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要讲的事情发生在七十年代初的某个七月，一夜大雨之后，现在是早晨，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我的车驶在一个安静的村庄里。村子还睡着，只有少数人家几个小时前派了人去打理拖网和其他渔具。这些家的屋顶上，袅袅炊烟慵懒地缭绕着，徐徐东南风几乎察觉不到，却执着地终于把烟拽得斜了。右手边是圣劳伦斯湾，水面平旷碧蓝，点缀着白色的渔船，很专心地在自顾自工作。今年是捕龙虾的坏年。冰冻化得晚，又加上早来的大风毁了太多价值不菲的工具。到了捕虾季的最后一个礼拜，许多渔夫甚至没有去看他们的笼子，宁愿终日昏醉，在海滩或是小棚屋外人不见的阴冷中，不作什么指望。
七月一日是捕虾季的最后一天，总算可以很感激地将它抛诸脑后了，虽然隐约感到的希望里还掺杂着最后几天升起的一些愧疚。现在于港口驰骋的船只大多是在捕底栖鱼，也有几条捕的是鲑鱼。无须鳕每磅卖六分，大西洋鳕十二分，而黑线鳕已经很久没见到了。安大略的一些城市里，新鲜的大西洋鳕一磅卖一块六毛五，而我们从小开始吃也从小真心鄙弃的“风干大西洋鳕”却几乎成了佳肴珍馐，要卖到两块一毛五。“他们怎么想的，”奶奶会说，“以前谁料得到呢。”纽芬兰卡伯特海峡附近，价钱要便宜三四分，有消息说渔民要罢工。所有这些都在我脑中闪过，不占据我的思绪，就像背景里一个调低了的广播正放着听不太清的乐曲。
村子尽头，一条铺好的窄路拐向左边，也就是远离海水的方向，开始往外、往内陆走。如果不回头一直往前，这条路可以带你去北美几乎所有的地方；可能中美洲、南美洲也去得了。不过路面始终是狭窄而朴实的，而且是条“慢路”，因为大概有五十英里左右它都要求驾驶员全神贯注。然后它就接上了枫叶满目的“加拿大横贯公路”，它们一起作别布雷顿角岛，隆隆穿过坎索海峡，冲进大千世界里去。如同支流汇入大江大河，车流和旅人也开始在滚滚向前中互相交融和混杂。野营车上，车主的大名招人耳目；而旁边，房车既高又笨重，被塞满的旅行车总有条狗在后窗喘着粗气；马力奇大的底特律豪车，披着各种花哨装饰，轰鸣着以八十公里的时速从一个加油站驶向下一个，以为仅靠速度就能逃脱随其飞驰的鄙夷，可不管开得多块，这种鄙夷总要赶过它们，将它们吞没；绵延小山的“慢车道”上，大众车疾行；艰难前行的卡车里，装了个穿T恤的司机，载着大陆各处的货物；避来让去穿梭其间的摩托车，阳光斜照在头盔上。
到了夜里，他们会出现在许多英里之外；他们会比较英里数，补充散热器里的冷却剂，看地图。他们会绕着篝火坐下，会在汽车旅馆里出汗。有些人回到了避风遮雨的家中，而另一些人则会沿着车头灯冲开飞虫照出的道路，深入暗夜。少数几个，会栖身于扭曲到壮观的汽车残骸中，又在某个不知名的医院里，作语无伦次的呻吟，或者他就躺在死亡静默的盖布下，任官方搜索储物箱，检查车盘，通知最近的亲属。在这七月的一天，这条通往世界的道路宽阔、通畅、无情，上面通行的人再没有圣克里斯多福的庇护。
但对于今天的我，在我出生后的第二十六个年头，要去的不是那宽广的世界。我的路线并不汇进那条大道，带旅人去狂野的未知中做种种了不起的历险。到村尽头，它会急转向右，告别修好的路面，几乎是立马沿着凌驾于海上的石壁开始上坡；小路抱着山壁蜿蜒大概八英里，会突然停在奶奶的园子里，再不往前。那里的临海山壁几乎垂直于海面，而这条道路好像是撞进了墙一般。在山壁脚下，亦即道路的终点，依偎着奶奶的小农庄、她的屋舍和她的家。就在这人类最后的小小据点之外，乱岑海角的岩石探向大海。到这里车自然无法前行，目光也只能就此终止。从任何角度看，这都是终结，而我的车子开始漫长攀登的时候，也就是这一尾声的起点。
开头的两英里，还有房子排在路的两侧，但没过多久，这种正式住所的迹象也不见了。路越来越陡，越来越窄，石头也越来越多，夏日的荒野之美泼洒下来，路都快要被淹没了。黄桦、枫树、杨树枝条蔓伸，抽打在车顶和前窗，阻隔视线之外，几乎要阻隔同行。桤树从左边弯垂下来，它的叶芽有黏性，全抹在车上，洗车店可要头疼很久了。山花盛放、俯仰，挥霍着它们易逝的绚烂和芬芳。红白相间的玫瑰坚韧而柔美，被车子一撞，其纤巧的花瓣便带着香气如瀑般泻下，撒满发动机罩；不过玫瑰的棘刺也会划伤精美的车漆，好似在说，什么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也是红白色的翘摇，花香中蜜蜂云集。毛茛花颤动，白色和深绿色的雏菊点头摇摆。带刺的苏格兰蓟花开出一片淡紫色的烂漫，野荞麦和喧腾的覆盆子互相交缠，织起绿到无以复加的绒绣。道路起落，绕过一个个U形弯，很多冰凉的小溪流从上面淌过：现在它们已不再钻下已经被毁坏、堵塞、废弃的木制泄水孔，而往往从路床和水沟横向流过，好比是在稍稍冲洗路面。这种地方的水流边缘，风铃草贴向石上如丝绒般的苔藓，蓝色、紫色相间的鸢尾一路开向润湿处。兔子文静地睁大眼睛，放心地跳在路边，这里来往的人车如此稀少，对它们来说全然没有死亡的恐惧和威胁。这条路不过是对荒野的侵扰，总有一天会被抹去的。
最后两英里的爬坡之前，有一个差不多是九十度的拐角，溪水如瀑布飞溅，冲刷路床和堵塞的无用泄水孔。接下去的上坡是纯粹的石路，下雨下雪天，车是不可能上去的。车轮会空转，车尾会甩向右侧，悬在山壁外；四百英尺下，浪涛轰隆隆撞在光滑的圆石上。三年前，一对情侣吵架，结果是山下村里的一辆车子被窃，又被推落高耸的悬崖。警察、保险公司和收费高昂的拖运公司花了几个礼拜想去车子坠毁的地方，都无功而返。所有那些绳索、延伸吊杆、有四个后轮的巨型拖车，和所有那些戴着手套打手势的人，那些拴着绳子吊下悬崖的人，都完全没办法提起散在下方的破铜烂铁。最后有人开着平底小渔船靠近悬崖，趟着齐腰的水终于到岸上拿回了引擎还残留的部分。现在你要是很冒险地在悬崖上探出身去，能见到四分五裂的汽车有些还依然散布在底下。这边是扭曲的底盘，那边是分离的车身，再几码外，还有方向盘、车顶和变形的车门。鸬鹚与海鸥漫步于残骸间，小心翼翼的，好比每天都在期待之前漏掉的什么事物。它们会好奇地啄那几个银色的把手和不再昂贵的广播上的旋钮。
