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国祚百余年，彼时的汗位之上，统领着一支雄厚的女真军队。这支军队在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带领下，渐次平定了辽、宋两大前朝遗民。在战争年代，不少重臣为金朝效力，为开疆拓土建立了不朽功勋。而皇上为了褒奖这些功勋卓著的旧部，又怎会吝惜笔墨？于是一段段墓志铭被勾勒而出，记载了他们的功绩与性情。但是，皇帝诏撰墓志的缘由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深意？
一段文字的力量
大金国于1115年建国，历经百余年的兴衰沉浮，最终于1234年被蒙古人所灭。在这一百余年间，汉文墓志铭成为了宫廷文人记录金人功绩的重要载体。一方面，墓志铭以优美的文辞赞颂亡者的英勇事迹，勾勒墓主生前的风范形象，寄托了死者家人的哀思；另一方面，墓志铭亦承载着编撰者的目的和用意，或为褒奖有功之臣，或为宣扬新贵家族的荣光。
金朝虽为征服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然而为了加强中原文化的认同，女真贵族普遍重视汉文化的学习和吸收。金太祖即位之初，即有明确布置要用汉文著作记录历史，彰显女真民族昔日＂遐迩爽烈，勇气力行＂的英勇形象。随后，金世宗继位后更是命令文臣編修《金史》，系统记载金朝历史，其中大量摘录了墓志铭的内容。可见，墓志铭不仅是表彰死者功德的载体，更成为金朝宫廷文人宣扬王朝政绩、树立政权正统地位的重要形式。
正是因为承担了如此重任，金朝女真贵族和汉人文人才会如此看重撰写墓志铭一事。有功大臣为了获取皇帝的赏识和封赠，必然希望曾经的功勋得以铭记；皇帝为了维护统治地位和王朝声望，也渴望借助墓志铭弘扬功德教化，显示其仁德之治。于是，在这样的需求下，金朝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奉敕撰写的金石佳作，记录了金人开疆拓土、征战四方的丰功伟绩。
金朝新贵与功臣撰铭始末
自建国之初，金太祖便意识到吸纳汉人文化对于统治中原的重要性。他不但延揽了大批汉人文臣入朝为官，还专门下诏命令臣工以汉文记录金人的英勇事迹。在这种背景下，撰写功臣与贵戚墓志铭的活动逐渐在金朝上层兴起。
宋室中期，著名文臣宇文虚中弃宋投金，并很快得到金熙宗的器重。熙宗甚至曾对宇文虚中说:＂得汴梁时欢喜犹不如得相公时欢喜。＂可见金朝对此人的重视程度。
熙宗即位后不久，金朝重臣时立爱便因年老病故而去世。时立爱原是辽朝名臣，后归顺金朝，对金朝初期的太平盛世作出了卓越贡献。为了表彰时立爱的功劳，熙宗特令宇文虚中为其撰写墓志铭。
宇文虚中曾获赞为＂政治地位极高，文化素养不容小觑＂。此人不仅在金朝初期制度建设中举足轻重，被金人尊为＂国师＂，且文采斐然，赵秉文曾赞其＂本朝百余年间以文章见称者＂之一。可见，宇文虚中撰写时立爱墓志，是金熙宗对这位辽降功臣的最高荣耀。
除了敕令汉人文臣为汉人功臣撰写墓志外，金世宗也命令撰者为开国功臣完颜希尹、完颜娄室等女真武将作铭。
完颜希尹原是金太祖麾下的开国元勋，可因一时谣言被熙宗赐死，直到37年后金世宗才为其平反。于是，世宗特下诏令王彦潜为希尹立传，以延其赏，稳民心。王彦潜亦为同年遇难的另一女真名将完颜娄室撰写墓志。
完颜娄室军功赫赫，自金朝建国伊始便跟随太祖征战南北，可谓＂常胜将军＂。世宗命人为他作铭，无疑是对其戎马功勋的最高肯定，也有以此树立典范、稳固军心的深意。
