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楊自強
在古代社會，手工業水準往往代表着一個城市的經濟發展水準，而精美的手工制品，既有技術含量，也有文化内涵，猶如今天的創意文化産業。嘉興文化發達、經濟繁榮，高手匠人的出現也是自然的事。
故朱彜尊就說：“吾鄉藝事多絕倫，奇巧不數古輸班。”宋元時嘉興就出了四個可與魯班媲美的工匠，他們是制墨的沈珪，銀匠朱碧山，漆工張成、楊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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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墨筆硯是古代文人的“文房四寶”，其重要性猶如今日的電腦和手機，是以，制墨也就成了一個手工行業。在北宋時，嘉興就出了一位制墨行家沈珪。
沈珪（生卒年不詳），嘉興人。像沈珪這樣的高手工匠，可說是現在的非遺傳承人，但在封建社會，地位卻十分低下，沈珪的生平已多不可知，甚至連他的名字也不清楚-沈珪是他從事制墨後改的名。五代時有個制墨名家叫李廷珪，沈珪以“珪”為名，是表示對制墨前輩的敬意。他還把自己的兒子取名沈宴，因為李廷珪的兒子叫李承宴。
北宋何蓮的筆記《春渚紀聞》中，說到“庚子寇亂，餘避地嘉禾，複與珪連牆而居”。北宋有兩個庚子年，一是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一是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宣和二年十月，江南方臘起義，并于這年十二月攻入杭州，《春渚紀聞》中的“寇亂”當是指此而言，這樣的話，沈珪應生活于北宋後期的嘉興。
沈珪早先是個販賣絲綢的小商人，往來于嘉興和黃山之間，當時黃山多有制墨世家，沈珪在黃山學會了制墨，遂以此為業。沈珪于制墨很有天分，“以意用膠，一出便有聲稱”，可謂出道即是巅峰。他以松煤雜脂漆滓燒煙，制成的墨精黑發光，人稱“漆煙”。但沈珪卻覺得沒有學到南唐李廷珪的“對膠法”，常以為憾。
一次，沈珪在居彥實家制墨，由于墨出灰池過早，造成墨錠斷裂，成了廢品。居彥實因用料精佳，舍不得丢掉，就把斷墨蒸浸，把分離出來的舊膠加上新膠重新制墨，不料歪打正着，制出的墨竟然“其堅如玉石”。沈珪豁然開朗，悟出了李廷珪“對膠法”的奧秘，在工藝上達到了當時的最高水準。沈珪對此也頗為得意，自寫墨銘雲：“沈珪對膠，十年如石，一點如漆。”
當時有個叫滕令嘏的官員，很喜歡收藏古墨，他在任嘉禾酒監（掌管酒務專賣）時，很賞識沈珪，經常讓沈珪給他制墨。一次，在制成一批墨後，丢失了一丸。兩年後，偶然疏浚園中小池時，在池中找到了，而被池水浸泡兩年的墨丸，竟然“堅緻如故”。滕令嘏大為贊歎，對沈珪說：“雖二李複生，亦不能遠過也。”認為沈珪的制墨技術趕上了李超、李廷珪父子這樣的前輩名家。
或許因為是制墨的緣故，沈珪跟不少文人學士交上了朋友，北宋著名學者程俱，曾任秀州知州，他認為“沈珪漆煙最善”，一日，沈拿了一位葉翰林的詩，請程俱也給他寫一首詩。程俱欣然寫下了一首七言歌行，對沈珪精湛的制墨之技贊賞有加，而數百年後，嘉興的大詩人朱彜尊在他的《鴛鴦湖棹歌》中，也不忘為這位高手匠人寫上一首：“畫眉墨是沈珪丸，水滴蟾蜍硯未幹，休恨圖經山色少，與郎終日遠峰看。”
古代生産金銀首飾器皿并從事交易的店鋪，稱為“銀樓”，可見銀制品在古代之普遍之重要。而代表着元代銀制品技術最高水準的，是嘉興的朱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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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碧山（生卒年不詳），名華玉，字碧山，嘉興魏塘（今屬嘉善縣）人。從他的交遊來看，大緻跟吳鎮、盛懋在同一時代。跟沈珪一樣，有關朱碧山的記載極少。元陶宗儀《辍耕錄》雲：“銀工之精于手藝，表表者有聲者，有朱碧山、謝君餘、謝君和。”
朱碧山與吳縣謝氏兄弟是當時最為有名的銀匠，“表表”是卓異、突出之意。明代大文人王世貞說得更有意思：“吾吳中陸子岡治玉，鮑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銀·····皆比常價再倍，而其人至有與缙紳坐者。”（《觚不觚錄》）王世貞的口氣頗為不屑，像朱碧山不過是個不人流的民間工匠，居然也可以堂而皇之地與士人鄉紳平起平坐。王世貞是指責世風不古，但反過來正可說明，朱碧山的地位之高、影響之大。
朱碧山所制銀器，以酒器最為精妙。他所制作的銀器，不用焊接，全是拼接鑲嵌而成，可謂藝高人膽大。朱碧山制作的蝦杯、蟹杯、鼠齧四爪杯等，形象生動，構思巧妙，朱碧山早年做過畫工，他把繪畫的技巧用到銀器上，像“昭君出塞”“達摩銀像”等酒器，人物相栩如生，眉發清晰可見，造型生動，制作精細，已達到巧奪天工、出神入化之境，完全可以說，朱碧山雕制的銀器，已不是産品，而是藝術了。
