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考古出土的唐代胡俑中背行囊弯腰者较为多见，海内外学术界许多研究者都将他们定名为“步行胡商”或“波斯胡商”“大食商人”，指代穿越茫茫西域丝绸之路的商人。凡是向人们展示丝绸之路商贸时，就会摆出这类胡商形象的陶俑。
从目前搜集到的几十具这类胡商陶俑造型来看，形象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弯腰负重者，二是端立不动者，三是手持包袱者。每一类都形象基本雷同，姿态常规不变。
1、弯腰负重者
由于这类背负包囊而被压成驼背的胡俑，作躬身行走状，所以被形容是穿越茫茫西域丝绸之路的商人，即“行进于沙漠之中执壶背囊的大食人”；还有人把他们描绘成沿着丝绸之路长途跋涉的波斯商人，是不畏艰辛的“行旅商人”或估客，“模仿原型肯定是千里迢迢长途贩运的中亚胡商”，但这样的判断令人生疑。单独一个胡商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包囊，没有携带必备生活用品，根本不可能长途跋涉穿越沙漠戈壁。漫漫路途没有护送，不跟随驼帮或马队、驴队，非常容易遇到劫匪强盗或自然灾害的侵袭。所有的胡商陶俑，造型上全都戴帽子，都穿一样的长及于膝盖的夹衣皮袍，少有束腰单衣长衫装扮，似乎旅程中总是寒冷季节无分冬夏。而且皮袍下摆均被风掀开一角，颇有风餐露宿之态。胡商都穿粗糙的长毡靴，而不是精细的短皮靴，或是裤筒扎进鞋履，靴鞋是他们最重要的装备之一，不仅暗示他们比较寒酸，亦意味着他们身份较低。
从艺术造型上说，雕塑工匠细切入微地状写了胡商的形象：一种是莞尔而笑，风尘仆仆中露出善良本分；一种是低头俯视、气喘愁苦，眼神迷茫中带着警惕，似乎是迷失方向的贩客。饱满动容的形象背后是细腻的心理刻画。这种胡商流动广泛，属于小商小贩无恒产者，甚至属于社会底层“游民”行列，作为“贩夫走卒”地位肯定不高。他们流落游走于城乡之间，渗透在乡里草根和市井平民中间，无法与那些粟特富商大贾相比。这类胡商全身粗糙的服饰已经说明了身份。富有的胡商绝不会自己背负沉重的行囊步走。
从社会身份上说，独立的小商贩身份不会很高，可算是地位卑下的弱势群体。在雕塑者眼中，低头、佝偻的负重形象并不美好，曾有人谐谑驼背人“出得门来背拄天，同行难可与差肩。若教倚向闲窗下，恰似箜篌不著弦”。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胡商都不是年轻人形象，而从史君墓、安伽墓等发现及美秀美术馆所藏的粟特商队图像上可以看到，商队的主要成员应当是青壮年的男人。
卧驼及骑驼俑，西安博物院藏
2、端立不动者
这类陶俑全都是站立者，双腿恭恭敬敬站直，一律右手手握执壶，其范式没有变化，仿佛是听从主人的命令，或是恭顺地讨好主人神态。然而，胡商为什么被塑造成如此谦恭顺服的形象，令人纳闷。笔者曾认为这类站立端正者就是史书上记载的“细脚胡”。
“细脚胡”大概原指体形细瘦、地位低微的胡人，后引申为那些携带轻便而易于步行运输货物的胡商。《北史·儒林传》记载：“何妥字栖凤，西域人也。父细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然而，“细脚胡”事例仅此一则，很难据此定性。唐代被商人（包括胡商）雇佣运输货物、驱使驼马的“作人”又称为“赶脚”“脚夫”，他们是商业经济领域中的重要劳动力。从吐鲁番文书过所来看，往来西域沙碛长途贩运“行客”必须雇佣有“根底”认路而又强壮的赶脚。然而，这样的赶脚往往只是装货卸货的搬运工，本人不是行走小商贩，他们与驮队雇主有着不能脱离的依附关系，不是自来自往的单帮，不会是孤苦伶仃的形象，也不会手持波斯式胡瓶，所以作人与单独背负行囊商贩应该有区别。
