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短篇小说：赌徒、修女和收音机（上）

他们在午夜前后被人送进来；整整一宿，顺着走廊人人都听到那个俄国人的叫声。

“他给打在哪儿啦？”弗雷泽先生问夜班护士。

“在大腿上，我想。”

“另一个人怎么样？”

“啊，我怕他快要死了。”

“他给打在哪儿啦？”

“肚子上中了两枪。他们只找到一颗子弹。”

他们都是种甜菜的工人，一个墨西哥人和一个俄国人；他们坐在一家通宵营业的餐馆里喝咖啡，有一个人走进门来，向那个墨西哥人开枪。墨西哥人倒在地板上，肚子上中了两枪，俄国人爬到桌子底下去的时候，挨了一颗流弹，那本是对墨西哥人射击的。报上是这么说的。

墨西哥人对警察说，他不知道谁开枪打他。他认为是一个偶然的事故。

“一个偶然的事故，他却向你开了八枪，打中你两枪，是这样吗？”

“是的，先生，”那个墨西哥人说，他叫卡耶塔诺·鲁伊斯。

“他向我开枪只是一起偶然的事故，那个混蛋，”他对那个译员说。 ［1］

“他说什么？”那个警官问，望着床对面的译员。

“他说那是一个偶然的事故。”

“告诉他讲实话，他快要死了，”警官说。

“死不了，”卡耶塔诺说，“不过告诉他，我感到很难受，不想多说。”

“他说，他讲的是实话，”译员说。接着，自信地对警官说；“他不知道是谁开枪打伤他的。他们从他的背后开枪打他。”

“是啊，”警官说，“这我知道，可子弹为什么都是从前面打进去的呢？”

“也许他在胡扯，”译员说。

“听着，”警官说，他的手指头几乎在卡耶塔诺的鼻子前摇晃，那个蜡黄的鼻子突出在死人样的脸上，眼睛却跟鹰眼一样灵活。“我才不在乎谁开枪打你，不过我不得不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你不要打伤你的那个人受到惩罚吗？把这话告诉他，”他对译员说。

“他说把打伤你的人讲出来。”

“见鬼去吧，”卡耶塔诺说，他乏得很。

“他说他压根儿没有看到那个人，”译员说，“我毫不含糊地跟你说，他们从他背后开枪打他。”

“问他是谁打伤了那个俄国人。”

“可怜的俄国人，”卡耶塔诺说，“他趴在地板上，胳膊抱着头。他们开枪打中他的时候，他就叫起来，一直叫到现在。可怜的俄国人。”

“他说是个他不认识的人。也许就是那个开枪打中他的人。”

“听着，”警官说，“这儿不是芝加哥。你不是一个黑社会里的歹徒。你用不到像演电影似的。把打伤你的人讲出来，没有错。人人都会讲出打伤他们的人。这么做，没有错。说不准你不讲出那个人是谁，他还会去开枪打伤别人哪。说不准他去开枪打伤女人或是孩子。你不能让他干了这种事溜掉。你跟他说，”他对弗雷泽先生说。“我不信任那个该死的译员。”

“我非常靠得住，”译员说。卡耶塔诺望着弗雷泽先生。

“听着，朋友，”弗雷泽先生说，“警察说，咱们不是在芝加哥，而是在蒙大拿州的海利 ［2］ 。你不是强盗，也跟演电影毫不相干。”

“我相信他的话，”卡耶塔诺轻轻地说，“我相信他的话。”

“揭发伤害自己的人并不丢脸。在这儿人人这么做，他说。他说，要是那个人开枪打伤了你，又去打伤女人和孩子，那怎么办？”

“我没有结过婚，”卡耶塔诺说。

“他是泛指任何女人、任何孩子。”

“那个人又不是疯子，”卡耶塔诺说。

“他说，你应该揭发他，”弗雷泽先生说完了。

“谢谢你，”卡耶塔诺说，“你是个高明的翻译。我能讲英语，不过讲得很糟。我听可都听得懂。你的腿是怎么弄断的？”

“从马上摔下来。”

“运气多不好。我很难受。痛得厉害吗？”

“现在不厉害了。起初，痛得可厉害。”

“听着，朋友，”卡耶塔诺开始说，“我很虚弱。你会原谅我的。再说，我很痛，痛得够受。很可能我会没命。请把这个警察打发走，因为我乏得很。”他做出像要翻身侧睡的样子，接着就不做声了。

“我把你的话一字不漏地告诉他；他说，告诉你他确实不知道是谁开枪打伤他的，还说他虚弱得很，希望你以后再问他，”弗雷泽先生说。

“他以后也许就死了。”

“这很可能。”

“所以我要现在问他。”

“我告诉过你，有人从他背后开枪打他，”那个译员说。

“啊，天知道，”警官说，把笔记本放进口袋。

警官同译员站在外面走廊里弗雷泽先生的轮椅旁。

“我想你也认为有人从他背后开枪打伤他的吧？”

“是啊，”弗雷泽说，“有人从他背后开枪打伤他。你认为怎么样？”

