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國祚百餘年，彼時的汗位之上，統領着一支雄厚的女真軍隊。這支軍隊在金太祖完顔阿骨打的帶領下，漸次平定了遼、宋兩大前朝遺民。在戰争年代，不少重臣為金朝效力，為開疆拓土建立了不朽功勳。而皇上為了褒獎這些功勳卓著的舊部，又怎會吝惜筆墨？于是一段段墓志銘被勾勒而出，記載了他們的功績與性情。但是，皇帝诏撰墓志的緣由背後，又隐藏着怎樣的深意？
一段文字的力量
大金國于1115年建國，曆經百餘年的興衰沉浮，最終于1234年被蒙古人所滅。在這一百餘年間，漢文墓志銘成為了宮廷文人記錄金人功績的重要載體。一方面，墓志銘以優美的文辭贊頌亡者的英勇事迹，勾勒墓主生前的風範形象，寄托了死者家人的哀思；另一方面，墓志銘亦承載着編撰者的目的和用意，或為褒獎有功之臣，或為宣揚新貴家族的榮光。
金朝雖為征服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然而為了加強中原文化的認同，女真貴族普遍重視漢文化的學習和吸收。金太祖即位之初，即有明确布置要用漢文著作記錄曆史，彰顯女真民族昔日＂遐迩爽烈，勇氣力行＂的英勇形象。随後，金世宗繼位後更是指令文臣編修《金史》，系統記載金朝曆史，其中大量摘錄了墓志銘的内容。可見，墓志銘不僅是表彰死者功德的載體，更成為金朝宮廷文人宣揚王朝政績、樹立政權正統地位的重要形式。
正是因為承擔了如此重任，金朝女真貴族和漢人文人才會如此看重撰寫墓志銘一事。有功大臣為了擷取皇帝的賞識和封贈，必然希望曾經的功勳得以銘記；皇帝為了維護統治地位和王朝聲望，也渴望借助墓志銘弘揚功德教化，顯示其仁德之治。于是，在這樣的需求下，金朝時期湧現出一大批奉敕撰寫的金石佳作，記錄了金人開疆拓土、征戰四方的豐功偉績。
金朝新貴與功臣撰銘始末
自建國之初，金太祖便意識到吸納漢人文化對于統治中原的重要性。他不但延攬了大批漢人文臣入朝為官，還專門下诏指令臣工以漢文記錄金人的英勇事迹。在這種背景下，撰寫功臣與貴戚墓志銘的活動逐漸在金朝上層興起。
宋室中期，著名文臣宇文虛中棄宋投金，并很快得到金熙宗的器重。熙宗甚至曾對宇文虛中說:＂得汴梁時歡喜猶不如得相公時歡喜。＂可見金朝對此人的重視程度。
熙宗即位後不久，金朝重臣時立愛便因年老病故而去世。時立愛原是遼朝名臣，後歸順金朝，對金朝初期的太平盛世作出了卓越貢獻。為了表彰時立愛的功勞，熙宗特令宇文虛中為其撰寫墓志銘。
宇文虛中曾獲贊為＂政治地位極高，文化素養不容小觑＂。此人不僅在金朝初期制度建設中舉足輕重，被金人尊為＂國師＂，且文采斐然，趙秉文曾贊其＂本朝百餘年間以文章見稱者＂之一。可見，宇文虛中撰寫時立愛墓志，是金熙宗對這位遼降功臣的最高榮耀。
除了敕令漢人文臣為漢人功臣撰寫墓志外，金世宗也指令撰者為開國功臣完顔希尹、完顔婁室等女真武将作銘。
完顔希尹原是金太祖麾下的開國元勳，可因一時謠言被熙宗賜死，直到37年後金世宗才為其平反。于是，世宗特下诏令王彥潛為希尹立傳，以延其賞，穩民心。王彥潛亦為同年遇難的另一女真名将完顔婁室撰寫墓志。
完顔婁室軍功赫赫，自金朝建國伊始便跟随太祖征戰南北，可謂＂常勝将軍＂。世宗命人為他作銘，無疑是對其戎馬功勳的最高肯定，也有以此樹立典範、穩固軍心的深意。
