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梓祥导读：
京原铁路，我乘坐的次数仅次于回故乡的京沪线。我当兵在山西，以后调到北京。太原有两个铁道兵的师——二师、七师，兵改工为现在的中铁十二局、十七局。我多次乘坐京原线列车去这两个单位采访。
京原铁路由铁道兵部队承建，是战备工程，为了开辟北京到晋北腹地新的铁路通道，工期紧、任务艰巨，牺牲也就大。列车穿越众多的隧道，我想到过英雄的铁道兵的奉献与功勋。这几年，当年配属铁道兵参加京原铁路施工的山西铁建兵团的指战员，陆陆续续撰写回忆文章、出版图书，我的公众号曾推介过昔日铁建兵团战士潘建平教授的文章。潘教授又向我推荐李益荣先生的作品，我乐意介绍。
李先生是位学者型的政工干部，出版多部著作。他的这部回忆文章最可贵之处，是真实而细致地记录了铁建兵团——今天难以想象的艰苦施工。这些刚刚中学毕业的青年，“早上4：00出工，晚上8：00收工，早饭和午饭都在工地上吃”;16人(4名女娃)，以千斤巨石打夯压实路基;曾昭清带病坚持工作，——曾昭清和任原生因遭遇塌方，终身瘫痪，靠亲属资助和政府微薄的低保治病度日……
我还会再坐京原铁路的列车，列车途径繁峙县至灵丘县，我以立正的姿势向曾经参加建设这一段工程的铁建兵团指战员致敬!
修建京原铁路战塌方
李益荣
1970年5月7日，我参加了山西省铁路建设兵团。
那天早上8时，我所在的连队在太原南市街集结，准备乘坐大卡车奔赴三线建设现场。当时，父亲在“造反派”办的“学习班”集训;母亲年已耳顺，体弱多病。我独自带着行李坐在汽车上，等候队伍出发。突然，我在送行的人群中发现了母亲的身影。她老人家不顾我一再劝阻，还是前来送行。汽车开动了，我看见母亲掀起蓝布衣襟擦拭眼泪，一股悲酸之情顿时涌上心头。此刻，长长的队伍中传来了嘹亮的歌声。我在悲怆悲凉与慷慨激昂交汇的氛围中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学生时代，开启了新的人生之路。
夯王初现，大显身手
山西铁路建设兵团的任务是：协助铁道兵8718部队修建北京到原平的铁路，即承建山西省境内西起繁峙县集义庄，东到灵丘县云彩岭的线路，以及沿途火车站。
京原线是一条重要的战备铁路，是保卫首都北京的生命线。它东起北京八角村，可以与地铁接轨，西至原平与同蒲线相接，海拔从200米陡然升至1800米，在其穿越太行山脉的226公里境内，共建有116个山洞，总长度达76公里，其中，最长的山洞7公里，空袭时可供十几列火车隐蔽。这样，一旦战争爆发，北京的列车几乎是从山洞中运行到山西，经太原、西安、走宝成铁路直达西南大后方。
我们的工作从修筑路基开始，从路基外侧二十米以外取土，每垫土四十公分后摊平、打夯。夯实到三十公分左右进行检测，密度符合要求后再垫新土。这是一项十分简单的工作，可是我们使用的工具仅为铁锨、洋镐、扁担、大筐、石夯、小平车和翻斗小推车。小平车和小推车是我们最先进的工具，但数量不多，每排只有两辆，而且利用率也不高，路基超过两米，用平车和小推车还不如抬筐便利，而我们修筑的路基高达七八米，甚至十几米，因此，平车和小推车多用于上下工运载工具。由于工具原始简陋，因此虽然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程进展却十分缓慢。
1970年5月，国际形势日趋紧张，除中苏、中蒙边境冲突不断外，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也在不断升级。5月20日，毛泽东主席为支援印度支那三国(柬埔寨、老挝、越南)抗美斗争，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简称“五·二O”声明。5月21日，铁建兵团一师指挥部为了贯彻“五·二O”声明精神，在二团团部砂河镇召开“大战四十天，七一献厚礼”誓师大会。