这个直角急弯和紧接着上升的陡坡我们一直叫它“伤心的拐点”，因为我爷爷多年前便死在这里。那是二月的一个晚上，离家只有两英里的陡坡，他或许走得艰难，不知怎么就摔倒了。从村子出发，他已经走了六英里，至此却在结冰的石头上脚底打滑，向后倒下，屁股口袋里好好放着的朗姆酒瓶也被摔碎了。此时我感觉着自己疲老衰变的血液，想到爷爷当时无比鲜红的血滴，染在与月光无二的雪地上，兔子在苍白的清辉中欢愉地腾跃回旋。奶奶一直说，那一夜月光皎洁，宁谧，一丝风也没有。奶奶整夜都望着惨白的田地，寻找丈夫归来的身影。眼睛过于疲惫，天亮时空地尽头一株孤零零的云杉开始有了人形，似乎在朝房子走来。一株接着一株，云杉都开始变得像她的丈夫。她有一次确信无疑地去把房门打开，却还是只能眼睁睁看着一片白茫茫、空荡荡的无言冬雪，什么动静也没有。
早上她让最年长的儿子沿着冰冻的悬崖去找，当时那孩子十岁，回来的时候脸色苍白，呼吸急促，可其实他带回的消息早就被料到了。奶奶常念叨，就在孩子出门后不久，她的右耳中就听到了死亡的鸣响和钟声。那是从冰冻的圣劳伦斯湾隔着寂静传来的，而且那绝不是漂流的白色海豹发出的叫声。好像是回应耳中的钟声，孩子带去的三条黑白边境牧羊犬传回了长嚎。狗的叫声沿着海岸线飘来，先是最老的那条狗，接着是老二，然后是最小的老三。她能分清每条狗的呼叫，也听懂了它们悲苦的声音中所传达的讯息。就在那一刻，也就是在那些声音里，她知道她和她孩子们的生活，将永不再相同。那时她二十六岁，怀着第七个孩子。
她和几个年长的孩子而后就牵出他们棕色斑点马中最好的一匹，套上木雪橇，去见“丈夫”和“父亲”最后一面。孩子们哭了，眼泪冻在通红的脸上。离那僵硬如木头般的身体还好远，马就开始呼哧呼哧喘气，颤抖，然后还直立起来，又扬起后蹄奔窜。最后它猛地向旁边一冲，宝贵的雪橇也坏了，在已经越堆越高的毁灭之柴堆上，又添上一根木棍。他们不得不扔下运输雪橇，牵着马回去，带着孩子的滑坡小雪橇回来，又拿绳子将不忍睹视的负担绑在了雪橇上。
几条狗焦躁地躺在僵硬的尸体周围，被寂静的雪地衬得乌黑。有时它们低声哀鸣，舔一舔冻住了的睁开的眼睛、诡异地张开的嘴唇、吐在外面的舌头，有时它们也用口鼻去拱伸在旁边的、半屈着的胳膊。然后它们会一个翻身又跳回积雪中，用前爪遮住鼻子，用深邃的棕色眼珠追索周遭的一切。它们也感觉到生活已经改变，只是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虽然脚踩着结冰的石头一直打滑，绷紧的绳子断了几回，每回都让他们扑倒在地，可他们居然走完了那最后的两英里。因为雪橇太小，只有上半身放得上去，腿和脚后跟都拖在外面，一路蹭在崎岖的石路上。有两次身体差点整个滑下来，到家的时候，胶鞋已经磨穿，露出了脚跟，都结了冰。杀死爷爷的瓶底还在，里面居然神奇地还有半英寸深色的甜朗姆酒，而软木塞牢牢封住的瓶颈也完好无损。除了这完整的瓶颈和瓶底，中间的部分都碎了，碎片深深扎进结冰的臀部和大腿里。
此刻，在这沉酣的夏日风光里，寒冬的一幕死亡的场景显然不合时宜，就像一组很久之前莫名拍下的黑白照片，照片里的人已永远不可能结识或真正了解。
太阳在群山上方升起，阳光洒在刚被涤濯过的大地。雨滴晶莹、闪耀，高处土路上悬着的雾霭朝天空逸去。长刺歌雀和红翼鸫腾跃欢歌于柳树欣欣向荣的枝头。橙色的蝴蝶浮在微风之上滑行。絮叨的松鼠和花鼠沿着倒下的树干疾奔，好像他们是业主百忙之中抽空来“晨检”一般。大地抖擞了精神，到处是生机。
“伤心的拐点”上方的石路很快就干了。车子的速度调到最低的那一档，迟缓而勉强地爬着陡坡。差点甩出岩脊外之后，总算渐渐熟悉了路床，便安分地沿石路往上去了。
接下去的两英里，道路继续顺着峭壁的岩脊蜿蜒上升。有些地方受到了侵蚀，路的边缘已经溃落进了大海。两辆车要是相遇，因为路太窄，是根本无法通过的，只不过这种事发生的概率也微乎其微罢了。
我时不时在左手边看到石垣的遗迹和小块的空地，表示曾有房屋在那里。灰色的花岗岩曾是地基，虽然掩上了丝绒般绿色的苔藓，依然可辨。时不时于瓦砾堆中，一根石筑烟道矗立着，如阳具般实在。只有石的刚硬才抵得过岁月和季节轮替的摧残。
离奶奶的房子只剩一英里，渐渐能看到她的羊在路边——或干脆在路当中——吃草和消磨时光。它们是白脸的雪福特羊，自我们记事起，就是奶奶养着的，所以在它们身上有种永恒之感。它们面容坦然，性情独立，不像牛津羊和萨福克羊那样喜欢聚在一处活动。车辆接近时，小羊匆匆跃开，扭头呼叫两声，母羊在一边警惕而不慌张地瞧着。肩头极为厚实的公羊，两只摇晃的睾丸重重地几乎拖在地上，车来了直到最后一刻才会忿忿地避开。它们眼睛里的神采似乎在说，显然这条路是它们的，要让道它们宁可低头冲过来把车顶翻。
几十年来，奶奶一直为这些羊的纯正血统和茁壮成长担心。她怕异种的公羊来杂交，稀释了血统。又怕年轻的狗血气方刚，杀心过重，会把羊群赶下悬崖，任由浪花冲刷尸体。现在她可以放心了。那些堕落人家的羊和狗都走了，只有她的羊发出的咩咩叫声回荡在青山朗峰间。
开到没有路的时候，我下车去把老旧的栅栏门推开，这是进她院子的最后一道关卡。一弯腰，血从鼻孔里喷出来，泼了我一鞋的紫红色，脑中轻飘飘的一阵晕眩，几乎就要失去意识。我站起身，双手撑在门柱上先稳住自己，迎着阳光抬起头，让浓稠的血液往回流。我能感觉到它温和地从舌根淌下，流进我黑黢的喉管中。为了避免再弯腰，我用右脚勾住下面那根栅栏，把它顶开，然后就站在那里等血止住。我用纸巾擦了鼻子和嘴唇，现在我已不用手帕了，随身带着纸巾。
