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国内紧张与国际压力并存的复杂局势中。国民政府尽管在表面上统一了大部分中国，但实际上，内部矛盾重重，尤其是在党内对于政策和权力的争斗。杨杏佛，虽然是一位学者，但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因其担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的角色，而被卷入了国民党内部与进步力量之间的激烈冲突。这一时期，蒋介石的政权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暗杀和恐吓，来巩固其权力，对付任何潜在的威胁。
1932年的一个清晨，阳光穿透轻纱窗帘，斑驳地投在杨杏佛的书房中。杨杏佛正端坐在书桌前，手中的报纸上满是国内外的新闻，但他的心思却不在文字上。他的思绪被打断，当他的儿子，杨小佛，怀着一封神秘的信件进入房间。
“爸爸，学校没什么新鲜事，但有个叔叔给你这封信。”杨小佛说着，递过那封厚厚的信封。
杨杏佛接过信，眉头紧锁。信封上没有明显的寄送人，只有他的地址和两个字“内详”。打开信封的瞬间，一颗闪闪发光的子弹滚到了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杨杏佛心中一紧，迅速展开信纸。
“杨先生别来无恙，您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过分辛苦了，劝君登报下课，好好歇息，过去种种既往不咎。”信末还不忘补充，“特赠子弹一颗，勿谓言之不预。”
读完信后，杨杏佛深知这是对方的威胁，但他并未感到恐惧。他是知道敌人身份的学者，知道这是蒋介石的特务行径。他决定找宋庆龄商量对策，宋庆龄是他的好友，也是民权保障同盟的重要人物。
在宋庆龄的家中，两人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宋庆龄忧心忡忡地说：“我那位妹夫的手段你也知道，为了权力，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杨杏佛坚定地回答：“我知道，但我不能因此就退缩。我的学生、我的同事都在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努力，我怎能在此时退缩？”
第二天，杨杏佛没有选择躲藏，而是在复旦大学的一个满座的讲堂中，大声疾呼，讲述了自己收到的威胁和对当前政治状况的看法。他的演讲激情澎湃，赢得了阵阵掌声。演讲后，他又将内容整理成文，发表在了多份报纸上。
正当杨杏佛以为可以通过舆论唤起民众对政府不正当行为的关注时，悲剧发生了。就在他发表演讲的一个月后，当他与其儿子乘坐敞篷车外出时，遭到了埋伏的暗杀。枪手向他们的车辆射击了20发子弹。在这关键时刻，杨杏佛本能地把身体压在了儿子身上，用自己的身体为儿子挡住了致命的子弹。杨杏佛身受重伤，而他的儿子却奇迹般地生还。
这次暗杀行动虽然让杨杏佛身受重伤，却未能夺去他的生命。在医院中，虽身体极度虚弱，杨杏佛对来访的朋友说：“我或许挺不过这一劫，但我坚信，理想和正义的火种已经播撒。”事实上，这次事件引起了广泛的愤怒和同情，许多原本对政府持中立态度的民众开始重新审视国民政府的作为，杨杏佛的坚持和牺牲成为了抗争不公不义的象征。
杨杏佛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牺牲与信念的叙述。在一个充满压迫和恐怖的时代，他选择了站立而非屈服，用自己的行动和牺牲挑战了权力的不公。他的故事提醒我们，历史不仅仅是由胜利者书写，它也被那些在暗处，以自己微小但坚定的光亮，为未来照亮道路的人们所书写。在今天杨杏佛的勇气和坚持依然激励着我们面对困难与不公，持续为真理和正义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