连长谢光耀和指导员赵春贵回到连队驻地东三泉后，立即召开班排长会议，研究加快工程进度，创优质、夺高产。谢光耀传达完誓师大会盛况后，接着说：从下周开始，团部要求各连每天上报工程进度，全团三天发一期简报，对各连完成土方量进行排序。团部要对连续两次排名最后的连队要进行通报批评，如果连续三次排名最后，连长、指导员必须亲自去团部作检查。
接着，赵春贵宣布连部决定：从下周开始，不再出早操，出工时间改为早上6：00，早饭、午饭由炊事班送往工地，晚上7：00收工。如遇会战，出工、收工时间另定，每周三下午的政治学习改为星期天下午。为了加强领导，连队决定增设了一批干部，任命张保平为六班班长、李益荣为三班副班长……
“五·二O”之后，尽管连队延长了工作时间，但工程进展仍然缓慢，五连在团部的排名中屡屡落后。谢光耀和赵春贵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再次召开班排长会议，商讨对策。谢光耀开门见山地说：今天的会是一个诸葛亮会，请大家群策群力解决工程进展慢的问题。
统计员游涛分析道：在这一阶段的施工中，影响工程进度的是土层夯实。兵团给连队配备的只有几个小方夯和八角夯，这两种夯的重量有限，必须打三遍才能符合标准。现在的关键是打夯滞后于垫土。一层土垫完后，打夯才开始，三遍夯打不够不能垫土，大伙儿干着急没办法。让材料员多领几个夯回来，工程进度就能加快。
材料员赵友生为难地说：我去团部催了好几次都无济于事，团部说各连都有相同的要求，团里已经组织采购了，但至今没见分晓。
我沉思良久后建议：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就是自己动手制作大夯。其实，夯的结构很简单，就是一块石头捆几根木头，只要能找到合适的石头，制作大夯便可行。
三班长曾昭清说：河滩里有的是石头，大大小小，形状各异，咱们可以去看看。
谢光耀一锤定音：解决打夯问题是大伙儿的共识，咱们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材料员继续催团部采购;另一方面，三班、四班利用明天这个星期日，发动大家找原料自制大夯。
第二天上午，曾昭清和四班长张晋芳领着三班、四班的七八个人去找夯石。我们在干涸的河滩中转了一大圈儿，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石料。做夯的石料至少要有一个平面，而且重量相当，最好在一千斤左右，同时要能够捆绑夯杠，便于抬放。河滩中的石头不少，也有千余斤的大石头，但形状多为椭圆型，缺少平面，而且难以捆绑夯杠。
失望之际，我突然想起来繁峙县时，一路上经过不少墓地，墓地中有许多供桌和石碑。便说：附近要有古墓地就好了，石供桌和石碑可以用来做夯石。
张晋芳一拍脑袋说：有啊!从这儿往南上山，在去马庄的路旁就有一片墓地。于是，我们往南越过公路上了山。这是一片古老的墓地，墓地中矗立着几座石刻牌坊，高大醒目。许多墓前有石供桌，有的还有墓碑。不过，这些墓碑在“破四旧”时已被砸烂，断壁残垣，只剩下碑座;供桌也被掀翻，东倒西歪。
我们找到一个较大的碑座，长将近一米，宽约七十公分，高约六十公分，半截埋在土里。曾昭清用铁锹把周围的土挖掉，大伙儿用撬杠松动碑座，然后七手八脚左摇右晃把它从土里拔了出来。这个碑座两侧的上方有两条凹陷的石槽，恰好可以用来捆夯杠，而且底部平整，是最为理想的夯石。
张晋芳熟练地驾住车辕，大伙儿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它挪到平车上。一群人前呼后拥，兴高采烈地把碑座拉回驻地时，已经中午1点钟。吃过午饭，大家顾不上休息，在赵友生的协助下捆夯。我们找来四根碗口粗，三米多长的圆木，用铁丝先把两根圆木顺着石槽捆好，再把另外两根呈“井”字型与这两根圆木固定在一起，一个大夯就做好了。
第二天早上，曾昭清带领三班战士用平车把大夯拉到工地上，三班和四班战士联合起来打大夯，因为，这么重的夯需要24个人操作，即夯杠每端三个人——仅凭一个班的战士远远不够。打大夯的关键是动作必须整齐，否则不仅抬不稳夯，而且极易伤人。大夯重量惊人，每抬一次人人都要竭尽全力，过去那种喊“一、二……”号子打夯的节奏，很难再用于大夯。于是，喊号子居然成为铁建战士中一种新的职业。
