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考古出土的唐代胡俑中背行囊彎腰者較為多見，海内外學術界許多研究者都将他們定名為“步行胡商”或“波斯胡商”“大食商人”，指代穿越茫茫西域絲綢之路的商人。凡是向人們展示絲綢之路商貿時，就會擺出這類胡商形象的陶俑。
從目前搜集到的幾十具這類胡商陶俑造型來看，形象可大緻分為三類：一是彎腰負重者，二是端立不動者，三是手持包袱者。每一類都形象基本雷同，姿态正常不變。
1、彎腰負重者
由于這類背負包囊而被壓成駝背的胡俑，作躬身行走狀，是以被形容是穿越茫茫西域絲綢之路的商人，即“行進于沙漠之中執壺背囊的大食人”；還有人把他們描繪成沿着絲綢之路長途跋涉的波斯商人，是不畏艱辛的“行旅商人”或估客，“模仿原型肯定是千裡迢迢長途販運的中亞胡商”，但這樣的判斷令人生疑。單獨一個胡商背負着如此沉重的包囊，沒有攜帶必備生活用品，根本不可能長途跋涉穿越沙漠戈壁。漫漫路途沒有護送，不跟随駝幫或馬隊、驢隊，非常容易遇到劫匪強盜或自然災害的侵襲。所有的胡商陶俑，造型上全都戴帽子，都穿一樣的長及于膝蓋的夾衣皮袍，少有束腰單衣長衫裝扮，似乎旅程中總是寒冷季節無分冬夏。而且皮袍下擺均被風掀開一角，頗有風餐露宿之态。胡商都穿粗糙的長氈靴，而不是精細的短皮靴，或是褲筒紮進鞋履，靴鞋是他們最重要的裝備之一，不僅暗示他們比較寒酸，亦意味着他們身份較低。
從藝術造型上說，雕塑工匠細切入微地狀寫了胡商的形象：一種是莞爾而笑，風塵仆仆中露出善良本分；一種是低頭俯視、氣喘愁苦，眼神迷茫中帶着警惕，似乎是迷失方向的販客。飽滿動容的形象背後是細膩的心理刻畫。這種胡商流動廣泛，屬于小商小販無恒産者，甚至屬于社會底層“遊民”行列，作為“販夫走卒”地位肯定不高。他們流落遊走于城鄉之間，滲透在鄉裡草根和市井平民中間，無法與那些粟特富商大賈相比。這類胡商全身粗糙的服飾已經說明了身份。富有的胡商絕不會自己背負沉重的行囊步走。
從社會身份上說，獨立的小商販身份不會很高，可算是地位卑下的弱勢群體。在雕塑者眼中，低頭、佝偻的負重形象并不美好，曾有人諧谑駝背人“出得門來背拄天，同行難可與差肩。若教倚向閑窗下，恰似箜篌不著弦”。值得注意的是，這類胡商都不是年輕人形象，而從史君墓、安伽墓等發現及美秀美術館所藏的粟特商隊圖像上可以看到，商隊的主要成員應當是青壯年的男人。
卧駝及騎駝俑，西安博物院藏
2、端立不動者
這類陶俑全都是站立者，雙腿恭恭敬敬站直，一律右手手握執壺，其範式沒有變化，仿佛是聽從主人的指令，或是恭順地讨好主人神态。然而，胡商為什麼被塑造成如此謙恭順服的形象，令人納悶。筆者曾認為這類站立端正者就是史書上記載的“細腳胡”。
“細腳胡”大概原指體形細瘦、地位低微的胡人，後引申為那些攜帶輕便而易于步行運輸貨物的胡商。《北史·儒林傳》記載：“何妥字栖鳳，西域人也。父細腳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緻巨富，号為西州大賈。”然而，“細腳胡”事例僅此一則，很難據此定性。唐代被商人（包括胡商）雇傭運輸貨物、驅使駝馬的“作人”又稱為“趕腳”“腳夫”，他們是商業經濟領域中的重要勞動力。從吐魯番文書過所來看，往來西域沙碛長途販運“行客”必須雇傭有“根底”認路而又強壯的趕腳。然而，這樣的趕腳往往隻是裝貨卸貨的搬運工，本人不是行走小商販，他們與馱隊雇主有着不能脫離的依附關系，不是自來自往的單幫，不會是孤苦伶仃的形象，也不會手持波斯式胡瓶，是以作人與單獨背負行囊商販應該有差別。