胡人手拿的执壶（或银胡瓶）究竟作何用？对此，一种观点认为路途遥远，胡商手拿的囊壶是喝水之用；另有观点认为胡商手执的胡瓶乃是叫卖的物品。我猜测胡商手中所持是胡瓶而非囊壶，也即胡商经常提及的银胡瓶、金胡瓶。只有胡商才有金瓶使用，或许是他们必带的身份标志，而不仅是一般的生活用品。作为胡商身份表征，艺术工匠才会将其塑造在胡俑形象上。
客观地说，出身小商贩的胡商肯定地位低微，他们要饱受地方官府的管控，缴纳衙署关口的赋税，经常遭受掮客牙人的居间盘剥，以及孤单上路伴随商旅沿途风险等苦楚。仅从公元4世纪粟特商人之间的书信来观察，他们经常由于时局危机而陷入困境，没有什么乐观的消息；而且信件显示出那种“在一个相当广泛地理区域内活动的小商贩”的典型特征。在唐代社会中，民间商人被视为“杂类”“贱类”“杂流”等社会阶层，被贵族士大夫乃至一般市民看作唯利是图的小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也不能入仕做官的。即使在一些博戏玩乐场所，属于贱类的商人也常被人驱逐出去，不得与良人平民共嬉同戏。
3、 手持包袱者
这类手持包袱的陶俑出土较少，这里从形象上见仅举三例：
其一故宫所藏之定名为“唐代大食人”的陶俑，头戴卷檐高帽，包袱内包裹的物品据研究者推测是丝绸，大概是因为丝绸可以卷成包袱。实际上这位胡俑左手夹持包袱，右手似乎在振臂挥手、吆喝叫卖或捏码交易。
其二满脸胡须的胡商俑，左胳膊手夹卷裹的纺织品，右手举起作交易捏码状，侧身似乎在讨价还价。美国博物馆研究者称此为闪族人，即阿拉伯人或犹太人，认为是来自喀什的卖小地毯或是小毛毯的商人。也有人认为是来自伊朗东部的商人，在唐朝控制中亚时类似形象和衣着者多是闪米特(Semite)人。
其三头发中分的站立俑，被美国私人收藏家判定为西亚商人，其头发被梳成突厥式，但穿着波斯胡服；右手夹拿毡毯于腰间，左手举起胳膊，仿佛正在市场上吆喝叫卖。但我们不能肯定他手拿的是毡毯还是包袱。
我们看到的这些手持包袱的胡俑，显然不是大商人，只是市集上叫卖的小商小贩，流动性极大，哪里有利就走向哪里。中唐以后，朝廷文臣官僚多指责商人暴富，甚至夸大其词说商业发展加剧了农民的贫困。实际上，社会各个阶层各有分野，不会都去经商，何况小商小贩的资产与营业范围有限，本小利微，营业范围不广，无需雇人，“鬻贩为业，日逐小利”，经常是亦商亦农兼有。但是估计这类小贩人数众多，与芸芸众生的生活非常密切。
1954 年西安灞桥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七月诏令鸿胪寺，规定“蕃客入京，各服本国之服”。但这仅针对国家官府使节，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胡商俑戴着唐人幞头，可能是装束打扮上接近唐人，更容易融入城乡社会。
西安市王家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1948 年长安嘉里裴氏小娘子墓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胡商”原本只存在于文字中，要形象感受，唯有依靠古代雕塑绘画艺术工匠的描摹记录。这使人很容易推想到工匠对胡商形象非常熟悉。他们顺从墓主人家庭要求，相信如能让俑环立侍侯，就是和灵魂接触的最好印证，所以工匠制作那些小本经营胡人商贩的造型，放在墓中随时满足主人需要，而且胡商俑一定是含辛茹苦的憔悴形象。
背囊胡商俑唐|彩绘陶高23.5厘米河南洛阳出土洛阳博物馆藏(000071)
考古出土的唐代胡俑中，胡商多为背负着方形行囊被压弯腰的形象。为了判定胡商身份究竟是富豪、坐商还是行商、贩客，确认背囊里究竟装载何种物品极为关键。
