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背景下，關于國旗和國歌的修改建議應運而生。
一些極端提議包括将五星紅旗的四顆小星減至兩顆，認為其中兩顆代表了已被批判的資産階級和知識分子，隻保留代表工農的星星。
另一些提議則想将國旗設計更加個性化，比如加入代表毛澤東的大星和其他小星，或在旗幟上加畫筆和槍支，象征文化和軍事力量的雙重工具。
這些提議在當時社會的各個層面引發了廣泛讨論。在北京召開的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上，這些提議被詳細讨論，包括從各省市自治區上報的修改意見。
會議上，康生和張春橋等政治領袖亦參與了關于如何處理這些提議的辯論。尤其是對國歌的修改，讨論焦點在于是否将《東方紅》定為新的國歌或修改《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這反映了當時對文化符号政治意義的重視。
雖然許多提議充滿創造性，但也有不少是出于當時特定政治環境的極端主義。對于這些提議的處理顯示了當時政治決策的複雜性，讨論中不僅涉及文化和曆史的考量，還有對未來中國形象和國家認同的深遠影響。
而對于反對意見，主要是基于對曆史連續性和穩定性的考慮，認為應保持國旗和國歌的現狀，以維持國家的統一形象和民族凝聚力。
這一時期的讨論雖然最終未導緻國旗和國歌的大規模修改，但這些讨論本身反映了中國在文化和政治層面上的動态變化。通過這些激烈的辯論，不僅展示了中國政治體制内部的多樣聲音，也揭示了文化符号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如今回顧這段曆史，我們可以看到，雖然當時的一些提議可能顯得極端，但它們是在特定曆史背景下産生的，反映了那一時期中國社會内部的複雜性和多元性。
祝祖國繁榮昌盛，大夥開開心心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