松开离合器，都不用发动，车子很轻松地沿着缓坡滑进院子。我关上大门，各种畜养的动物都见不到丝毫恐慌，饶有兴趣地看着我。这里几乎所有动物的父母以及祖辈都是奶奶照顾的，它们的谱系在这个农场上已经有很多代了。于是它们身上有很多色彩和特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它们似乎就是那些我一直以来见到或是大人们曾经描述的动物，也似乎是我脑海中泛黄相册里的形象。三匹褐色斑点的马夏天积了不少肥肉，阳光从某个角度打在它们的皮毛上，几乎有种流动的紫红色。它们额头上的星形都是一模一样的，发达的胸肌上也都有孤零零一颗白点，尺寸如同一枚不小的硬币。我们一直叫它们“星星”或者“泰那”。扛再重的货物它们都永远高昂着头，而且步子彼此协调，马蹄声整齐划一，是靠多少代一丝不苟的同系交配才训练得出来的。它们在雪地里步履稳健，走山路时呼吸从容，风雪大得目不见物时它们在浮冰上行走，在海水浸泡的岩石上它们拖着几车海藻上岸。很多年以来，它们只吃这个牧场生长的草料，好比是为了其中它们自己尿、粪和汗水的味道，又好比它们在服从某个自然生态的安排，要把自己变成干草，而干草也反过来化作马身、马身上酒红色的斑点和其中溢出的日光。
马此刻在院子里随处站着，摆动着有些过长的马尾，甩开落到眼睛里的门鬃，休闲自得。已经有很多年它们没有感受过马勒、马鞍、马掌，最小的那匹快十岁了，还从不知束缚为何物。以马的年纪来说，它已经很老了，恐怕是至死都不会知道了罢。
它们几乎已成了宠物，就等奶奶开门扔出几小块苹果或是风干了的面包。可在它们深邃、黑暗的眼睛里，在它们肩腿处隆起的肌肉和肌肉间的沟壑里，你还是能见到其中的力量。动物园某些动物的眼睛和肌肉也如此，似乎在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活着，我们饭来张口，可我们天性并不是如此，我们的过往也并不是如此，而这样的生活也不是我们的全部。凑近些，你就能看到。
奶牛顶着轭套和它们朝内弯曲的牛角，四散在小丘上起劲地吃草。因为奶奶已经不管它们，也不再用它们含奶油丰富的牛奶制作黄油和奶酪，所以这些奶牛也显得无用和浪费。小牛犊已经不小了，跟在奶牛后面，顶着肿胀的乳房要喝奶。有些乳房已经结块、变硬，又得了乳腺炎，要挽救是基本无望了。接奶的桶放在它们下面，牛奶再也不会从桶口温热地溢出了。颈上绕着金点的一只黑色母鸡正朝它的鸡仔们咯咯叫着，这个时节它的孩子们还小，可它们却很难见到下一个冬天。
说“走进”奶奶房子的门廊，其实是“走下”。时光逝去，整个房子陷进了地里。已经有一百多年的石头地基很勤奋地在往地里钻，以至于现在所有的门都只能往里面打开。门廊上挤满了过去留下的工具、衣服和其他物件。左边是个手动奶脂分离机，右边墙上是一把手镰，手镰旁边有一把紧线钳和一个绞肉机。大钉子深深扎进木梁，上面挂着马鞍的零件、绳子、几罐U形钉、钉子、榔头、黄麻袋、鱼竿。角落里，没了形状的雨衣、帽子、手套和穿烂的鞋子、雨靴也挂着或者就堆在地上。
奶奶坐在厨房的桌前喝早茶，没看见也没听到我来了，只眼睁睁望着临海的那扇窗。窗外，海鸥在耀眼的阳光中画弧和回旋。我进门的时候，那三只黑白的边境牧羊犬除了抬起眼睛外没有其他动作。它们趴在地板上就像三块随手扔下的旧地毯，一块在桌下，一块靠着炉子下的木盒，一块在奶奶的椅子旁边。不像奶奶，它们知道我正过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的汽车沿山崖一路呻吟的时候，它们就听到了，从栅栏门滑动，房门打开，一直到我踏上门槛，它们也都听到了，只是觉得一点也没有起身的必要，或者有什么好警惕的。进门之后，我终于宣告了我的到来，也终于到了我应该在的地方。
奶奶本来看着窗口，手里端着茶杯，转过来见到我，吓了一跳，也有些窘迫，因为我是如此的悄无声息。虽然她不承认，但她越发担心她的感官会失灵，对耳聋者的寂静和目盲者的黑暗充满恐惧。现在这些都还未被发现，但她脸上此刻的张皇，说明那些念头一直在那里。
“啊，你到了啊，卡伦，”她说，“我在等你。”
我知道她在等我。凌晨三点开始，在山下村子里父母的床上等着上山时，我便知道了。那时听着雨打在屋顶上，我想着路会有多滑，想着在乡村无可名状的黑夜中徒步走完那八英里：雨云会遮蔽星月，只听得水声，硕大的雨滴当当砸进土里，或落进看不到的溪流的水花中，而右手边会有浪涛拍岸凄切的声响。我心里知道，这条会让我浑身湿透的旅程，我是不会再走了，就跟我不曾见过的爷爷不会再走了一样。他已经去世七十年了，《圣经》里说人的寿命也就该这么长。
“我已经尽量早了，”我说，“我是一看山路够干，车能爬得上来，就立马出发了。”
“哦，是啊，”她说，“你要喝茶吗？壶里水刚开。”
“好啊，我自己倒。”我说着就在奶奶厨房里熟门熟路地泡起茶来。茶叶罐是很久前从锡兰运贵重货品的船失事，冲上岸来的。我伸进去抓了一把在拳头里，放到茶壶中，然后从冒着蒸汽的水壶里把开水倒进去。
“他们一时半会儿还到不了，”她说，“恐怕最早也得到下午。”
她在桌子那头又坐得更舒服了些。
“罐子里自己拿几块饼干吃。我一早做的。给狗也吃一点。”
我很听话地走去拿起另一个罐头，取出四块饼干。
我给自己那块抹了点黄油，又给每条在地上躺着的、戒备着的狗各丢了一块。他们都没等饼干落地就直接叼走了，又探着它们粉红色的长舌头把落在地板上的饼干屑都舔掉。地板又如之前一尘不染，好像刚刚什么都没发生过。就像在流水中行过，我心里想，不留痕迹。
我隔着桌子坐在奶奶对面，目光和她一样，掠过蔚蓝的海。日头高了，雾气都被晒净。这种天气曾经能让我们见到爱德华王子岛。我们会说，“天气好的时候能望见爱德华岛。”不说“一望无际”，只望得见爱德华王子岛就好了。现在想来这好像也没什么要紧的。