胡人手拿的執壺（或銀胡瓶）究竟作何用？對此，一種觀點認為路途遙遠，胡商手拿的囊壺是喝水之用；另有觀點認為胡商手執的胡瓶乃是叫賣的物品。我猜測胡商手中所持是胡瓶而非囊壺，也即胡商經常提及的銀胡瓶、金胡瓶。隻有胡商才有金瓶使用，或許是他們必帶的身份标志，而不僅是一般的生活用品。作為胡商身份表征，藝術工匠才會将其塑造在胡俑形象上。
客觀地說，出身小商販的胡商肯定地位低微，他們要飽受地方官府的管控，繳納衙署關口的賦稅，經常遭受掮客牙人的居間盤剝，以及孤單上路伴随商旅沿途風險等苦楚。僅從公元4世紀粟特商人之間的書信來觀察，他們經常由于時局危機而陷入困境，沒有什麼樂觀的消息；而且信件顯示出那種“在一個相當廣泛地理區域内活動的小商販”的典型特征。在唐代社會中，民間商人被視為“雜類”“賤類”“雜流”等社會階層，被貴族士大夫乃至一般市民看作唯利是圖的小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也不能入仕做官的。即使在一些博戲玩樂場所，屬于賤類的商人也常被人驅逐出去，不得與良人平民共嬉同戲。
3、 手持包袱者
這類手持包袱的陶俑出土較少，這裡從形象上見僅舉三例：
其一故宮所藏之定名為“唐代大食人”的陶俑，頭戴卷檐高帽，包袱内包裹的物品據研究者推測是絲綢，大概是因為絲綢可以卷成包袱。實際上這位胡俑左手夾持包袱，右手似乎在振臂揮手、吆喝叫賣或捏碼交易。
其二滿臉胡須的胡商俑，左胳膊手夾卷裹的紡織品，右手舉起作交易捏碼狀，側身似乎在讨價還價。美國博物館研究者稱此為閃族人，即阿拉伯人或猶太人，認為是來自喀什的賣小地毯或是小毛毯的商人。也有人認為是來自伊朗東部的商人，在唐朝控制中亞時類似形象和衣着者多是閃米特(Semite)人。
其三頭發中分的站立俑，被美國私人收藏家判定為西亞商人，其頭發被梳成突厥式，但穿着波斯胡服；右手夾拿氈毯于腰間，左手舉起胳膊，仿佛正在市場上吆喝叫賣。但我們不能肯定他手拿的是氈毯還是包袱。
我們看到的這些手持包袱的胡俑，顯然不是大商人，隻是市集上叫賣的小商小販，流動性極大，哪裡有利就走向哪裡。中唐以後，朝廷文臣官僚多指責商人暴富，甚至誇大其詞說商業發展加劇了農民的貧困。實際上，社會各個階層各有分野，不會都去經商，何況小商小販的資産與營業範圍有限，本小利微，營業範圍不廣，無需雇人，“鬻販為業，日逐小利”，經常是亦商亦農兼有。但是估計這類小販人數衆多，與芸芸衆生的生活非常密切。
1954 年西安灞橋出土，陝西曆史博物館藏
唐代宗大曆十四年（779年）七月诏令鴻胪寺，規定“蕃客入京，各服本國之服”。但這僅針對國家官府使節，我們可以看到一些胡商俑戴着唐人幞頭，可能是裝束打扮上接近唐人，更容易融入城鄉社會。
西安市王家出土，陝西曆史博物館藏
1948 年長安嘉裡裴氏小娘子墓出土，陝西曆史博物館藏
“胡商”原本隻存在于文字中，要形象感受，唯有依靠古代雕塑繪畫藝術工匠的描摹記錄。這使人很容易推想到工匠對胡商形象非常熟悉。他們順從墓主人家庭要求，相信如能讓俑環立侍侯，就是和靈魂接觸的最好印證，是以工匠制作那些小本經營胡人商販的造型，放在墓中随時滿足主人需要，而且胡商俑一定是含辛茹苦的憔悴形象。
背囊胡商俑唐|彩繪陶高23.5厘米河南洛陽出土洛陽博物館藏(000071)
考古出土的唐代胡俑中，胡商多為背負着方形行囊被壓彎腰的形象。為了判定胡商身份究竟是富豪、坐商還是行商、販客，确認背囊裡究竟裝載何種物品極為關鍵。