“别恼火，”警官说，“我希望自己能讲西班牙语。”

“你干吗不学？”

“你用不着恼火。我问了那个墨西哥人许多问题，得不到一点叫人高兴的东西。我要是能讲西班牙语，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你不用讲西班牙语，”那个译员说，“我是一个非常可靠的译员。”

“啊，天知道，”警官说。“好吧，再见，我会来看你的。”

“谢谢。我总是在这儿。”

“我想你现在挺不错了。当时确实遇到了坏运气。运气坏得很。”

“他的骨头既然已经接了起来，运气就变好了。”

“可不是，不过时间很长。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别让哪一个在背后朝你开枪。”

“说得对，”他说，“说得对。唔，你没有恼火，我真高兴。”

“再见，”弗雷泽先生说。

弗雷泽有好久没有再看到卡耶塔诺，但是天天早晨赛西莉亚修女带来他的消息。她说，他从来不叹一声苦，眼下情况很糟。他害上腹膜炎；他们认为他活不长了。可怜的卡耶塔诺，她说。他有一双这么美的手和一张这么漂亮的脸，而且他从来不叹苦。眼下，伤口的气味真叫人受不了。他会用一个手指头指着自己的鼻子，微笑着摇摇头，她说。他讨厌那股味儿。他感到很窘，赛西莉亚修女说。啊，他是个多好的病人啊。他老是微笑。他不愿去向神父忏悔，但是答应做祷告；他被送进来以后，没有一个墨西哥人来看过他。那个俄国人在本星期末要出院了。我一点也没法关心那个俄国人的事情，赛西莉亚修女说。可怜的人，他也吃了苦。那是一颗涂了油的、肮脏的子弹，伤口感染了，但是他叫得太凶了，再说我一直喜欢坏人。那个卡耶塔诺，他是个坏人。啊，他一定真的是个坏人，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他长得这么匀称和文雅，从来没有用手干过活儿。他不是个种甜菜的工人。我知道他不是个种甜菜的工人。他的手很光滑，没有一点茧皮。我知道他一定算得上是个坏人。我现在下楼去为他祈祷。可怜的卡耶塔诺，他的伤势这么严重，他一声也不哼。他们干吗非打伤他不可？啊，这个可怜的卡耶塔诺！我马上下楼去为他祈祷。

她马上下楼去为他祈祷了。

在这所医院里，收音机的音响效果在黄昏以前一直不大好。他们说，那是因为地下有许多矿石的关系，要不，就跟那一座座高山有关，不过反正在外面开始天黑以前，它的效果一直不好；但是整个夜晚，它的效果却好极了，而且一个电台结束广播以后，你可以再向西捻，收听另一个电台。你可以收到的最后一个电台是华盛顿州的西雅图；由于时差关系，他们在早晨四点停止广播，这时候，医院里是早晨五点；而在六点钟你可以听到明尼阿波利斯 ［3］ 那些早晨的演奏狂烈的音乐。这也是由于时差关系；弗雷泽先生经常喜欢想那些演奏者到播音室去的情形，想象他们一大早，天还没亮，带着乐器从电车上下来，是一副什么模样。也许想得不对，他们是把乐器放在他们演奏音乐的地方的，但是他一直想象他们随身带着乐器。他从来没有到过明尼阿波利斯，而且认为他可能永远不会到那里去了，但是他知道那座城市一大清早是什么模样。

从医院的窗口，你可以看到一片长着野苋的雪地，还有一座光秃秃的土山。有一天早晨，医生要让弗雷泽先生看那里雪地上有两只野鸡，把他的床拉到窗口去，铁床架上那盏看书用的灯掉下来，正好打在弗雷泽先生的头上。现在这件事听起来不怎么滑稽了，但是当时是非常滑稽的。人人望着窗外；那个医生是个呱呱叫的医生，他一边指着野鸡，一边把床拉到窗口去，接着像是在滑稽连环画上那样，弗雷泽先生被那盏灯的铅底座打中头顶，昏过去了。这听起来正好同治病救人截然相反，或者说，这正同医院里的人所做的事情截然相反，所以人人认为很滑稽，是对弗雷泽先生和对那个医生开了一个玩笑。样样事情在医院里都比较简单，连开玩笑也是这样。

如果把床掉一个头，从另一个窗口，你可以看到那座城市，城市的上空有一片淡淡的烟雾，还有峰峦起伏的道森山 ［4］ ，在冬雪覆盖下看上去像是真正的高山。既然事实证明坐轮椅还太早，那就只能看这两个景致了。你要是住在医院里，说真的，最好是卧床；因为从一间温度由你控制的房间里，有充分的时间看两个景致，比从那些炎热的空房间里看几分钟景致要好得多——尽管从那些空房间里可以看到许多景致——何况你还得坐着轮椅在那些等着病人搬进来或者病人刚搬走的空房间里进进出出。要是你在一个房间里待久了，不管什么景致都有重大的价值，变得很重要，你不会去改变它，连改变一个角度也不成。就像听收音机那样，有些东西你已经喜欢了，你就高兴听，对那些新东西你就讨厌。那年冬天，他们听到的最好的曲子是《唱一件简单的事情》、《歌女》和《没有恶意的小小的谎话》。弗雷泽先生觉得，其他的曲子就没有那么叫人满意。《女同学贝蒂》也是一支好曲子，但是那些不可避免地传到弗雷泽先生脑子里去的、滑稽的模拟歌词，总是越来越叫人讨厌，以致没有一个人会欣赏它，他终于不听这支歌，重新收听橄榄球比赛。