今天是你余生的第一天，头脑里记起这句话。在“当代”很多海报、桌头箴言、贺卡、书签、唱片盒、车贴和涂鸦中都能见到这么一句。我举杯到唇边，心想能把自己烫出几分生机活力来也好。
“你干吗这么喝茶啊？”奶奶问，“会烫着自己的。人家还以为你一辈子没喝过茶呢。”
“没事，”我说，“我只是试试看……”
我们坐了很久，只是静静地喝茶，朝窗外望着。我们什么话也不说，也没有问彼此什么问题。我们在休息，表现得好像无所事事，仿佛运动员正为几个小时之后的比赛养精蓄锐。蜜蜂的嗡嗡声从屋外墙角的丁香花丛中传来，又见它们如醉酒般从窗户上弹开。家燕的尾巴也剪开得精致，橙色胸脯一闪，又扑向不知去了何处的小虫。三条狗趴着，除了眼睛之外一动不动，也在蓄存体力。夏日炎炎，我们有些犯困。
我今天来奶奶这里，几乎有点像间谍片里的双重间谍。我莫名希望能找到一种办法，让我理解生死，坦然面对它；可内心深处又明白，在这里我只能发现饱满的生命，并意识到，归根结底我不过二十六岁，在别人看来，依然是青春的年纪。
奶奶起身去拿她挂在卧室门背后的小提琴。这把老旧的乐器本属于她远在苏格兰的祖先，属于那些散落在洛哈伯海岸业已残败的地基。她拉了两首曲子——《自君去后，心碎至今》和《永不归去》，奶奶的手指已经不太灵活了，寂寥的挽歌有时抖动迟疑，和四根绷紧的弦上颤抖的手指一样。奶奶很是为古老的旋律触动，眼里有泪水。
今天晚上，还有今天下午，她的两个孙女和一个曾孙女会摆动着身体，演奏属于她们时代的音乐，也就是盛行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的音乐。沿着那条通往大千世界的公路就可以找到她们的所在之处，一个在拉斯维加斯，另外两个在多伦多杨格街区。她们在五光十色中回旋、顿足，在乐器和大功率功放的连接线间轻巧地移步。她们的长发在肩头飞扬和流淌，她们的靴子狠狠踏下的拍子就跟她们音乐的节奏一样迫切。而另一条路的尽头，乱岑海角的寂静里，这个曾孕育她们、赋予她们生命的身体，正费力要控制《永不归去》最后几个颤抖的音符。
“这首是麦克利蒙的挽歌，”结束了之后她说，“你爷爷有麦克利蒙一族的血统。他们是苏格兰高地最了不起的音乐家。斯凯岛上有个雉形石堆，就是为了纪念他们。打仗的时候你的几个叔叔见过。”
“是，我知道，”我说，“你跟我说过的。”
“麦克利蒙人他们说有两个天赋，”她说，“一个是音乐上的，另外一个是他们能预知自己的死亡。这两个天赋照理说是沿血脉遗传的，寻常人没有。”
外面牛棚的橡木上，爷爷在很高的位置用奇黑的墨水写了这句话：“我们是自己心中绝望的后裔，斯凯、朗姆、巴拉、迪里是我们的过去。”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会写这句话、何时写的，甚至他是如何将这句话写上去的也让人困惑。在没有圆珠笔，连钢笔都没有的年代里，他爬了那么高难道一手端着墨瓶，一手握着直管的蘸墨钢笔吗？祖先的岛屿如何就这样重要呢？我们在久远的年代便离开了，有些地方甚至都没有见过，只把它们留给了大西洋的风和浪潮的飞沫。爷爷那样的死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他还活着，奶奶的人生会怎样？他其他孩子的人生会怎样？而我今天坐在这里，我所知的人生，如果爷爷没有死，又会有怎样的不同呢？
我现在只能通过重塑的画面去了解爷爷的人生和死亡。我能见到冰雪，以及热血如何在冰雪上结成一层硬壳。热血里还掺着甜酒，当时的变化肯定如同煮开了的甜槭树汁泼在冬雪上。
奶奶对于死亡有太多不同的感受，我很想去体认和了解。在她生命诸多的段落中，即使单调如死亡，作为其执行者的种种事故也变换过很多次。她的三个弟兄都死于他们自己生活所孕育的事故中。他们的生活本就极度仰赖身体，而这些生活的终结也与之相称。一个是夏天太阳下骑马，褐色斑纹的马脱缰窜出，他掉在割草机的刀齿下；第二个是在海上的风暴中随着往返海峡的船只，在去纽芬兰的路上沉没了；第三个是坐船去捕海豹，突然起了摧折一切的大风雪，大家被抛离渔船，他就被冻死在如月光银辉般的冰原上。
奶奶早年生命中的那些人物和死亡现在看来是多么寂寥和遥远，而奶奶后来送走的三个儿子的人生和死亡又显得多么不同。他们离开乱岑角的峭壁和海鸥的哭号，选择那条通往广阔世界的道路，打造在这个海水冲刷的小农庄上绝无可能的事业和人生。他们的事业是现代的事业，他们的人生是富足的人生，而他们的终结也与之相称。房地产经纪人、小超市连锁店的副总裁、男式服饰公司的采购员，这些职业的人是很少会在日常工作中殉职的。铅笔和电话取代了晃动着的半根缆绳、海员撵接绳索用的索针和捕海豹用的棍子。与难以捉摸的恶风恶雨相比，与突然受到惊吓、让人措手不及的动物相比，调节好的恒温器以及设置妥当的米尤扎克音乐当然是很不一样的。
他们都没有死于工作，也不是直接因为工作而死，但和他们的先人相比，他们的死亡似乎更诡谲，更有希腊神话和戏剧中的反讽意味。一个在蒙特利尔高档饭店被一块牛排噎死。一个去鲳参海滩为的是那里的阳光，却因曝晒致死。还有一个早上五点在米西索加的街头跑步时死了。或许，因富足而死与因劳作而死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许对我来说，正因为两者都不是我所能选择的，所以先后听到两种死法时更让我心生无限恐惧。
窗外乌鸫和牛鹂亲热地在奶牛周围跳来跳去，灰色的奶牛身上有深色的斑纹。鸟儿高声对答，声音沙哑，有时它们会放肆栖息在牛的背脊上。一只落单的鹰拖着白色的尾巴，无声地来回滑行，时而在陆地上方，时而越过悬崖飞向大海。它投下的阴影掠过夏草，却会消失在蓝色的深水中；或许，这面镜子是过于深沉了。它在海上不会飞得太远，它会拐弯、攀升，又回到陆地上滑翔。它是安静而优雅的，它翅膀的美是隐忍而坚硬的，它非凡的生命全淋漓尽致地表述在它的身姿里。