大夯的发明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40公分的土层，大夯只要砸一遍，密度绝对合格。而且，大夯的面积大，打起来进度快。过去是打夯滞后于垫土，现在则是垫土赶不上打夯。大夯初显身手，我们连的工程进度便突飞猛进，而团部则担心工程质量，专门派来技术人员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完全符合质量要求。
在那一周的团部通报中，我们一团五连实实在在地放了一颗“卫星”。五连受到通报表扬，团部专门来人为我们打夯拍照，他们称我们连的大夯为“夯王”，在全团推广。于是，各连纷纷前来参观取经，这种大夯很快在各连队普及，小夯逐渐被淘汰，只是在一些使用大夯不方便的边角地带偶尔使用几下。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大夯的使用不仅促进了班与班之间的联劳协作，而且使连队的劳动组合发生了新的变化。打大夯包括一名喊夯员共需要25人，而每个班只有15人左右，因此，打大夯必须两个班联合作业即一班与二班合作，三班与四班合作，五班与六班合作。然而，对于三排女战士来说，即使全排三个班联合起来打大夯也非常困难。
于是，连首长决定：把三个女班分解为六部分，各编入一个男班，组成六个作业队。我们三班和八班的乔小荣、桂芬、王瑞云、尹尔卿、魏素云、韩伦、侯玲香等女战士组成三队，队长是三班长曾昭清，副队长是八班长乔小荣和我。
不久，第二作业队战士们的一次壮举，使打夯的组合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二队选出身强力壮的12名男战士和4名女战士，居然也打起了大夯，而且，打完了一层垫土。这一行动无疑是对各队的挑战，大家纷纷效仿。但连长、指导员怕累坏女战士，明令禁止女战士打大夯，还是由两个男班合作打夯，不过，16人打夯的模式基本固定。
从此，身体较弱的我便退出了打夯队伍。
沿滹沱河南岸有一条沙石公路，公路不宽，路面也不好，却是这一带的交通要道。从东三泉沿这条公路往西约五六公里有一大片开阔地，当地人称之为金山铺，是京原铁路金山铺车站的站址。修建金山铺车站的土方工程量较大，主要由铁道兵承建。8718部队一个连队几十辆推土机工作了一个多月，路基初具规模。剩下一些比较零散的、不便于机械化作业的土方工程，要求铁建兵团突击配合完成。于是，一团首长决定派三个连队前往，组织金山铺大会战，其中就有我们五连。
我们连的工地是推土机出入的大通道，路基缺口较大，土方量最多，特别是这一带取土非常不方便，推土机把松软的庄稼地碾成了坚硬的土块，取土必须先用镐刨松，然后才能装筐，这是我们修建京原铁路以来从未遇到的难题。
从东三泉到金山铺要走一个多小时，因此，从大会战开始，我们每天早上4：00出工，晚上8：00收工，早饭和午饭都在工地上吃。
7月12日，全团在大营车站召开誓师大会。兵团崔凤歧司令亲临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提出，大会战要开展“五赛”活动即赛革命、赛干劲、赛团结、赛进度、赛安全。誓师大会极大地调动了连队首长和战士们的积极性，从此，我们五连的出工和收工时间各提前和推迟了一个小时，有的班队甚至凌晨一二点就主动出工。
然而，取土困难直接影响到五连的工程进展。会战第一天，尽管战士们费了很大劲，镐把刨断好几根，路基却没有垫多少。晚上收工回来的路上，曾昭清一边走一边和我商量办法。我简要回顾了一天来的工作情况后说：现在取土是关键，可以把劳力重新调整一下，让壮劳力去装筐。
曾昭清略一沉吟说：这是个办法，但还必须在取土方法上进行改进。取土坑可以挖得深一些，这样就可以先取下面的松软土，把硬土层架空，然后用钢钎和大锤往下砸。
