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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是关于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最引人注意的研究课题之一。
1948年末，这个问题被提上美国的决策议程。此后，对台政策历经变迁，游移不定，直至朝鲜战争爆发后才大致固定下来。
不过，在变迁和游移的过程中，杜鲁门政府的政策目标，始终是尽可能阻止台湾被中国共产党控制。这就是杜鲁门对台政策所表现的基本特征，即复杂性和一贯性。复杂性来自它对蒋介石政权的绝望和厌恶，一贯性出于它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敌视。
1、失望还是希望？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同国民党的关系是一部前者对后者失望的历史。
美国在华的“超级尝试”，以史迪威使命失败告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美国官员们深刻的沮丧和失败意识……自此，只要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中国，绝望感就袭上心头。”
在杜鲁门政府的高级官员中，没有谁比史迪威的主要支持者马歇尔，更明白蒋介石政权的腐败、虚弱和无意改革，而1946年他本人在中国的经历，更使他直接领略了这种状况。
他是怀着防止美国倾全力援助蒋介石以致不可自拔的决心，出任国务卿的。主要由于军方和国会共和党人的压力，加上争取国会“中国帮”支持援欧计划的必要，行政当局才继续其“有限援助”，特别是《1948年援华法》援助。
随着国民党的军事和经济形势全面恶化，马歇尔再三拒绝了司徒雷登和蒋介石关于美国提供追加援助的请求。
他倾向于认为，一旦国民党政府被削弱到不能在同中共的斗争中起任何重要作用，美国就宁可逐渐抛弃之。
这就是继任国务卿艾奇逊想要做到的。艾奇逊对国民党的鄙视，和不把美国资源过多地浪费在中国的决心不亚于马歇尔。
他就职仅两个星期，就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拟订了停止运送《1948年援华法》军援中尚待交付的6000万美元物资。
杜鲁门虽然鉴于国会头目反对，而予以否决，但又指示拖延运送。
接着，艾奇逊拒绝了51名共和党众议员提出的进一步援助国民党的要求，并坚决反对参议员帕特里克·麦卡伦，提出的旨在向国民党提供巨额贷款和由美国军官指挥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法案。
5月到6月间，陈纳德在国会“中国帮”支持下，鼓吹扶助国民党残余力量在中国西南和西北顽抗，但未被国务院接受。
国务院还一再拒绝李宗仁政府要美国提供援助和承担义务的请求，并且宣布不参与蒋介石意在使美国保护其政权而谋求组织的“太平洋公约”。
2、反蒋与敌视
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前不久，国务院为了开脱对华政策失败的责任和为摆脱国民党作舆论准备，开始编撰美中关系白皮书。
1948年8月5日，白皮书发表，它把援蒋政策的破产归咎于蒋政权之腐朽无能，竭力证明美国无法助其复兴。
美国主要决策者对蒋政权的态度，是决定对台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杜鲁门政府1949年上半年，策划扶植排蒋的“台湾当地非共中国人政权”，这年夏天又考虑以武力粉碎国民党在台势力，把台湾分离出中国。在不得不放弃这些企图后，它决定不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艾奇逊为坚持这个政策曾与军方领导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甚至在朝鲜战争的爆发，促成美国对台湾的军事保护后，杜鲁门和艾奇逊对加强与蒋介石的关系仍相当勉强。总之，蒋介石政权不被认为是保住台湾的合适工具。
然而，杜鲁门政府厌恶蒋政权并不妨碍它敌视中国共产党。
白宫、国务院和军方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控制台湾危及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地位，因为这意味着苏联能利用台湾，在战时有效地攻击从日本到马来半岛的海上航线，加强它控制琉球群岛和菲律宾的能力，造成对美国安全非常有害的战略后果。
其次，中国共产党控制台湾将使美国失去一个“可用来集结部队、发动战略空中行动和控制邻近航道的战时基地”，一个向日本供应粮食和其他物资的源泉。
因此，“美国的基本目标是阻止共产党人，取得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澎湖)列岛”。
可以说，杜鲁门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基本态度，使其对台政策各不同形态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也使美国最终就台湾进行武装干涉难以避免。