房子里悄无声息，除了桌子上方的架子上威斯特克洛克斯牌钟滴答作响。狗的眼神蒙眬，半睡半醒。我们都陷在自己的回想里，就像在一张相片里，很久很久都没有动，没有说话。
“好了，我觉得我应该准备一下。他们一会儿就到了。”奶奶说着从桌子那头的椅子里站起来，好像屋子里某种咒语被打破了。
卧室的门就开在厨房里，我能看到或感受到她在梳着长长的白发。她的身子弯向一侧，右手拿着梳子将头发梳离自己，左手在梳子前后捋着头发，手间有种令人震颤的柔顺。
过了一会儿她出来了，一边走一边把领针别到裙子的领口上，领针是缠绕的苏格兰蓟，裙子是刚刚烫好的。这两样东西我都记得，都是我之前送给她的礼物。有一瞬间我觉得又回到了圣诞节前多伦多拥挤的购物者中间，拥挤加塞推搡，踏上又迈下电梯。电梯上堆满了人，嗡嗡斜架在楼层之间。
我知道在她的大衣箱里，在她随处摆放的首饰盒里，有一层层的裙子，一堆堆的领针，都不比她现在身上的差，但她还是有意做了这样的选择。我意识到其他人大概认不出她穿戴的东西，当然，他们也没有义务要认出来。见到它又让我想起，这枚领针是如此的不合实际：苏格兰蓟是不会缠绕的。可能我自己也从来没有意识到，买它的时候我放了很多象征义在其中。
她又进了卧室，出来的时候拿了把剪刀。她把椅子移到我的旁边。什么话都没有，我就开始帮她剪指甲。指甲都是发黄的，很长，周围都覆着一圈薄薄的黑垢。
给奶奶剪她发黄的脏指甲的时候，我明白我已经被准许参与一种无声的、秘密的交流，这种交流是强者在与弱者共处中常体会到的。这种能力和认知上的落差奶奶曾如此可畏地施加在她孩子的身上，很多时候甚至是她孩子的孩子。这种落差又和我们那些难以启齿、不可告人的缺憾互相助长，大人总会把这种不够格挥舞在下一辈的头顶。记得脏尿布、湿床单，第一次想说话或走路，记得圣诞老人出现，圣诞老人死去，记得千奇百怪的幼稚愿望，害怕时光的逝去，记得孩童时的恐惧让你在噩梦中醒来，以及独自醒来时的尖声喊叫，记得夜里的释放，真实和假想的秘密罪孽：不仅记得，还始终不忘。能力和认知的落差还包括凭身体给予的实在支持，保持健康以维系这种付出，或许，还包括爱。以前想到奶奶，想起的更多是能力，现在却想到了爱。或许，我现在想，是奶奶的强大总是过于显眼了。
这个时候在山下，我想象着我七十岁的父亲，正为启程与我们碰头做着准备。他紧张地梳着自己雪白的头发，往脸上拍着爽身粉，或多或少还是担心奶奶的检视；能力和认知的那些言说不清的绳索依然束缚着他。当然，他是没有办法记得他自己的父亲的。
突然奶奶抓住我的右手，用双手狠狠地按住了它。剪刀哐啷落在地下，从她手掌的力道中，我感觉奶奶生命中那股激烈正迫不及待地压制出来。“哦，卡伦啊，”她说，“你剩下的人生打算怎么办呢？”
我的惊讶不知道是因为这个问题的突然，还是因为它在这个场景中显得过于庞大，医生说，“在剩下的人生”里，我该过得越正常越好。他说，我还有“大概几个月”能活，能像正常人一样活着。这让我想起奶奶门外夏天养的鸡，它们注定见不到冬天。
“跟我住吧，卡伦，”她说，“他们来了我就这样跟他们说。给你自己找个好姑娘，把婚结了。你二十六了，这些事情是要想想了。你在这儿一直很开心，土地和养的这些牲畜都没像现在这么好过。靠你我们都能过上舒坦日子的。我遗嘱里把所有东西都留给你了。”
窗外我见到一堆堆未打磨的石头，是奶奶用她粗糙有力的手从田野里捡来的。我还能见到倾倒的篱垣，掉漆缺瓦的外屋，还有，藏着爷爷唯一遗训的牛棚。这就是奶奶遗嘱所言要留给我的“所有东西”了。但从来还没有人给过我他的“所有东西”，而我以前在这与世隔绝的寂寞里，在海鸥的啸声中，也的确是开心的。在我“缺席”的岁月里，我在伯灵顿和东米尔斯那些总感觉暖气开得过高的教室里，给那些过于都市化的高中生上课时，很多次想过要回来。我现在回来了，可我觉得我是那样一条有病的、被污染的鲑鱼，在它曾经的溪流中澄清的水里游上一小会儿。回归的鲑鱼知道它生命的终结已经没有解救之道了。
我感觉头脑里有眩晕如黑色的漩涡搅动起来，只能抓住椅子的座位才能勉强坐住。
“你怎么了？”奶奶问，“你看上去是要晕倒啊。要不要喝点水？”
“不用，”我说，“一会儿就过去了。一会儿就会没事的。”
三条狗像说好了似的，一齐抬头竖起耳朵，从它们的卧姿起身朝门口走去。它们听到了几英里外车子沿着悬崖嘎嘎作响。我和奶奶都听不到任何声音，但我们知道我们能从更灵敏的耳朵上的动静中看见声音的到来。这就好像我们能在不同感觉的交换中看见声音本身。有时你能在电话里看见对方的脸，知晓那个消息是祸是福，虽然你的耳朵里只有寂静，什么声音也没有。
“他们来了。”奶奶说，最后一次拍了拍她的头发。
远处的车队里都是她的家人，他们的远征最合适的名字就该叫“该拿奶奶怎么办？”过去十五年出征，他们总或多或少带着胜利的指望，而且总放在夏天，因为这时能召集到的军力最为强大。夏日里，她的儿女、孙辈、曾孙辈，甚至玄孙辈都会从外面世界的大小道途上汇聚而来，和当地的亲眷会师，一同谋划，商讨战略，以求达成目标。每年，面对着吁求、眼泪、请愿甚至威胁，奶奶始终很坚定，不愿搬出这个她自己的家。我此刻见奶奶正安静地集起她的应对方法，经营她的强硬气势，好比是在检视自己的装备。这让人想起塞西尔·德米尔老电影里的大场面，那些欲登高的进攻者被滚落的巨石或燃烧的火球击退；有时，他们意识到云梯被推开，于是在坠落中尖叫，四肢乱舞。但似乎我们同情的永远不是他们，而是那些被围困的人。
今年的策略和山下的养老院有关，用来代替去年未奏效的战术。去年他们的方针是“和我们一起生活吧”，好些人都这么提出了，虽然态度在热忱与勉强间差别还是很大的。养老院的好处是“有自己的空间”，“能和岁数相仿的人在一起”，“不用再操心吃什么”，以及描述得很模糊的所谓“照料”。类似的“好处”还很多。讲不完。