除了皇朝功臣，金朝皇室親屬亦屢次獲賜墓志。如蒲察胡沙乃世宗的外戚，妻為世宗三女。章宗在他去世後曾＂特命重臣，以為緻祭＂，并讓其孫撰寫銘文。這無疑彰顯了蒲察胡沙在金室的重要地位。
另一例子是金朝僞齊政權的統治者劉豫。在他的妹妹劉氏和妹夫傅諒死後，就命謀臣羅誘為二人撰寫墓志，以資祭奠。這不僅展現了金室對皇親國戚的尊崇，也是統治者對重要親屬獻殷勤之舉。
皇帝命撰墓志的深意
縱觀金朝曆代皇帝敕令撰寫墓志銘的例子，除了表面上褒獎有功之臣、安撫親朋外，實際上還隐藏了皇帝們更深層次的動機和用意。
撰寫墓志銘，往往意味着死者功德的彰顯和家族聲望的提升。是以，在朝野争鬥激烈的環境下，能否獲賜墓志銘就成為皇室内鬥的一個焦點。
如熙宗下诏為完顔希尹立傳，就是為了掃平他早年被誣陷賜死的污名，昭雪前朝冤案。而世宗重新為希尹和完顔婁室撰寫墓志，更多是出于安撫軍心、穩固根基的政治需要。
另一個典型例子是蒲察胡沙的墓志。雖然他隻是皇室外戚，但章宗卻下令＂特命重臣＂撰文紀念，無疑是為了拉攏外戚家族的支援力量。
在中世紀的王朝社會，文字記錄具有極其重要的權威性和影響力。掌握文字撰述權，就等于掌握了話語權和意識形态權力。是以，皇帝們要求臣工為已故重臣撰寫墓志，實際是在行使其對文字的控制權。
這不僅展現在特定的撰寫對象身上，也展現在對撰者身份的審慎把控上。金熙宗委任宇文虛中為時立愛撰銘，就是出于對宇文虛中的充分信任；金世宗派遣王彥潛為女真武将立傳，無疑也是認可了他的文才和政治立場。
作為統治者，皇帝們自然希望通過各種方式來鞏固自己的王朝正統地位。而撰寫墓志銘，正是他們實作這一目标的有力手段之一。
一方面，墓志銘能夠大書特書功臣的豐功偉績，進而彰顯金朝的武功榮耀；另一方面，借由墓志之文緬懷忠臣故舊，也能傳遞出金朝朝綱岌岌、政通人和的形象，為皇權注入正統基因。
總的來說，金朝皇帝敕撰墓志，雖看似是一種榮耀、嘉獎、安撫的表面行為，但背後卻暗藏着諸多王室權力鬥争的影子，同時也是其行使君權、塑造正統的一種重要方式。
墓志撰寫中的＂三位一體＂現象
在金朝時期，皇帝敕令臣工為亡者撰寫墓志銘的活動中，實際上存在着一種＂三位一體＂的獨特格局:皇帝、撰者和墓主三者的利益需求交織在一起，互相制衡，最終形成一種動态均衡。
對皇帝而言，敕撰墓志是彰顯皇權、樹立正統的重要途徑，也是拉攏權臣的一種手段；對撰者臣工來說，能獲命撰銘無疑是極大的榮耀，更是向皇帝展現自己文采的好機會；而對于墓主及其家人，則是擷取了皇家最高榮譽，家族聲望由此得以彰顯。
以金世宗時王彥潛所撰《元勳希尹穆碑》為例。金世宗之是以讓王彥潛為希尹雪恨，正是為了拉攏漢人臣工的支援；而王彥潛憑借此文被破格升官，也算是皇恩浩蕩；至于希尹這位最早的金朝元勳，兒孫後代自然無比榮耀。三者利益在此交彙，展現出＂三位一體＂的格局。
在墓志撰寫過程中，皇帝、撰者和墓主三方面對文字權力的把控程度也存在明顯差異。
皇帝作為最高統治者，其掌控文字權力的能力是最大的。不僅可以挑選撰者人選，還可以對墓志内容進行審定把關，以確定文字表述符合自身利益。如果撰者違背了皇意，很可能受到處罰。
撰者雖然是真正執筆撰寫的臣工，但其文字權力往往受制于皇帝的意志。他們不得不在膺服皇命和發揮個人才華之間尋求平衡。但撰者往往也會借機突破限制，在合乎體例的基礎上盡可能彰顯自身文采才華。