3、不动用美军的办法
1948年11月初，代理国务卿洛维特要国防部就台湾落入“克里姆林宫指挥下的共产党人之手”，会给美国安全造成的后果作出估计。
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此提出报告，说中共控制台湾将危及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地位，因而必须阻止。国务院还派员去东京询问麦克阿瑟，后者“强烈地”陈述了丧失台湾的危险性。
中央情报局在与各部情报机构磋商后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国务院对这些看法完全赞同。
问题是如何阻止中国共产党占领台湾。行政当局对此有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不宜动用美军。
由于战后大规模复员，也由于杜鲁门从国内经济考虑出发对军事预算规定了严格的、相当低的限额，美国现役部队无论就兵员数量和装备更新程度而言，都处于相当低的水平。
五角大楼面对军力不足和义务繁多的矛盾，为满足在战略上更重要的地区的需要，自然不愿为台湾分散兵力。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上述报告中只提用外交和经援手段阻止中共控制台湾。两个半月后，它进一步表示，即使这些手段无效也不应动用美军。
国务院还有深一层的政治考虑：美国的军事干涉不仅会破坏它在中国残存的威望，可能激起危及美国在华官员和侨民的报复行动，还会加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反帝领导者的政治地位。
国务院当时还认为，台湾眼下的主要危险是中共的“渗透、煽动、聚众起义”和高层策反，美国的武力不是对付这些的有效手段。
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的立场都有所保留，前者主张立即在台湾驻扎个别军舰以炫耀武力，后者认为不能排除最终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
从以后的发展看，这种保留具有深远的意义。
3、方案一：选择扶植“台独”势力
必须寻找代理力量。国务院一开始就排除了国民党政权。
这不仅是由于它在大陆的表现，也是由于它战后治理台湾的记录。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派出以陈仪为首的台湾省政府，进行以掠夺台湾财富为宗旨的统治。腐败和专制导致了1947年台湾民众“二·二八”起义。
只是靠大批增援部队开进台湾并进行血腥镇压，国民党才恢复统治。
国务院认为，国民党政权连同其大量军政人员逃入台湾将引起类似的经济和政治混乱，“为共产主义的滋长提供最佳条件。”
国务院考虑了利用“台独”势力，把台湾分离出中国的可能性。
“台独”势力由既反对国民党统治、又畏惧中共占领台湾的少数台湾本地人构成。他们希望依靠美国使台湾处于联合国托管之下或完全独立，甚至宁愿使台湾重新成为日本属地。
1948年初，这一势力的存在首次被披露出来，并且得到了东京方面别有用心的肯定。此后到1949年初，台独分子同美国驻上海和香港的领馆多次接触，企图争取美国的大力支持。
扶持台独势力对美国官员颇有吸引力。早在 1947年，巴特沃思就认为台湾人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对美国是一种重要的潜在利益，魏德迈在同年使华期间，也向马歇尔表示了类似的看法。
在这次决策过程中，司徒雷登致电国务院，说美国可以利用台湾人的情绪安排实行联合国托管。
国务院确信：
“具有强烈的区域自治意识”的台湾本地人，将欢迎美国或联合国保护下的独立。但是，国务院又认为他们缺乏政治经验、政治组织和强有力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台湾分离出中国，既需美国出兵粉碎国民党军队，亦需实行长期的美国军事占领和军事管制，因而是不可取的。
国务院再三斟酌，于1949年1月中旬提出应努力扶植“台湾当地非共中国人政权”，即脱离国民党中央，并阻止其势力入台的台湾地方当局。
1947年5月前驻美大使魏道明接替陈仪，对台湾的局面作了一番修补，以致国务院内有人考虑国民党在大陆垮台后，美国是否应支持他宣布台湾自治或请求联合国托管。
4、方案二：构建没有蒋介石的台湾政府
1949年1月初，陈诚接替魏道明。美国国务院，显然期望国民党内这位比较能干的将领成为美国的工具。即将负责在台湾训练陆军的孙立人，也是美国政府注视的人物。他毕业于美国学校，对日战争中长期在史迪威麾下并很得其赏识，而且对蒋介石的专制有所不满。
国务院认为，扶植“台湾当地非共中国人政权”既能使美国避免军事干涉，又能防止台湾由于国民党政权逃入，所将造成的政治经济混乱而落入中共之手。推行这一政策的当务之急是停止国民党军政人员大量入台和着手改革弊政。
2月4日，杜鲁门批准了国务院的主张。
半个月后，艾奇逊提出具体措施：