养老院奶奶去过很多次了，去探望她的朋友。她对那个地方的痛恨，丝毫不输给她去见的那些人。她们用羊皮纸一般的手握住奶奶的手指，低声跟她倾吐，用的是大多数护工已不能听懂的盖尔语。她们向她历数种种暴行，有些是真的，有些是想象出来的：探望的人走了之后，工作人员会偷纸巾和巧克力；食物里有人下毒；老人会在扶手椅或轮椅上被绑住很长一段时间，屁股下是自己的便溺，直到脑袋倒在自己的肩头还没人管。老太太在养老院中遭受这些真实或假想的痛苦意味着什么？而那些想象出来的惨状，难道因为它们是假的就不那么可怕了吗？
如果我们去想，大概每个人都能预见自己在“阳光坡”、“阳光溪”、“阳光之地”或“普照之谷”这样的地方，无力使用尿壶的场面；听着护士的助手嚼着口香糖，聊着她们的男人（也分真的和想象的）：“他不会吧？”“他真的那样啊？”“你是开玩笑的吧！”也能预见自己的身体会让人举着水管冲洗——他们对身体太过了解了，知道我们能干什么或者干不了什么，他们知道最后的结局会是怎样的。这种情景我知道正向我压下来，讽刺的是，我能同时觉得它很远，又很近。
而我又一次为我的虚伪和怯懦而忧心忡忡。今天我自己当然是愿意来的，但其实一半也算是被派遣来的。他们要我做第一个恳请奶奶的人。“或许卡伦要她去的话，她会去的，”他们说，“要是有谁能说服她的话，也只有卡伦了。”但卡伦一早上只是坐着什么也没干。他没干是因为他不认同今年的策略，就像他去年也没认同一样。在心里某处不为人知的地方，他希望他们今天还是会失败。
车子渐渐出现在栅栏门那里，我觉得自己像个失败的先遣骑手。本来我该为后续作战部队侦察地形的。或者我是一个颠倒的施法者圣约翰，派来是给假冒的先知铺一条歧路。又或者，我是头脑混沌、心中悲苦的犹大，已经离绞索不远了。至少我不用亲她的脸颊。
汽车驶进院子，各式各样的人从里面涌出来。我站在门口，像是一人担纲的欢迎委员会，奶奶跟以往遇到这种场面时一样，在屋里坐着。我的这些亲戚甚至有点像夏日里鲜艳的禽鸟，身着彩格呢的裤子（裤脚有翻边也有不翻的），碎花、大花的上衣，运动衫，有说有笑。他们的这些宽松裤、喇叭裤、牛仔裤、凉鞋和五花八门的“着装风格”都来自于他们生活的不同世界和身处的不同年代。我隐约觉得这群人似乎不像是来自有能力预见自己死亡的血统。
他们进屋的时候，或朝我笑笑，或拍拍我的肩膀，有几个还很期待地要从我的眼神里读出什么讯息来。屋里椅子不够，他们也只得尽可能安排好自己的位置。小孩都坐在地上，双臂环抱着自己的膝盖。他们很快就会要跑出去玩耍，也可能见到了动物，因为太过陌生而受到了些惊吓，但不管怎样，他们现在先得安静地坐好，不能没有“礼貌”。
没过一会儿他们就开始拍照。“三代人来一张，”他们说，“现在你跟玛丽跟孩子一起，第四代嘛。”奶奶很顺从地把她最小的曾孙抱到双腿上，而她的儿子和他的女儿分别站到她两边。他们看着镜头时人都像是结了冰。
高中毕业的那个夏天，我和我最近的堂兄跟着一个叔叔在船上打工，把一桶桶的腌鳕鱼运到西印度群岛，再带回一桶桶深色的非法朗姆酒。回程时，在某个无风的夏夜，我们的船会泊在一个小村庄边上，听不亮灯的当地小渔船压低了的马达声。它们辛勤地往返，把酒桶运到沙滩上，那里有卡车在黑暗中等着它们。
有一回在牙买加，堂兄和我在街上被个男孩拦住，递给我们一张卡片，要我们跟他走。他把我们带到一家妓院，我们从未见过那样的阵仗，心里着实是有些害怕的。等我们终于说服他我们不需要“乐子”时，他把我们带进一间“照相室”，场面也没比之前检束多少。各种肤色和种族的姑娘在镜头前摆出淫冶的姿势，旁边都有一个跟我们差不多大小的男孩惊恐地站着。她们脱了那些年轻人的衣服，把头发甩得都快要缠上他们的下体，且甩罢头发还会用嘴唇拂蹭。一个深色皮肤的小个子男人活力十足，推着一个带轮子的笨重相机从一对模特移到下一对，嘴里大声指导着他们的造型，还问那些年轻人叫什么名字。每张照片的正面都有同样的笔迹写着几乎同样的话：“约翰，你是我唯一的真爱，泽尔达。”“蒂姆，你是我唯一的真爱，坦尼娅。”“乔治，你是我唯一的真爱，葛尔蒂。”
“海岸警卫队，哥儿们！”我们这位新朋友告诉我们。后来我们知道，这些像是处男、面露惊恐的年轻人是海军军校的学生，在佛罗里达基地的船上服役。他们会把照片放在皮夹里，偷偷地展示给将来的朋友，说一句类似这样的话：“这是我家乡的女朋友。”然后等着对方的惊叹和艳羡。
我现在觉得今天在这里拍的照片也一样虚假造作。一组组家庭成员被孜孜不倦地鼓励要微笑，身处其中的人不容易发现在眼神中闪动的是极度的渴望和恐惧，触及最黑暗的真相。
我瞥到窗外奶奶紫红色的马和灰底深纹的牛，它们正在塞满院子的汽车边打转。有些汽车的名字本身就是动物：“野马”、“斑马”、“小牛”。等一会儿小孩子们就会被派遣来阻止真正的动物毁伤或刮划它们名姓相仿者的金属表面。
下午的时光推移，谈话如潮起潮落。有人从口袋里拿出小酒瓶，倒出朗姆酒喝。我父亲和叔叔婶婶们从挂钩上取下小提琴，自如地演奏着吉格舞曲和里尔舞曲，复杂的曲子他们拉起来却毫不费力。他们所有人握琴弓都握在同一处，手势一样，扭动手腕的方式也如出一辙。这种风格比我们所有人的记忆都延伸得更远，这样奏出的音乐我们称之为“我们的声音”。有人从手提包或口袋里取出口琴，更年轻的还把吉他拿了进来。也有人在指间打着勺子，或是用勺子敲着大腿。奶奶和她的每个儿子都跳了舞，然后又和家里的其他男子跳。在我的臂弯里，她的转身是如此的轻盈和从容。在养老院里也没有比她更年长的老人。
情绪慢慢高涨，气氛也逐渐热烈起来，那个问题却如同一只小虫，在大家的头脑深处嗡嗡地回旋。没人敢问，但也没有人敢走。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满怀期冀地望向我，挤眉弄眼似乎在等我的指示。奶奶依然在轻松、优雅地舞蹈和摆动；她在等着今天结束。“我只要再坚持一会儿，”她的眼神似乎在说，“我就赢了。我不会输的。”我就能想见她二十六岁时的情境：大着肚子，周围是哭泣的小孩，要把儿童雪橇上丈夫冰冻的尸体拖回家。或许她当时说的也是这几句话。我无法猜度在横亘其间的七十年里，奶奶把这样的话重复了多少次。