除了皇朝功臣，金朝皇室亲属亦屡次获赐墓志。如蒲察胡沙乃世宗的外戚，妻为世宗三女。章宗在他去世后曾＂特命重臣，以为致祭＂，并让其孙撰写铭文。这无疑彰显了蒲察胡沙在金室的重要地位。
另一例子是金朝伪齐政权的统治者刘豫。在他的妹妹刘氏和妹夫傅谅死后，就命谋臣罗诱为二人撰写墓志，以资祭奠。这不仅体现了金室对皇亲国戚的尊崇，也是统治者对重要亲属献殷勤之举。
皇帝命撰墓志的深意
纵观金朝历代皇帝敕令撰写墓志铭的例子，除了表面上褒奖有功之臣、安抚亲朋外，实际上还隐藏了皇帝们更深层次的动机和用意。
撰写墓志铭，往往意味着死者功德的彰显和家族声望的提升。因此，在朝野争斗激烈的环境下，能否获赐墓志铭就成为皇室内斗的一个焦点。
如熙宗下诏为完颜希尹立传，就是为了扫平他早年被诬陷赐死的污名，昭雪前朝冤案。而世宗重新为希尹和完颜娄室撰写墓志，更多是出于安抚军心、稳固根基的政治需要。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蒲察胡沙的墓志。虽然他只是皇室外戚，但章宗却下令＂特命重臣＂撰文纪念，无疑是为了拉拢外戚家族的支持力量。
在中世纪的王朝社会，文字记录具有极其重要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掌握文字撰述权，就等于掌握了话语权和意识形态权力。因此，皇帝们要求臣工为已故重臣撰写墓志，实际是在行使其对文字的控制权。
这不仅体现在特定的撰写对象身上，也体现在对撰者身份的审慎把控上。金熙宗委任宇文虚中为时立爱撰铭，就是出于对宇文虚中的充分信任；金世宗派遣王彦潜为女真武将立传，无疑也是认可了他的文才和政治立场。
作为统治者，皇帝们自然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巩固自己的王朝正统地位。而撰写墓志铭，正是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手段之一。
一方面，墓志铭能够大书特书功臣的丰功伟绩，从而彰显金朝的武功荣耀；另一方面，借由墓志之文缅怀忠臣故旧，也能传递出金朝朝纲岌岌、政通人和的形象，为皇权注入正统基因。
总的来说，金朝皇帝敕撰墓志，虽看似是一种荣耀、嘉奖、安抚的表面行为，但背后却暗藏着诸多王室权力斗争的影子，同时也是其行使君权、塑造正统的一种重要方式。
墓志撰写中的＂三位一体＂现象
在金朝时期，皇帝敕令臣工为亡者撰写墓志铭的活动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三位一体＂的独特格局:皇帝、撰者和墓主三者的利益需求交织在一起，相互制衡，最终形成一种动态均衡。
对皇帝而言，敕撰墓志是彰显皇权、树立正统的重要途径，也是拉拢权臣的一种手段；对撰者臣工来说，能获命撰铭无疑是极大的荣耀，更是向皇帝展现自己文采的好机会；而对于墓主及其家人，则是获取了皇家最高荣誉，家族声望由此得以彰显。
以金世宗时王彦潜所撰《元勋希尹穆碑》为例。金世宗之所以让王彦潜为希尹雪恨，正是为了拉拢汉人臣工的支持；而王彦潜凭借此文被破格升官，也算是皇恩浩荡；至于希尹这位最早的金朝元勋，儿孙后代自然无比荣耀。三者利益在此交汇，体现出＂三位一体＂的格局。
在墓志撰写过程中，皇帝、撰者和墓主三方面对文字权力的把控程度也存在明显差异。
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其掌控文字权力的能力是最大的。不仅可以挑选撰者人选，还可以对墓志内容进行审定把关，以确保文字表述符合自身利益。如果撰者违背了皇意，很可能受到处罚。
