者写时有所不同。

本书里有些结论性的见解和重点，是冯博士自一九三四年完成两卷本之后的新见解。

《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友兰为英文读者所写的著作。2004年，赵复三先生将其翻译为中文。译者称：

细心的读者读冯先生的这部著作，会觉得如同是新著一样。

《简史》问世之时，是在冯先生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出版十几年，又在“贞元六书”完成之后；资料是古代的，眼光却是现代的；运用史料时是史家，探讨问题时却是哲学家。

冯先生轻松驾驭着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这两部历史，来写作这部《简史》，思想资料是中国的，考虑哲学问题的眼光却是世界的，这是迄今在国际学术界还未见有第二位能做到的。

《简史》全书共28章。前15章从中国哲学的精神入手，介绍中国哲学产生的地理、经济背景，阐述孔子、老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先秦诸子，以及道家、儒家、佛家等哲学流派的发展。从16章到26章，讲秦汉以降直至明代的哲学发展，概述汉唐以降中国哲学的发展，尤其是宋明时期的理学，即新儒学的核心思想，及其对中国后世哲学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并涉及中国哲学与世界的关系。最后2章，探讨西方哲学的传入和当代（截至本书完成之时）中国哲学的进展。

作者自述，他运用清代儒家对中国古代哲学典籍校勘考订的成果，并运用分析方法来澄清这些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所以《中国哲学简史》是快捷了解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思想学说的参考书。

认识哲学

什么是哲学？冯友兰先生指出：

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的反思。人只要还没有死，他就还是在人生之中，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人生进行反思，至于作系统反思的人就更少。一个哲学家总要进行哲学思考，这就是说，他必须对人生进行反思，并把自己的思想系统地表述出来。

哲学的任务是什么？

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我所说的正面知识是指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

关于这一点，当代西方哲学的维也纳学派已经阐明：

如果哲学果真去谋求提供正面知识，它将陷于荒谬。

哲学在未来社会将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科学每前进一步，宗教便后退一步；它的权威在科学前进的历程中不断被削弱。

将来的世界里，哲学将取代宗教的地位，这是合乎中国哲学传统的。人不需要宗教化，但是人必须哲学化。当人哲学化了，他也就得到了宗教所提供的最高福分。

因而中国哲学在未来社会里，将会发生更大的作用：

中国人所说的圣人，既在世界里生活，又不属于世界；中国哲学既是现世的，又是彼岸世界的。随着未来的科学进步，我相信宗教的教条和迷信将让位给科学，人对于彼岸世界的追求将在未来的哲学中得到满足。这个未来哲学既是现世的，又是彼岸的。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

不过，作者似乎有点过于乐观了，从作者去世以来的近三十年间，国际和国内的宗教的力量似乎更强大了。科学固然在进步，但宗教干预现实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强。

作者的抱负与自许

在最后一章《侧身现代世界的中国哲学》的开始，作者设问：

在介绍了中国哲学的演变和发展后，读者可能会闯：当前中国哲学，特别是抗日战争以来的中国哲学是什么样？中国哲学对未来世界的哲学能做出什么贡献？

作者的回答，先是介绍了哲学史家和哲学家的区别：

哲学史的作用是告诉我们：过去的哲学家们说了些什么，他们说这些话时是什么意思，而不是我们认为这些话应当意味着什么。

而哲学家的作用则是：

从纯哲学家的角度看，把过去哲学家的思想予以澄清，并把这些思想引申到它们的逻辑结论，从中表明它们是正确或是谬误……这样做包含着“从旧到新”、从传统到现代的思想发展过程。这种发展乃是上述时代精神的又一阶段。这样做已经超出了一个历史家的学术工作范围，而进入一个哲学家的创作范围了。

作者坦陈：“我不满足于自己仅仅成为一个哲学史家。”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北大迁至湖南衡山期间，写下了《新理学》（1937）。在西南联大期间，又写下了《新事论》（1940，又名《中国走向自由之路》）、 《新世训》（1940）、《新原人》（人性新论）（1942）、《新原道》 (1945，又名《中国哲学之精神》)，抗战胜利后，他又写下《新知言》（1946）。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贞元六书”。

在最后一章，作者在回答当代中国哲学有什么发展时，举自己的哲学为例，介绍中国哲学的新发展。

《新理学》介绍了中国哲学的全部形而上学观念。 “某个事物存在着”是中国哲学的前提，程朱学派以至道家都从这句话演绎出他们的全部形而上学思想和概念。从“某个事物存在着”推演出“理”和“气”的观念并不困难；其他观念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演绎出来。在《新理学》里，作者演绎出中国哲学的全部形而上学观念，并把它们结合为一个清楚的思想体系。冯友兰不无得意的介绍：

这部书得到很好的反应，认为它对中国哲学结构的阐述比过去任何一部书都更清楚；并且认为它代表着中国哲学的复兴，而这乃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象征。

《新事论》指出，理的具体化需要一个物质基础。各种类型的社会便是社会结构中包含的各方面理的体现。每一种理的实现都需要一定的物质作为基础，这个物质基础便是任何一种社会的经济基础。作者相信，人类历史要用经济来加以解释。在《新事论》 里，作者运用这个原理来解释中国文明和中国历史。

《新原人》里，作者指出，人与其他动物不同，在于当他做什么事时，他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什么事， 并且自己意识到，是在做这件事。正是这种理解和自我意识使人感到他正在做的事情的意义。人的各种行动带来了人生的各种意义，这些意义的总体构成了“人生境界”四重。