我太明白了，那些被提出的她不该留在这儿的理由。这里冷清、隔绝。房子太老，只能靠火炉取暖，照明也就靠昏暗的煤油灯。没有电话。到了冬天，她的食品和杂货只能靠家里人等能够通行之时，开摩托雪橇送上来，而他们也不确定能买到些什么。那些牲畜一则难养，二则费钱，冬天在它们的棚里忙碌很可能就会被绊倒。
我和这里的大多数人一样，也很清楚她生命的其他侧面。她憎恶各种机构，也鄙视和它们相关的所谓“方便”。她丈夫死后，哈利法克斯当地政府曾表示她肯定无法支撑，提议不如将她的孩子交给别人领养，或送到孤儿院，这样“对大家都好”。他们还补充：这样大家都更“轻松些”。我们到了七十年代早期还有这么多人能挤在这间屋子里，喝着酒听着歌，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奶奶抵制那些提议的结果。七十年了。“我是绝不会让别人把我的孩子带走的，绝不会让孩子像蓟种子上的冠毛一样散落四方，”她经常这样说，“我不是那样没有心肠的人。有些事难点又有什么打紧的。没有人说过人活着是容易的事情。人不过就是得活着。”我今天来至少有几分这样的心思：希望能找到这样的力量去面对生活和死亡。
音乐止歇，日头也往西去了。年纪小一些的孩子开始在父母耳边轻声说他们肚子饿，想走了。紧张的气氛似乎不断在积聚，听得见噼啪作响。我们都等着那一道闪电劈下，好让这种情绪得以排解；我们都盯着那摇摇欲坠的石块，等着它落下。
大家都没想到奶奶突然开口说话：“我希望你们都别为我担心吧。卡伦说了，他要留下来跟我一起住，这么一来什么问题都没了吧。”
先是一段难以置信的沉默，然后如释重负之感喷涌而出，就像浴缸拔出塞子，轮胎拔掉气门，本来控制、包裹得如此严密的东西瞬间被释放了。大家目瞪口呆，看了看彼此，又看了看我。这个解决方案似乎太过完美，以至于无法理解。实在太好，便显得不真实。父母看着我好像既不可思议，又有些宽心的意思。我这次回来得意外，又好像没有回安大略的打算，他们本就有些疑惑。“或许他准备在这里的高中教书，”我听见他们两人自己在讨论，“或许他是累了，想休息一段时间。”我没有告诉他们，也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我之所以回来，是因为我知道我快死了，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地方可去。
现在看上去问题已经暂时得到了解决，他们似乎也很高兴，因为终于知道原来这两天我是有规划的。他们在房间两端点头微笑，虽然那份不可思议感还没有完全消除。奶奶也在笑，好比她打出了王牌，正左顾右盼庆祝暂时的胜利。我没有勇气去摧毁她的谎言，她太希望这个谎言是真的了。
几乎没有什么过渡，大家就乱哄哄地开始准备离开。就好像他们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神奇礼物，要是在这个礼物跟前待得太久，他们怕它会突然消失。“先跟您说再见了，”他们说，“过一段再来看您。”“再会。”“保重。”
车门砰砰地关上，引擎发动，轮子碾过地面。栅栏门被推开，父亲是最后一个，又将它推回原位。我和奶奶始终站在门廊里，他朝我俩挥了挥手。父亲是连接我们三代人中间的一环。然后他也上了车，开车走了，母亲坐在他旁边。只剩下我和奶奶。
回到厨房，奶奶忙着准备吃晚饭要用的餐具。她从架子上取下盘子，从抽屉里拿出刀叉。差不多整个下午都在外面的狗也回屋里来了，又瘫在地板上，继续扮演着它们静默守望者的角色。太阳正移向海面。
“没用的，奶奶，”我终于说道，“你的办法行不通的。”
“什么？”她说，还是背对着我，伸手去拿杯子和茶碟。
“就是你前面跟他们说的那些。说我会留在这儿。行不通的。”我迟疑了一下，但看起来我不能再隐瞒了，“行不通是因为我就要死了。”
她转过来，严峻地看着我，她的脸上闪过一丝恐惧，但立马被她抹去。“是，我明白，”她笑道，“我们都要死的，早晚的事。”
“已经不是早晚的事了，”我说，“很近了。就几个月。我见不着下一个春天了。我待在这里对你对我都没什么用。医生说的。”
“别犯傻了，”她说，“你才二十六岁。你人生才刚开了个头呢。”
她看着我，表情里带着对我荒唐想法的纵容和对现实的歪曲。就如同一个宠爱孩子的母亲，在听她想象力丰富的孩子告诉她，楼上的卧室里有一只长颈鹿或一头大象。我很爱你，那个表情在说，虽然你满嘴的胡言乱语。
有那么一瞬间，我希望之前是我在胡言乱语。我希望我的确如她所以为的，是在犯傻。我希望能回到伤痛能被亲吻抚去的岁月，希望她是对的，而我很庆幸地错了。
“不是的，”我说，“我说的是真的。没半句假话。”
“我不懂啊。”她说，现在她的嗓音中开始流露出真的恐惧。我不知道我说话时听上去是否也是如此。
我们坐在厨房餐桌的两头，对视着，中间似乎就隔着我们相差的漫长的岁月。我们试着交谈，但试了几次都不算成功。
突然奶奶探过身来抓住我的手。“卡伦啊，卡伦，”她说，“我们该怎么办啊？我们该怎么办啊？我俩以后会怎样啊？”
她的动作几乎是早先下午的翻版。看着她的手，我注意到我一直没有把她的指甲剪完。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她抓我的手是如此用劲，好像我能把它从梦里幽暗的水中拉出来。我试着也回应她的力道，因为我不知怎么也幻想着她能救我。突然我们两人都落泪了。我们为对方也为自己哭。我们本想在对方身上找到力量，却在这一场脆弱的泪光中相逢了。狗都竖起了耳朵，轻声呜咽。它们在我和奶奶之间来回，信任地把头枕在我们膝上，望着我们的眼睛。