约摸早晨九点钟，他们开始使用X光机，这时候收音机只能收听海利的广播，变得毫无用处。许多有收音机的海利人抗议医院里的X光机破坏了他们早晨的节目，但是从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尽管许多人认为医院偏要在人们听收音机的时候使用X光机，真是太不像话。

到了必须关收音机的时候，赛西莉亚修女走进来。

“卡耶塔诺的情况怎么样，赛西莉亚嬷嬷？”弗雷泽先生问。

“啊，他的情况很糟糕。”

“他神志模糊了吗？”

“倒还没有，可是我怕他快要死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很为他担心；你知道吗，压根儿没有一个人来看他？所有的墨西哥人都不管，让他像一条狗那样死去。他们真可怕。”

“你今天下午想上楼来听橄榄球比赛吗？”

“啊，不来了，”她说，“我会太激动的。我要待在教堂里祈祷。”

“咱们应该可以听得很清楚，”弗雷泽先生说，“他们在太平洋沿岸比赛；由于时差关系，比赛的时间在这儿已经相当晚了，所以咱们能够听得很清楚。”

“啊，不成。我不能来听。上回世界垒球锦标赛差一点要了我的命。运动员队 ［5］ 击球的时候，我马上大声祈祷：‘啊，主啊，指引他们击球的眼光吧！啊，主啊，但愿他击中得分！啊，主啊，但愿他有把握击中！’后来，他们在第三局跑到第四垒，你记得吧，我简直受不了啦。‘啊，主啊，但愿他把球打出场地！啊，主啊，但愿他把球一下子打过围墙！’后来，你知道该红雀队击球了，这简直可怕。‘啊，主啊，但愿他们看不见球！啊，主啊，让他们压根儿看不见球！啊，主啊，但愿他们打空！’而这次比赛更事关重大了。是Norte Dame ［6］ 。圣母队。不成，我得待在教堂里。为圣母队祈祷。他们将要为圣母比赛。我希望你哪一天为圣母写一点东西。你写得出的。你知道自己写得出的，弗雷泽先生。”

“我不知道自己能写什么关于她的东西。大多数已经写出来了，”弗雷泽先生说。“你不会喜欢我写作的那种方式的。她也不会在意的。”

“你早晚会写出关于她的东西来，”赛西莉亚修女说，“我知道你会的。你一定要写关于圣母的东西。”

“你还是上楼来听比赛好。”

“这我会受不了。不成，我得待在教堂里做我做得到的事情。”

那天下午，比赛约摸开始了五分钟光景，一个见习护士走进房间，说：“赛西莉亚嬷嬷想要知道比赛进行得怎么样？”

“告诉她，他们已经有一次持球触底得分。”

一转眼，那个见习护士又走进房间。

“告诉她，他们把对方打得手忙脚乱了，”弗雷泽先生说。

过了一会，他按铃叫病房的值班护士。“麻烦你亲自下楼到教堂里去一下，告诉赛西莉亚嬷嬷，或是托人转告她，在第一个四分之一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圣母队以十四比零领先，这太好了。她可以停止祈祷了。”

几分钟以后，赛西莉亚修女走进房间。她非常激动。“十四比零是什么意思？我不懂这种比赛。在垒球比赛中，这是稳赢的压倒优势。可我一点也不懂橄榄球。也许这算不了什么。我马上下楼回到教堂里去祈祷，直到比赛结束。”

“他们已经把对方打败了，”弗雷泽说，“我向你保证。待在这儿，跟我一起听吧。”

“不。不。不。不。不。不。不，”她说，“我马上下楼到教堂里去祈祷。”

圣母队每次得分，弗雷泽就把消息托人传到楼下去，最后，他托人转告比赛结果，这时天已经黑了好久。

“赛西莉亚嬷嬷怎么样？”

“她们都在教堂里，”她说。

第二天早晨，赛西莉亚修女进来。她非常高兴，信心十足。

“我知道他们不能够打败圣母队，”她说，“他们不能够。卡耶塔诺也好一点了。他好得多了。他快要有人来看望他了。他眼下还不能看到他们，可是他们快要来了，这会使他好受一些，让他知道他还没有被自己人忘掉。我刚才下楼去，遇到警察总局那个小伙子奥布赖恩，告诉他该找几个墨西哥人来看看可怜的卡耶塔诺。他今天下午会叫几个来。那么，这个可怜人会好受一些。老是这样没有一个人来看他，太恶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