至于墓主本人，在墓志撰寫過程中基本上是被動接受的對象，對文字不享有實質性權力。不過，其生平事迹和影響力，卻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撰者的筆鋒所向。
從更宏觀的層面看，金朝時期的墓志撰寫活動，不僅是一種文字記錄，更承載了王朝政治宣示和文化傳播的功能。
通過墓志銘，金人不但向臣民宣示了皇家功德和政績，同時也在傳播漢文化和價值理念，打造文化認同感。如宇文虛中所撰《時立愛墓志銘》中充滿了儒家思想的闡發，無疑是在為金朝王朝正統化注入文化營養。
是以，金朝朝野上下對墓志撰寫如此重視，不僅源于個人利益的考量，也與王朝統治的合法性緊密相關。通過這種＂三位一體＂的撰寫格局，金朝上層成功将墓志銘從單純的哀悼活動上升為一種政治宣示和文化傳播的重要方式。
金人漢化程序的縮影
總的來說，金朝時期普遍流行的撰寫墓志銘活動，其實是這個少數民族政權漢化程序的一個生動寫照。通過墓志文字，我們不僅可以窺見金人對漢文化的熱衷和融合，更能領略到他們在統治中原後對于文化認同的迫切需求。
建國之初，金太祖便意識到漢國文字對于統一中原的重要性，因而大力吸納漢人文臣入朝掌故，将漢文定為金朝的正式文字。接下來的百餘年間，一代又一代的金人帝王都在有意無意之間推動着這一漢化程序。
而普遍為亡者撰寫墓志銘，正是金朝上層漢化思想的一個縮影。一方面，這是金人向漢民尊崇祖先、崇尚文教傳統的一種文化順從；另一方面，這種行為本身就展現了金朝王室對于漢族語言文字的推崇。
撰寫墓志銘之風盛行，還折射出當時的社會文化氛圍。身為開國功臣的女真武将被追贈漢文墓志，足見漢文化在金朝上層的地位漸趨提高；而漢人文臣奉诏為金人撰銘，更彰顯了文化交融的成果。
作為一個由遊牧民族建立的王朝，金人在政治上雖已成為中國的主導力量，但在文化認同和族裔身份上，仍難免存在一些心理障礙。尋求文化認同，可以說是每個統治者的基本訴求。
而撰寫漢文墓志銘，正是金朝王室尋求文化認同的一種重要嘗試。通過這種形式，金人雖已居于朝野上層，卻借助漢文優美的語言和獨特的文化符号，在無形中加強了其＂漢文化＂認同。
從這個角度觀之，金人上層對于撰寫墓志銘如此熱衷，除了政治利益的考量外，實際上也蘊含着強烈的文化認同渴望。在當時語境下，墓志銘不單是對已故親朋的哀悼，更是金人奮力追求＂漢化＂的一種方式。
然而，在汲取吸納漢文化的同時，金人上層畢竟也沒有完全抛棄民族認同。事實上，一些保留女真文化特色的現象，在金代墓志文化中亦可謹見端倪。
比如，不少銘文中會誇贊墓主具有＂尚武習俗＂的民族氣質，諸如＂窮兇絕僥＂＂終毋懷怨＂＂世有勇武＂之類詞語屢見不鮮。這與展現漢文化的＂禮儀恭順＂完全不同，反映了金人所保留的強悍民族性格。
另外，在一些撰者的筆法中，也時有借用突厥、蒙古遊牧文化典故的情況。這些特征無疑是金朝統治集團對于民族淵源的一種文化自覺。
結尾
綜上所述，金朝時期普遍盛行的墓志撰寫活動，折射出這個少數民族政權在文化認同問題上的種種沖突心理。他們一方面積極汲取漢文化以尋求認同，一方面又難以完全擺脫民族文化的禁锢。這種複雜的心理狀态，正是遊牧民族向農耕文明嬗變程序中所必然經曆的一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