有时我们于无光的恐惧中，很难分辨梦和真实。我们或于夜阑之时醒来，却因为方才梦里的世界要好上太多，便硬凭自己意念的力量要回到那种忘忧的快慰中。有时情况正好相反，我们又会掐自己，或用指节去磕铁的床沿。有时，噩梦是没有边界的。
僵直地躺在父母家的床上，白天所有的画面和情绪都相遇、飞旋在我心里和眼前的黑暗中。所有的期望和恐惧，过去的，当下的，都互相碰撞和纠缠。有时我们见到“当下”的尽头，“过去”会隐约显得更为重大，因为我们除此再没有别的东西，除了“过去”，我们觉得再没有什么可以懂得。我感觉我正朝往昔坠落，希望能拥有更多的过去，因为我的未来正变得越来越少。二十六年太短了，是不够的，我要沿着一代一代的先人走得再远些，好从此刻那看来微不足道的留存中获得更多。那些迷信、草药、听得出宿命的喊杀、萦绕心神的小提琴声和如蛛网般的癌症疗法，我想一样样回去了解。所谓“天眼”、通鬼神的视线、狗的直觉、海鸥的呼啸，它们关于生存及其终结说了什么，每一个我也都要知道。我想回到双手能施展法术的祭司那里。我想回到信仰疗法的医师那里，只是我的信仰恐怕不够。回到怎样的过去都可以，只是科学太过冷漠，我不愿死在它那双不由分说的手里。
我看得见那个既苍老又青春的麦克利蒙，他静静地谱写死亡的歌谣，他就要永远离开雾气笼罩的斯凯岛那阴郁的海岸。我听见了音乐，觉得它就像钟声，伴着钟声我看着他沉默地跌进黑暗中。多奇怪，我想，怎么会有人觉得小提琴声像钟声呢？
我起床穿上衣服，没有出声，小心地穿过睡梦中的屋子。外面一片静穆。这个地区没有建设工业，夜深时这种安静很深邃。音乐似乎从海上来，从宁谧的海湾——不对，不该把这音乐误会成其他的声响，它不是鸟声，不是广播，不是转轨的火车或驰过的汽车，也没有人在聚会。它是它自己，让人觉得陌生，于是又古怪地觉着亲切。
几乎是回应耳中的钟声，我听见三条黑白边境牧羊犬的长嚎。叫声浮在无风的暗夜上，从乱岑角沿着寂寞的海岸线飘下来，先是最老的那条狗，接着是老二，然后是最小的老三。我能分清每条狗的呼叫，也听懂了它们悲苦的声音中所传达的讯息。我已经救不了我奶奶了，我知道，就像下午时我救不了她一样。
去乱岑角的路一片漆黑，我的车就随着车灯探索的光束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作U形转弯。有些弯是如此的极限，车子会开到光亮的前头去。有时候，车灯直直地打在前方黑暗的绿叶上，而道路会出其不意地朝左朝右急转，所以有一时半刻是完全看不见的。我开得很轻松，就像在梦中接受了某种指引一样。
在“伤心的拐点”，我车前的灯光照到等待着的狗的眼睛。它们趴在路当中三处不同的地方，眼睛在黑暗中的光芒作为顶角构成一个等待中的三角形。它们放射出的红光既是标识又是警告；我觉得有点像港口中的信号浮标，或像机场跑道尽头的端灯。
见到我从车里出来，它们是高兴的。他会知道该怎么办，它们好像在说。多少个世纪以来，这些狗生下来就是为了保护和指引生命的。废品旧货栈、二手车仓库和打烊的超市不属于它们，它们守护的不是金石，而是与它们自己一样脆弱和无常的生命。静静地跑去保护羊群，不让它们掉落快坍塌的悬崖，或是蜷伏在断腿的羊羔身边，它们一直是主人亲密的帮手，而当遇上大过它们能力的困境时，它们就会等着主人到来。现在它们就很高兴见到我，正朝我走来。
奶奶就躺在路当中，没几步就是那段陡峭的上坡路，小溪淌过路面。我跪在奶奶旁边，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摸上去还有余温，而指甲还是没有剪好，现在是不用再剪了。她身上没有见到伤痕，她的眼睛是睁开的，向上直视着黑暗的夜空。那缠绕的苏格兰蓟花依旧别在她裙子的领口。这就是我们得到的结局。
我起身攀登了最后那段陡路。立在悬崖边缘，面朝大海。我转过头，向左沿着海岸想看到我的家和乱岑角的其他建筑，但在黑暗中我什么也看不见。在这条黑暗道路的终点没有人了，自从苏格兰移民来到这里，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我转回来面向宽广的海面，我凝神想见到些什么，但依然是徒劳。现在我奶奶望不见爱德华王子岛，以后也不会望见了。我低头看脚下的黑暗，但那里也只是一个黑暗的虚空，虽然我听得见海水温柔地拍在底下很远的巨石上。
奶奶在久远的早晨演奏的音乐在我脑中徐徐回荡。我分辨不清音乐到底是在我体内还是在我身外，但似乎这也无关紧要了。眩晕的黑暗漩涡在体内升起，似乎很想融入我身处的黑暗中。我想扶一下稳定的门柱，或抓住牢固的座椅，但伸手处空无一物。就在这时，和音乐一样，内外的黑暗向着合二为一蔓延，它们涌向对方，交融，不分彼此，差别消弭成一种纯粹。没有间隙，没有声响，这个相逢让万物归一。
陈以侃 译
# 作家简介
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1936-2014），加拿大著名小说家。1969年，在印第安纳大学英语系执教三年之后，他回到加拿大，在安大略省的温莎大学教授英文和写作，直至退休。麦克劳德创作低产，一生只出版两部短篇小说集《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1976）、《当鸟儿带来太阳》（1986）和获得都柏林国际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没什么大不了的》（1999）。2000年，他的加拿大出版社将他早年两部短篇集加上两个新的短篇小说，出版短篇小说合集《岛屿》。2014年4月，麦克劳德在温莎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