我也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回到驻地，我们便到材料室领了几把大锤和几根钢钎。第二天，曾昭清亲自带领几名身强力壮的战士装筐。大家把取土坑一次挖到近两米深，先把硬土层下面的土挖掉，然后，在上面把几根钢钎排成一个扇面形，同时往下砸。硬土层大块大块地坍塌，战士们再把大土块砸成小块装筐，取土速度加快了许多。
天气真热，7月的太阳悬在天空像一个巨大的火盆。战士们在“火盆”下取土、抬筐、推车、打夯，挥汗如雨，艰苦异常，最糟糕的是，附近没有一片阴凉，工间休息时也只能在烈日下暴晒。三班的一位战士看到有人在掏空后的硬土层下乘凉，便对大伙儿说：咱们有计划地取土，在休息前把下面的土掏空，休息后再砸硬土层，这样休息时大家就能在下面乘凉。
从此，每逢工间休息时，我们便坐在这块战士们自己制造的阴凉下休息、喝水、讲笑话、唱歌。这个先进方法很快也在其他班队得到推广。大家坐在一起互相拉歌、赛歌。在嘹亮的歌声中，战士们的情绪得到尽情的宣泄，疲劳、烦恼、忧愁都抛到爪哇国去了。
金山铺大会战的艰苦也体现在出工、收工的路上。战士们抬着筐子、扛着铁锹、推着平车，往返要走近三个小时。早上到了工地，还没开始干活儿就想休息;晚上劳累了一天，筋疲力尽了还得带着工具往回走。曾昭清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几次向谢光耀建议：晚上留在工地看工具，以便减轻全连战士的负担。
谢光耀考虑晚上休息不好，白天继续工作身体吃不消，一直没有答应。
7月13日，曾昭清下决心要留守工地。在工地吃早饭时，他就和炊事班商量好，午饭多送两个人的，晚上他要和阴文生看守工地。晚上收工前，曾昭清再次向连长提出要求，并且拿出准备好的晚饭以示决心。谢光耀看到曾昭清态度坚决，叮咛了几句便应许了。
遭遇塌方，侥幸逃脱
7月14日，晴空万里，骄阳似火。五连工地红旗招展，人来车往。那天，曾昭清脸色苍白，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一上午就往远处的小树林跑了几次。
我关切地问道：昭清，怎么啦?曾昭清捂着肚子，表情痛苦地说：肚子疼，腹泻。昨晚在水泥管道中睡觉着了凉。
去找王医生要点儿药吧。
药已经吃过了，一时半会儿难起作用。没事儿，下午就好了。
然而，下午打夯时，我看见他依旧没精打彩，便说：我替你去打夯吧，你就在下面装土，能装多少是多少，自己悠着点儿。
曾昭清无奈地点了点头，于是，我加入了打夯队伍。
由24人抬的大夯改为16人以来，我还是初次打夯。每抬一次，都必须用尽全身力气。当一层垫土夯实到一半时，工间休息的号声吹响了。打夯的战士们纷纷走下路基，有的去找水喝，有的去找地方休息。
阴文生招呼我：下去喝点儿水吧。
我懒洋洋地说：我不想动弹，你把水壶给我捎上来吧。
大伙儿走了以后，我感到十分疲劳，想到半个小时后还要打夯，得抓紧时间养精蓄锐。我四肢放松，仰面朝天躺在石夯和夯杠上。碗口粗的夯杠被战士们用手磨得油光发亮，八号粗铁丝捆绑的夯杠与夯石之间出现了缝隙，我躺在夯杠上稍一动弹，便发出“吱吱”的响声。
突然，路基下传来战士们的呼喊声：塌方了，快来救人……
我从大夯上一跃而起，向路基下狂奔而去。塌方的地点就在三队工地，我推开人群，冲进塌方现场，只见曾昭清已经被救出躺在地上。几位战士拉着任原生的胳膊使劲儿往外拽，拽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一块直径大约六七十公分的大土块压在任原生腿上。
我急忙制止说：不要拽人，先把土块挪开。
张保平、阴文生、张晋芳等七八个人一起上手才把土块移开，救出了任原生。任原生身边躺着桂芬，她的头部露在外面，全身都埋在土里。我们由于受“男女授受不亲”的影响，不好意思下手拽她，便迅速地、小心翼翼地把桂芬身上的土刨开，想让她自己爬起来。可是，桂芬已经一动不动了，尹尔卿、王瑞云等几名女战士赶过来，把桂芬抬走。
曾昭清说土堆里面还有人，大家又奋力去刨旁边的大土堆，那堆土足有二三立方米，里面埋着几位战士大伙儿谁也不清楚。有人拿来铁锹准备铲土。
我紧忙摆摆手说：不能用铁锹，用手刨!