根據《吐魯番出土文書》所記錄高昌時期市場交易狀況，當時官市收取“稱價錢”的賬曆殘片，交易貨物有黃金、白銀、蠶絲、石蜜、香料、藥材、石、硵砂等。盡管這些交易貨物種類出自西域一個地區，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經過文物與文獻記載互補，我們認為有以下可能性：
1. 石蜜：石蜜一般為固體的硬糖塊，将甘蔗汁或糖稀加熱濃縮，配合牛乳、米粉煎煉合成。石蜜價格昂貴，利潤空間大，自然成為胡商販運的貨物。
2. 雜貨：如果胡商确實是貨郎，他們的行囊就可能是擺放兼展示物品的貨箱子，放下後打開即為多層木制槅子或貨架，友善買主顧客挑選貨物。胡人不用擔挑，背在身後便于快速行走。
3. 藥材：唐代各地均有藥市，城鄉百姓遭受病痛折磨時急需用藥，藥市店主和草肆攤販均可提供。流動于全國大小市鎮和江湖上經營藥材買賣的人，經常吸引着衆多有病求醫的患者。
這樣看來，這類胡商陶俑不是絲綢之路上騎駝牽馬的販運作商，隻能是長安、洛陽兩京以及其他州府城鎮活動的小販。這種胡商走街串巷、進坊入曲，是出賣異地商品的小買賣人。
對獅對象牽駝人物紋錦北朝|平紋經錦長39，寬19（機關：厘米）中國絲綢博物館藏
此錦為1∶2平紋經錦，經線三組，分别為藍色、褐色和白色，圖案經向循環為12.5厘米，緯向循環通幅。圖案以對波紋為骨架，骨架中排列各種不同的紋樣母題，所有紋樣均在經向有鏡向對稱，是以，每一個骨架中表現的都是一正一倒的兩個形象。原織物中間為一典型的廟宇式結建構築，室内有一正面坐像，很有可能是一尊佛像，室外左右兩邊各坐一人，表現的可能是一佛二弟子的造像。兩側各有三組紋樣，從左到右分别是走象、卧獅和牽駝，其中牽駝人物所表現的正如一位商人牽駝來到一泓清泉邊，清澈的泉水映出了完整的人形。
駱駝被譽為“沙漠之舟”，在北朝至唐代的絲綢、雕塑、壁畫等各種載體上頻頻出現，駱駝按其駝峰的數量分為單峰駝和雙峰駝，該錦片上的駱駝形象為雙峰駱駝，這種駱駝産于大陸及中亞，屬巴克特利亞種，也是中國境内藝術品中較為常見的駱駝形象。駱駝行走于沙漠之中，而沙漠中帶領駝隊從事貿易的則以胡商居多，是以胡人牽駱駝、胡人騎駱駝的搭配，中原人視為理所當然，唐代杜甫更是留下了“胡兒制駱駝”的詩句。此件織錦的駝下還織有銘文“胡”字，極可能表現的就是絲綢路上的胡商形象。同類織錦發現甚多，見于報道的有新疆吐魯番出土的“胡王”牽駝錦、獅象紋錦和青海都蘭出土的對獅對象牽駝人物紋錦。
胡人牽駝磚唐|磚長35.8，寬34.5，高6（機關：厘米）敦煌研究院藏(Z00065)
此磚出土于敦煌佛爺廟唐墓，位于墓壁下部。磚上駱駝背負重馱，四肢健捷，昂首闊步，甩尾前進。牽駝人頭戴中亞塞種人的尖頂帽，高鼻深目，身穿圓領窄袖服，右手緊握缰繩，左手杵短杖，表現了牽駝人與駱駝長途跋涉的精神面貌。磚面構圖均勻、緊湊，造型比例适度，神态生動真實，刀法熟練，從内容到形式均屬敦煌文物代表作品中之上乘。不僅具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而且具有珍貴的曆史價值，它真實地再現了當年運載絲綢等貨物的駱駝商隊不畏艱險，日夜兼程，在叮當作響的駝鈴中行進的情景。看到它不禁使人想起唐代詩人張籍《涼州詞》中“無數鈴聲遙過碛，應馱白練到安西”的生動詩句。它是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曆史見證，國際間友好往來的象征。
（作者：葛承雍）
（來源：文彙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