“自然境界”：一个人可以照他的本能或社会习俗而生活。这样的人好像儿童或原始社会中的人，他们做各种事情，而对自己所做的事缺乏自觉，或并不真正意识到它的意义。因此，他所做的对自己并没有什么意义，这种人生是“自然境界”的人生。

“功利境界”：一种人，他有私，时刻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自己。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对他自己来说，都是“有用”的。他的人生境界可以称作“功利境界”。

“道德境界”：有些人，懂得世上并不是只有自己，还存在着一个社会，它是一个整体，自己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好处；或者用儒家的话来说，他行事为人是为义，而不是为利（“正其义而不谋其利”），他是真正有道德的人，所做的都合乎道德，都具有道德的意义。

“天地境界”：有些人知道在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大全的整体，就是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个成员，还是宇宙的一个成员。他在做每一件事时，都意识到，这是为宇宙的好处。这种理解和自觉使他处于一个更高的人生境界，就是在精神上超越人间世的“天地境界”。

《新知言》探讨哲学方法论。作者指出，哲学有两种方法，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正的方法的实质是讨论形而上学的对象，这成为哲学研究的主题。负的方法的实质是对要探讨的形而上学对象不直接讨论，只说它不是什么，在这样做的时候，负的方法得以显示那“某物”的无从正面描述和分析的某些本性。

一个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应当从正的方法开始，而以负的方法告终。它若不以负的方法告终，便不可能登上哲学的高峰。但在中国哲学的历史上，正的方法始终未曾得到充分的发展，或者应当说，它被过分地忽略了。

中国哲学所需要的是：除去幼稚气息，代以明晰思考。有了明晰思考，并不就是哲学的终结，它不过是任何哲学家都应有的思维训练；中国的哲学家们当然需要这样的思维训练。

在西方学术界，冯友兰先生被认为是现代哲学史上“最先具备哲学史家资格的学者”，是西方人了解中国哲学的必经之路。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冯友兰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就是冯友兰。

学习中国哲学，自然要读冯友兰。

关于《老子》的年代

关于老子及《老子》书的年代问题，是近现代学术史上一大公案。梁启超首开质疑之风，冯友兰则从传世文本质疑《老子》的年代。《中国哲学简史》关于道家的发展，是这样说的：

先秦道家思想总共有三个阶段。以杨朱为代表的是第一阶段。《老子》书中大部分所代表的是第二阶段。《庄子》书中大部分则是第三，也就是最后的阶段。

关于老子和《老子》，冯友兰认为：

在我写《中国哲学史》 （两卷本）时，曾提出《老子》一书的著作年代大概在惠施和公孙龙之前，现在我认为《老子》一书的著作年代比我以前所设想的更晚，应在惠施和公孙龙之后。这是因为《老子》书中有不少关于“无名”的讨论，这只能是在人们对“名”的观念有了发展之后。

我所持的这种观点并不要求我认定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毫无关系。 《老子》书中也可能有若干段落是来自老子。我的看法是：《老子》一书的思想体系不可能产生于孔子之前，或与孔子同时。

在1964年第一版、1982年修订重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作者仍坚持“从战国初期思想斗争的情况看，道家思想的出现总在墨翟以后”，而以杨朱作为道家思想的先行者。他说：

这些“逸民”，“隐者”之流，是道家的前驱。……首先为他们创立一种学说、一个学派的人是杨朱。

本书认为，庄周一派，是老聃的思想向唯心主义的发展。

《老子》这部书，虽然很短，统共不过五千来字，但也和大部分的先秦著作一样，是一部总集，而不是某一个人予某一个确定时期的个人专著。所以其中有许多前后不一致，甚至有互相矛盾的地方。

它本来并不是某一个人在某一个时期写的，而是一部总集，一部哲学格言汇编。

冯友兰先生重修《新编哲学史》时，马王堆帛书老子已经出土（1973年），但那是西汉初期的材料了，还不足以说明老子的年代。1993年，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老子》残篇三种版本（甲、乙、丙）。此墓的年代更早，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3世纪初，就很能说明问题，一出世即轰动全世界。

学者陈鼓应先生在《老子今注今译》1973年版序中指出：

老子即老聃，《老子》一书为老聃所作，成书年代不至晚于战国初。

《老子》这本书是一本专著而不是纂辑。

郭店简文《老子》的问世，则更有力的支持了陈鼓应的观点，在1999年的三次修订版序中，他兴奋地指出：

通体观察，我们认为甲组文义接近《老子》祖本，它的抄写年代，距离老聃逝世可能仅百余年。

郭店简文《老子》的问世，不仅打破了《老子》晚出说的谬误，也大大扩展了老学宽广的伦理空间。

郭永秉先生在《<老子>通识》一书中指出，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两种与郭店楚墓竹书《老子》三组，对我们了解《老子》的成书及编纂过程有极大的助益。他总结说：

学者因此多认定郭店简《老子》是一个有目的的摘抄本，而不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老子》格言语录“单位”的结合体，也就是说，至晚在公元前4世纪，一个相当接近于目前所见的《老子》五千言的本子已经存在了。这个时间距离老子的时代不是很远，从上古典籍的形成规律推测，《老子》最有可能就是老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根据老子的言论及留下的文字编纂而成的，它既是老子的语录汇编（可能间有后学的增益），也应该被视为一部有机统一的整体性著作。

关于《老子》一书的成书，我认为还是以立足于郭店楚简的陈鼓应等人的结论为准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