撰者虽然是真正执笔撰写的臣工，但其文字权力往往受制于皇帝的意志。他们不得不在膺服皇命和发挥个人才华之间寻求平衡。但撰者往往也会借机突破限制，在合乎体例的基础上尽可能彰显自身文采才华。
至于墓主本人，在墓志撰写过程中基本上是被动接受的对象，对文字不享有实质性权力。不过，其生平事迹和影响力，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撰者的笔锋所向。
从更宏观的层面看，金朝时期的墓志撰写活动，不仅是一种文字记录，更承载了王朝政治宣示和文化传播的功能。
通过墓志铭，金人不但向臣民宣示了皇家功德和政绩，同时也在传播汉文化和价值理念，打造文化认同感。如宇文虚中所撰《时立爱墓志铭》中充满了儒家思想的阐发，无疑是在为金朝王朝正统化注入文化营养。
因此，金朝朝野上下对墓志撰写如此重视，不仅源于个人利益的考量，也与王朝统治的合法性紧密相关。通过这种＂三位一体＂的撰写格局，金朝上层成功将墓志铭从单纯的哀悼活动上升为一种政治宣示和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
金人汉化进程的缩影
总的来说，金朝时期普遍流行的撰写墓志铭活动，其实是这个少数民族政权汉化进程的一个生动写照。通过墓志文字，我们不仅可以窥见金人对汉文化的热衷和融合，更能领略到他们在统治中原后对于文化认同的迫切需求。
建国之初，金太祖便意识到汉语文字对于统一中原的重要性，因而大力吸纳汉人文臣入朝掌故，将汉文定为金朝的正式文字。接下来的百余年间，一代又一代的金人帝王都在有意无意之间推动着这一汉化进程。
而普遍为亡者撰写墓志铭，正是金朝上层汉化思想的一个缩影。一方面，这是金人向汉民尊崇祖先、崇尚文教传统的一种文化顺从；另一方面，这种行为本身就体现了金朝王室对于汉族语言文字的推崇。
撰写墓志铭之风盛行，还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身为开国功臣的女真武将被追赠汉文墓志，足见汉文化在金朝上层的地位渐趋提高；而汉人文臣奉诏为金人撰铭，更彰显了文化交融的成果。
作为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金人在政治上虽已成为中国的主导力量，但在文化认同和族裔身份上，仍难免存在一些心理障碍。寻求文化认同，可以说是每个统治者的基本诉求。
而撰写汉文墓志铭，正是金朝王室寻求文化认同的一种重要尝试。通过这种形式，金人虽已居于朝野上层，却借助汉文优美的语言和独特的文化符号，在无形中加强了其＂汉文化＂认同。
从这个角度观之，金人上层对于撰写墓志铭如此热衷，除了政治利益的考量外，实际上也蕴含着强烈的文化认同渴望。在当时语境下，墓志铭不单是对已故亲朋的哀悼，更是金人奋力追求＂汉化＂的一种方式。
然而，在汲取吸纳汉文化的同时，金人上层毕竟也没有完全抛弃民族认同。事实上，一些保留女真文化特色的现象，在金代墓志文化中亦可谨见端倪。
比如，不少铭文中会夸赞墓主具有＂尚武习俗＂的民族气质，诸如＂穷凶绝侥＂＂终毋怀怨＂＂世有勇武＂之类词语屡见不鲜。这与体现汉文化的＂礼仪恭顺＂完全不同，反映了金人所保留的强悍民族性格。
另外，在一些撰者的笔法中，也时有借用突厥、蒙古游牧文化典故的情况。这些特征无疑是金朝统治集团对于民族渊源的一种文化自觉。
结尾
综上所述，金朝时期普遍盛行的墓志撰写活动，折射出这个少数民族政权在文化认同问题上的种种矛盾心理。他们一方面积极汲取汉文化以寻求认同，一方面又难以完全摆脱民族文化的禁锢。这种复杂的心理状态，正是游牧民族向农耕文明嬗变进程中所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