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记录高昌时期市场交易状况，当时官市收取“称价钱”的账历残片，交易货物有黄金、白银、蚕丝、石蜜、香料、药材、石、硵砂等。尽管这些交易货物种类出自西域一个地区，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经过文物与文献记载互补，我们认为有以下可能性：
1. 石蜜：石蜜一般为固体的硬糖块，将甘蔗汁或糖稀加热浓缩，配合牛乳、米粉煎炼合成。石蜜价格昂贵，利润空间大，自然成为胡商贩运的货物。
2. 杂货：如果胡商确实是货郎，他们的行囊就可能是摆放兼展示物品的货箱子，放下后打开即为多层木制槅子或货架，方便买主顾客挑选货物。胡人不用担挑，背在身后便于快速行走。
3. 药材：唐代各地均有药市，城乡百姓遭受病痛折磨时急需用药，药市店主和草肆摊贩均可提供。流动于全国大小市镇和江湖上经营药材买卖的人，经常吸引着众多有病求医的患者。
这样看来，这类胡商陶俑不是丝绸之路上骑驼牵马的贩运行商，只能是长安、洛阳两京以及其他州府城镇活动的小贩。这种胡商走街串巷、进坊入曲，是出卖异地商品的小买卖人。
对狮对象牵驼人物纹锦北朝|平纹经锦长39，宽19（单位：厘米）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此锦为1∶2平纹经锦，经线三组，分别为蓝色、褐色和白色，图案经向循环为12.5厘米，纬向循环通幅。图案以对波纹为骨架，骨架中排列各种不同的纹样母题，所有纹样均在经向有镜向对称，因此，每一个骨架中表现的都是一正一倒的两个形象。原织物中间为一典型的庙宇式结构建筑，室内有一正面坐像，很有可能是一尊佛像，室外左右两边各坐一人，表现的可能是一佛二弟子的造像。两侧各有三组纹样，从左到右分别是走象、卧狮和牵驼，其中牵驼人物所表现的正如一位商人牵驼来到一泓清泉边，清澈的泉水映出了完整的人形。
骆驼被誉为“沙漠之舟”，在北朝至唐代的丝绸、雕塑、壁画等各种载体上频频出现，骆驼按其驼峰的数量分为单峰驼和双峰驼，该锦片上的骆驼形象为双峰骆驼，这种骆驼产于大陆及中亚，属巴克特利亚种，也是中国境内艺术品中较为常见的骆驼形象。骆驼行走于沙漠之中，而沙漠中带领驼队从事贸易的则以胡商居多，因此胡人牵骆驼、胡人骑骆驼的搭配，中原人视为理所当然，唐代杜甫更是留下了“胡儿制骆驼”的诗句。此件织锦的驼下还织有铭文“胡”字，极可能表现的就是丝绸路上的胡商形象。同类织锦发现甚多，见于报道的有新疆吐鲁番出土的“胡王”牵驼锦、狮象纹锦和青海都兰出土的对狮对象牵驼人物纹锦。
胡人牵驼砖唐|砖长35.8，宽34.5，高6（单位：厘米）敦煌研究院藏(Z00065)
此砖出土于敦煌佛爷庙唐墓，位于墓壁下部。砖上骆驼背负重驮，四肢健捷，昂首阔步，甩尾前进。牵驼人头戴中亚塞种人的尖顶帽，高鼻深目，身穿圆领窄袖服，右手紧握缰绳，左手杵短杖，表现了牵驼人与骆驼长途跋涉的精神面貌。砖面构图均匀、紧凑，造型比例适度，神态生动真实，刀法熟练，从内容到形式均属敦煌文物代表作品中之上乘。不仅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而且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它真实地再现了当年运载丝绸等货物的骆驼商队不畏艰险，日夜兼程，在叮当作响的驼铃中行进的情景。看到它不禁使人想起唐代诗人张籍《凉州词》中“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生动诗句。它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国际间友好往来的象征。
（作者：葛承雍）
（来源：文汇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