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自强
在古代社会，手工业水平往往代表着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而精美的手工制品，既有技术含量，也有文化内涵，犹如今天的创意文化产业。嘉兴文化发达、经济繁荣，高手匠人的出现也是自然的事。
故朱彝尊就说：“吾乡艺事多绝伦，奇巧不数古输班。”宋元时嘉兴就出了四个可与鲁班媲美的工匠，他们是制墨的沈珪，银匠朱碧山，漆工张成、杨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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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墨笔砚是古代文人的“文房四宝”，其重要性犹如今日的电脑和手机，因此，制墨也就成了一个手工行业。在北宋时，嘉兴就出了一位制墨行家沈珪。
沈珪（生卒年不详），嘉兴人。像沈珪这样的高手工匠，可说是现在的非遗传承人，但在封建社会，地位却十分低下，沈珪的生平已多不可知，甚至连他的名字也不清楚-沈珪是他从事制墨后改的名。五代时有个制墨名家叫李廷珪，沈珪以“珪”为名，是表示对制墨前辈的敬意。他还把自己的儿子取名沈宴，因为李廷珪的儿子叫李承宴。
北宋何莲的笔记《春渚纪闻》中，说到“庚子寇乱，余避地嘉禾，复与珪连墙而居”。北宋有两个庚子年，一是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一是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宣和二年十月，江南方腊起义，并于这年十二月攻入杭州，《春渚纪闻》中的“寇乱”当是指此而言，这样的话，沈珪应生活于北宋后期的嘉兴。
沈珪早先是个贩卖丝绸的小商人，往来于嘉兴和黄山之间，当时黄山多有制墨世家，沈珪在黄山学会了制墨，遂以此为业。沈珪于制墨很有天分，“以意用胶，一出便有声称”，可谓出道即是巅峰。他以松煤杂脂漆滓烧烟，制成的墨精黑发光，人称“漆烟”。但沈珪却觉得没有学到南唐李廷珪的“对胶法”，常以为憾。
一次，沈珪在居彦实家制墨，由于墨出灰池过早，造成墨锭断裂，成了废品。居彦实因用料精佳，舍不得丢掉，就把断墨蒸浸，把分离出来的旧胶加上新胶重新制墨，不料歪打正着，制出的墨竟然“其坚如玉石”。沈珪豁然开朗，悟出了李廷珪“对胶法”的奥秘，在工艺上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沈珪对此也颇为得意，自写墨铭云：“沈珪对胶，十年如石，一点如漆。”
当时有个叫滕令嘏的官员，很喜欢收藏古墨，他在任嘉禾酒监（掌管酒务专卖）时，很赏识沈珪，经常让沈珪给他制墨。一次，在制成一批墨后，丢失了一丸。两年后，偶然疏浚园中小池时，在池中找到了，而被池水浸泡两年的墨丸，竟然“坚致如故”。滕令嘏大为赞叹，对沈珪说：“虽二李复生，亦不能远过也。”认为沈珪的制墨技术赶上了李超、李廷珪父子这样的前辈名家。
或许因为是制墨的缘故，沈珪跟不少文人学士交上了朋友，北宋著名学者程俱，曾任秀州知州，他认为“沈珪漆烟最善”，一日，沈拿了一位叶翰林的诗，请程俱也给他写一首诗。程俱欣然写下了一首七言歌行，对沈珪精湛的制墨之技赞赏有加，而数百年后，嘉兴的大诗人朱彝尊在他的《鸳鸯湖棹歌》中，也不忘为这位高手匠人写上一首：“画眉墨是沈珪丸，水滴蟾蜍砚未干，休恨图经山色少，与郎终日远峰看。”
古代生产金银首饰器皿并从事交易的店铺，称为“银楼”，可见银制品在古代之普遍之重要。而代表着元代银制品技术最高水平的，是嘉兴的朱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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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碧山（生卒年不详），名华玉，字碧山，嘉兴魏塘（今属嘉善县）人。从他的交游来看，大致跟吴镇、盛懋在同一时代。跟沈珪一样，有关朱碧山的记载极少。元陶宗仪《辍耕录》云：“银工之精于手艺，表表者有声者，有朱碧山、谢君余、谢君和。”
朱碧山与吴县谢氏兄弟是当时最为有名的银匠，“表表”是卓异、突出之意。明代大文人王世贞说得更有意思：“吾吴中陆子冈治玉，鲍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银·····皆比常价再倍，而其人至有与缙绅坐者。”（《觚不觚录》）王世贞的口气颇为不屑，像朱碧山不过是个不人流的民间工匠，居然也可以堂而皇之地与士人乡绅平起平坐。王世贞是指责世风不古，但反过来正可说明，朱碧山的地位之高、影响之大。
朱碧山所制银器，以酒器最为精妙。他所制作的银器，不用焊接，全是拼接镶嵌而成，可谓艺高人胆大。朱碧山制作的虾杯、蟹杯、鼠啮四爪杯等，形象生动，构思巧妙，朱碧山早年做过画工，他把绘画的技巧用到银器上，像“昭君出塞”“达摩银像”等酒器，人物相栩如生，眉发清晰可见，造型生动，制作精细，已达到巧夺天工、出神入化之境，完全可以说，朱碧山雕制的银器，已不是产品，而是艺术了。