朱碧山傳世作品中，最有名的是槎杯。所謂槎，是指用竹木編成的筏，晉張華的《博物志》中有人乘槎至天河遇牛郎織女的故事。朱碧山的酒器槎杯就是以此為藍本制作的。傳世的“朱碧山銀槎杯”僅有四件，龍槎杯的槎身是一段權枒屈曲的老樹，腹空用于貯酒。槎上腹底刻有“百杯狂李白，一醉老劉伶，為得酒中趣，方留世上名”一保之”，老者的身姿與風神，樹幹的古樸與蒼勁，都曆曆可見。
跟沈珪一樣，朱碧山跟文人學士也頗有交往，當時名列元詩“四大家”的集、揭侯斯和著名文人柯九思等都是他的朋友，朱碧山還專門為他們制作過祝壽的酒杯。到了明清時，王士祯、朱彜尊、施閏章、曹貞吉、黃遵宛等著名文人都有詠朱碧山槎杯的詩文，如朱彜尊的《朱碧山銀槎歌孫少宰席上賦》、黃遵憲的《元朱碧山銀槎歌》、厲鹗的《朱碧山銀槎歌為秋玉賦》，都是洋洋數百字的長詩，甚至乾隆皇帝也有一首《朱碧山銀槎歌》的七言排律。這麼多名人為一名工匠賦詩，曆史上也是不多見的。這或許印證了張岱在《陶庵夢憶·諸工》中的一句話：“天下何物不足以貴人，特人自賤之耳。”
在日本，有個詞叫“堆朱”，日本權威辭典《廣辭苑》的解釋是：“用紅漆重複塗到一定厚度，在其上雕刻繪畫的工藝”，而從事“堆朱”的工匠，則“堆朱楊成”。這“場成”，來自嘉興的兩位著名雕讀名于：楊茂和張成。
楊茂和張成都是元朝末年人，還都是嘉興西塘（今屬嘉善縣）人。一個水鄉小組，同時出了兩位國際級工藝大師，這也算是一段佳話了。
雕漆，就是在添好的器具上雕刻各種花紋裝飾物。這一工藝在唐代就已經出現了，而元代囚場茂、張成的出現而達到了頂峰，雕漆的工藝十分複雜而炊瑣，粗略地說，是在木胎（亦有金胎，銀胎、銅治等）上，塗上一道又一道的漆，少則幾十道，多則百餘道，形成一層厚厚的漆面，然後在這漆面上雕刻出雲煙、山水、花木、鳥獸、樓閣、人物，雕漆大多用鮮明的朱漆，故名“剔紅”，也稱“雕紅”，做人日本後稱為“堆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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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時，雕漆名家多左河北定州，宋室南渡後，經濟重心移至江南，嘉興漸成漆器制作中心，有“嘉興派”之稱。明黃成《保飾錄》雲：“靖康以後，群工南渡，嘉興髹工遂有取代定州之勢。”
嘉興髹工主要集中在楊彙（今嘉善縣西塘鎮北楊彙塘附近）一地，《南村辍耕錄》卷三十《戗金銀法》雲：“嘉興斜塘（今西塘）楊彙髹工戗金、戗銀法，凡器用什物，先用黑漆為地，以針刻畫，或山水樹石，或花竹金薄或銀薄，依銀匠所用紙糊籠罩，置金銀薄在内。逐旋細切取，鋪已施漆上，新綿措試牢實。但着漆者自然粘住，其餘金銀都在綿上，于熨鬥内燒灰，甘埚内熔鍛，渾不走失。”而其中最為有名的，是楊茂和張成，明曹昭《格古要論》稱：“元朝嘉興府西塘楊彙，有張成、楊茂剔紅最得名。”
楊茂在剔紅上最為拿手的，是他的“戗金戗銀法”。所謂“戗金戗銀”，就是将薄薄的金片或銀片嵌入所雕刻圖案的縫隙中，使之嚴絲合縫，熨帖無痕，“雕嵌入微，手拭之，若無痕者”。經此一道工藝，漆器上繪畫層次豐富、立體感強，更為富麗堂皇，楊茂有一件傳世精品“剔紅花卉尊”（故宮博物院藏），尊的口内、外部通體均以紅漆雕飾，刻着菊花、山茶、秋葵、百合等各種花卉紋飾，刀法精緻細膩，不露刀鋒，紋飾流暢日圓潤光滑，呈現出繁花似錦、争奇鬥豔的畫面。
張成雕漆，則以“剔犀”最為有名。所謂“剔犀”，就是把兩種或三種不同色彩的漆，一層層地在胎上塗上去，塗了百餘層後，再在厚厚的漆層上雕刻出回紋、雲鈎、劍環、卷草等不同的圖案。這樣一，“雕刻諸象，攢其間處，使層見疊出”，斷面顯露出不同色層，猶如犀牛角的肌理，故稱“剔犀”，由于漆層較厚，“删犀”一般雕盛開的大朵花，枝葉肥厚，舒卷自如，極具富責氣象。
張成的“剔犀雲紋形盒”（安徽省博物館藏），蓋面和盒身均雕刻如意花紋，雕刻刀口達一厘米深，渾厚圓潤、光亮溫瑩，漆色紋樣白線流暢，如行雲流水投富韻律。這件剔犀漆器被認為是整個元代劇犀液器中最優秀的一件。
楊茂、張成之外，其他如彭君寶”也很有名。明曹昭《格古要論》記載：“戗金，要漆堅、戗得景好為上。元朝初，嘉興府西塘有彭君寶者，甚得名，戗山水、人物、亭觀、花木、鳥獸，種種臻妙。”
又有張德剛，是張成之子，他子承父業，也是雕漆名家。清康熙《嘉興府志》：“德剛能繼其父業，随（明成祖）召至京面試，稱旨，即授營繕所副，複其家。”張德剛因技藝精湛而任職于工部營繕所，對明永樂以後雕漆工藝的發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來自嘉興文史記憶.嘉興卷】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