张晋芳也大声说：用铁锹容易伤人，只能用手刨。
这时，谢光耀气喘吁吁地跑到塌方现场指挥抢救。他要求女战士往后退，男战士分成几拨轮流刨土，同时，派张保平带领两名战士去公路上拦汽车，准备运送伤员。
不一会儿，乔小荣被战士们从土堆里刨了出来，已经昏迷。
这时，一辆大卡车停在五连工地，战士们七手八脚地把四位伤员抬上汽车，送往位于砂河镇的师部医院。
从现场抢救情况看，两位男战士伤势较轻，他们是被战士们连架带拖上的汽车;而两位女战士则已经半昏迷状态，被战士们用抬杠和绳索临时绑成的简易担架抬上汽车，而且，在抢救时没有被生拉硬拽。这些当时谁都没有在意的细节，居然给四位战士的一生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后果。
师部医院和二团团部都在砂河镇中学院内。医院在后院，占用了十几间平房，团部在前院。我们抬着四位伤员不停地从这间屋到那间屋进行检查。从外观上看，四位伤员都没有外伤，但是内伤到底怎样?我们一无所知。
师部医院的技术力量薄弱，设备简陋，面对四名腰椎骨折，下肢失去知觉的重伤员，医生们几乎束手无策。两天来，医生唯一的治疗手段就是输液消炎。师首长当即决定从太原请名医救助伤员。
太原的医生和伤员的家属同时赶到砂河镇。医生们会诊后认为：伤员由于腰椎骨折引起胸腔压过大，危及生命，必须立即就地进行手术。
手术及时地挽救了伤员的生命。医生说：事故发生后，由于现场救助不得法，特别是搬运两名男战士时腰椎被弯曲扭转，加重了脊髓的损伤，很可能终身瘫痪，两名女伤员情况好一些，但是，也需要到大医院进行二次手术。
四个月后，伤员们被转移到上海，又做了第二次手术。经过一年多的治疗，乔小荣和桂芬基本康复，两人后来都分配了工作，而曾昭清和任原生则终身瘫痪，腰部以下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
8718部队对事故的处理结论是：战士们在修建战备铁路时造成塌方事故，8718部队负担医院治疗期间的所有费用;曾昭清、任原生以后的医疗费和生活费，部队给付每人3600元人民币一次清算。这3600元人民币清算的依据是：按照太原市人民当时的生活水平，每人每月10元生活费、20元治疗费，每年为360元;据说，按当时的医疗条件，截瘫病人的生存期一般不超过10年，按10年计算，总计费用为3600元。几十年来，那3600元早已用尽，任原生和曾昭清只能靠亲属的资助和政府微薄的低保治病度日。任原生于2018年5月6日去世，曾昭清还在轮椅上苦度余生。
塌方事故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也造就了我坚强的意志。此后，不论环境多么艰苦，道路多么曲折，只要想起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想到我与曾昭清由于暂时换位而带来的不同后果，任何艰难困苦都能泰然处之。
坐在轮椅上的是曾昭清。在铁建兵团成立50周年之际，战友们看望他，带去捐助的9000元钱款，资助他的生活。
作者简介：李益荣，曾任山西铁路建设兵团一师一团五连战士、副班长、班长、排政工员。1972年分配到太原铁路局，历任装卸工、道口工、中学和党校教师、分局组织部部员、太原车轮厂党委书记、高级政工师，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会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主要著作：《岁月》、《慎思集》、《社会和谐论》、《铁建岁月》等。
编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