朱碧山传世作品中，最有名的是槎杯。所谓槎，是指用竹木编成的筏，晋张华的《博物志》中有人乘槎至天河遇牛郎织女的故事。朱碧山的酒器槎杯就是以此为蓝本制作的。传世的“朱碧山银槎杯”仅有四件，龙槎杯的槎身是一段权枒屈曲的老树，腹空用于贮酒。槎上腹底刻有“百杯狂李白，一醉老刘伶，为得酒中趣，方留世上名”一保之”，老者的身姿与风神，树干的古朴与苍劲，都历历可见。
跟沈珪一样，朱碧山跟文人学士也颇有交往，当时名列元诗“四大家”的集、揭侯斯和著名文人柯九思等都是他的朋友，朱碧山还专门为他们制作过祝寿的酒杯。到了明清时，王士祯、朱彝尊、施闰章、曹贞吉、黄遵宛等著名文人都有咏朱碧山槎杯的诗文，如朱彝尊的《朱碧山银槎歌孙少宰席上赋》、黄遵宪的《元朱碧山银槎歌》、厉鹗的《朱碧山银槎歌为秋玉赋》，都是洋洋数百字的长诗，甚至乾隆皇帝也有一首《朱碧山银槎歌》的七言排律。这么多名人为一名工匠赋诗，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这或许印证了张岱在《陶庵梦忆·诸工》中的一句话：“天下何物不足以贵人，特人自贱之耳。”
在日本，有个词叫“堆朱”，日本权威辞典《广辞苑》的解释是：“用红漆重复涂到一定厚度，在其上雕刻绘画的工艺”，而从事“堆朱”的工匠，则“堆朱杨成”。这“场成”，来自嘉兴的两位著名雕读名于：杨茂和张成。
杨茂和张成都是元朝末年人，还都是嘉兴西塘（今属嘉善县）人。一个水乡小组，同时出了两位国际级工艺大师，这也算是一段佳话了。
雕漆，就是在添好的器具上雕刻各种花纹装饰物。这一工艺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而元代囚场茂、张成的出现而达到了顶峰，雕漆的工艺十分复杂而炊琐，粗略地说，是在木胎（亦有金胎，银胎、铜治等）上，涂上一道又一道的漆，少则几十道，多则百余道，形成一层厚厚的漆面，然后在这漆面上雕刻出云烟、山水、花木、鸟兽、楼阁、人物，雕漆大多用鲜明的朱漆，故名“剔红”，也称“雕红”，做人日本后称为“堆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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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雕漆名家多左河北定州，宋室南渡后，经济重心移至江南，嘉兴渐成漆器制作中心，有“嘉兴派”之称。明黄成《保饰录》云：“靖康以后，群工南渡，嘉兴髹工遂有取代定州之势。”
嘉兴髹工主要集中在杨汇（今嘉善县西塘镇北杨汇塘附近）一地，《南村辍耕录》卷三十《戗金银法》云：“嘉兴斜塘（今西塘）杨汇髹工戗金、戗银法，凡器用什物，先用黑漆为地，以针刻画，或山水树石，或花竹金薄或银薄，依银匠所用纸糊笼罩，置金银薄在内。逐旋细切取，铺已施漆上，新绵措试牢实。但着漆者自然粘住，其余金银都在绵上，于熨斗内烧灰，甘埚内熔锻，浑不走失。”而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杨茂和张成，明曹昭《格古要论》称：“元朝嘉兴府西塘杨汇，有张成、杨茂剔红最得名。”
杨茂在剔红上最为拿手的，是他的“戗金戗银法”。所谓“戗金戗银”，就是将薄薄的金片或银片嵌入所雕刻图案的缝隙中，使之严丝合缝，熨帖无痕，“雕嵌入微，手拭之，若无痕者”。经此一道工艺，漆器上绘画层次丰富、立体感强，更为富丽堂皇，杨茂有一件传世精品“剔红花卉尊”（故宫博物院藏），尊的口内、外部通体均以红漆雕饰，刻着菊花、山茶、秋葵、百合等各种花卉纹饰，刀法精致细腻，不露刀锋，纹饰流畅日圆润光滑，呈现出繁花似锦、争奇斗艳的画面。
张成雕漆，则以“剔犀”最为有名。所谓“剔犀”，就是把两种或三种不同色彩的漆，一层层地在胎上涂上去，涂了百余层后，再在厚厚的漆层上雕刻出回纹、云钩、剑环、卷草等不同的图案。这样一，“雕刻诸象，攒其间处，使层见叠出”，断面显露出不同色层，犹如犀牛角的肌理，故称“剔犀”，由于漆层较厚，“删犀”一般雕盛开的大朵花，枝叶肥厚，舒卷自如，极具富责气象。
张成的“剔犀云纹形盒”（安徽省博物馆藏），盖面和盒身均雕刻如意花纹，雕刻刀口达一厘米深，浑厚圆润、光亮温莹，漆色纹样白线流畅，如行云流水投富韵律。这件剔犀漆器被认为是整个元代剧犀液器中最优秀的一件。
杨茂、张成之外，其他如彭君宝”也很有名。明曹昭《格古要论》记载：“戗金，要漆坚、戗得景好为上。元朝初，嘉兴府西塘有彭君宝者，甚得名，戗山水、人物、亭观、花木、鸟兽，种种臻妙。”
又有张德刚，是张成之子，他子承父业，也是雕漆名家。清康熙《嘉兴府志》：“德刚能继其父业，随（明成祖）召至京面试，称旨，即授营缮所副，复其家。”张德刚因技艺精湛而任职于工部营缮所，对明永乐以后雕漆工艺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来自嘉兴文史记忆.嘉兴卷】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