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背景下，关于国旗和国歌的修改建议应运而生。
一些极端提议包括将五星红旗的四颗小星减至两颗，认为其中两颗代表了已被批判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只保留代表工农的星星。
另一些提议则想将国旗设计更加个性化，比如加入代表毛泽东的大星和其他小星，或在旗帜上加画笔和枪支，象征文化和军事力量的双重工具。
这些提议在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引发了广泛讨论。在北京召开的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上，这些提议被详细讨论，包括从各省市自治区上报的修改意见。
会议上，康生和张春桥等政治领袖亦参与了关于如何处理这些提议的辩论。尤其是对国歌的修改，讨论焦点在于是否将《东方红》定为新的国歌或修改《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这反映了当时对文化符号政治意义的重视。
虽然许多提议充满创造性，但也有不少是出于当时特定政治环境的极端主义。对于这些提议的处理显示了当时政治决策的复杂性，讨论中不仅涉及文化和历史的考量，还有对未来中国形象和国家认同的深远影响。
而对于反对意见，主要是基于对历史连续性和稳定性的考虑，认为应保持国旗和国歌的现状，以维持国家的统一形象和民族凝聚力。
这一时期的讨论虽然最终未导致国旗和国歌的大规模修改，但这些讨论本身反映了中国在文化和政治层面上的动态变化。通过这些激烈的辩论，不仅展示了中国政治体制内部的多样声音，也揭示了文化符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如今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当时的一些提议可能显得极端，但它们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反映了那一时期中国社会内部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祝祖国繁荣昌盛，大伙开开心心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