派一外交官赴台要陈诚进行改革，和阻止国民党人继续涌入台湾，在陈诚就此作出保证的条件下，允诺提供经济援助，并且准备制订对台全面经援计划。在国家安委会采纳这一建议并拒绝军方，关于向台湾派遣军舰炫耀武力的意见后，艾奇逊提醒说，美国必须仔细掩盖使台湾脱离中国的意图。他还强调不能排除最终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
多半是为了贯彻刚制定的对台政策，行政当局于3月中旬主动请求国会延长将于4月初到期的《1948年援华法》的经援部分，并授权总统可将援助给予国民党以外的集团。
然而，就在国务院端出对台政策时，驻台北总领事肯尼思克伦茨来电：陈诚对蒋介石非常忠诚，台湾不可能出现一个排蒋的政府。
这是预告美国政策失败的不祥之音。
陈诚在2月初曾向克伦茨表示，他将努力建立一个革新政治的台湾自治政权，不允许任何“大陆政府”接管台湾。这不过是旨在骗取美援的谎言。
2月8日，克伦茨向国务院报告：CC派正在积极活动，警察统治的趋势昭然可见，人民骚动不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示，蒋委员长的势力正在这里操纵”。
他还说，陈诚对僚属们表示将用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方式治理台湾。
半个月后，克伦茨又报告：陈诚实行军人专制，台湾“所有各方面的恶化”日益明显。他认为不应急于提供经援或作出提供经援的承诺。
被专门派往台湾负责执行政策的驻华使馆参赞利文斯顿·麦钱特的看法也是如此。
他在3月初建议由司徒雷登怂恿李宗仁，尽快用孙立人替换陈诚。艾奇逊在短暂的犹豫后接受了这个建议，于3月11日指示司徒雷登准备照此行动。
其实，李宗仁此时为了控制被蒋介石运往台湾的大量金钱和军火，已打算设法使孙立人成为台湾省主席，并将这一打算告诉过司徒雷登。
但是，蒋介石集团显然从某些渠道得知了扶持孙立人的图谋，赶在美国和李宗仁有所动作前预先抵制。3月上旬，司徒雷登收到了陈诚来函，内称美国如果希望孙立人任台湾省主席，应当由司徒雷登向在奉化的蒋介石吁请。
这无异于对美国的警告，3月下旬，陈诚抵达南京，司徒雷登认为此行的目的是同李宗仁政府调整关系，特别是争取新任行政院院长何应钦的支持。
与此同时，蒋介石当时的亲信、刚去职的前外交部长王世杰在台北发表针对美国的演讲，说台湾自 1941 年中国对日宣战宣言废除马关条约起，即在法理上回归中国，决不是地位未定的军事占领区，并呼吁国人提防外国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台湾的企图。
接着，蒋介石在奉化召见孙立人，这次召见不会有利于美国的图谋是可以肯定的。
此外，宋子文于4月中旬到台北活动，美国国务院认为他“很可能带有蒋委员长的某种指令，并且无疑希望获得关于美国对台态度的确实迹象”。
蒋介石集团的抵制和台湾的现实状况，使得美国人不得不放弃原计划。
驻华使馆参赞麦钱特在4月初，甚至沮丧地向艾奇逊提议正式同陈诚打交道，亦即接受蒋介石控制台湾。但一个星期后他收回了这个建议，说目前作出支持陈诚的表示有百弊而无一利。司徒雷登和经济合作署中国分署也持此看法。
5月4日，麦钱特就美国政策的出路致电艾奇逊。他认为，已无可能在台湾建立一个开明人士领导下的自治政府，因此美国要阻止中国共产党占领台湾就须修改对台政策。
他提出了两个方案：
其一，放弃对台经援计划，着手筹划联合国托管；其二,以美国在台建立海空军基地，由孙立人掌握台湾军权，并将一半以上国民党军队遣回大陆、美国顾问控制台湾经济为条件，向台湾提供大量军事、经济援助。
这第二个方案虽然重提扶持孙立人，但它的特征却在于用美国武力保卫台湾。麦钱特拉开了新一轮政策讨论的帷幕。5月9日，艾奇逊指示他速抵华盛顿磋商对台政策。
5、方案三：联合国托管与武装“台独”
麦钱特提出的方案表明，扶植“台湾当地非共中国人政权”的政策失败后，先前被否定或被搁置的一些选择又受到了重视。
5月下旬，麦钱特向巴特沃思提出备忘录。他这次自我否定了向艾奇逊提议的第二个方案，因为不宜“由美国武装部队承担该岛遭受进攻时保卫它的义务”。与此同时，他更明确地陈述了上述第一个方案，即筹划联合国托管，主张国务院迅速向国家安委会提出。
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赞成他的意见。远东司同联合国司磋商后，于6月9日提出实现联合国托管的具体计划。
首先，美国立即争取尽可能多的联合国成员国支持，尽快和它们一起要求召开联大特别会议，在会上提议由联合国在台湾主持举行全民公决，达到实行联合国托管和进而使台湾最终独立的目的。
此外，在要求召开联大特别会议的同时，美国应单方面宣布废弃《开罗宣言》中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
很难设想国民党对联合国托管和台湾独立会不加抵抗。
6月下旬，凯南手下的政策设计人员就此提出了一套方案，该方案要求迅速出兵占领台湾，驱逐国民党政权，然后使台湾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或宣布独立。
不过，这一军事行动必须由美国伙同部分亚洲、大洋洲国家一起干。
至于早就主张美国不必顾虑亚洲民族主义情绪的凯南本人，则设想美国政府应当“以西奥多·罗斯福在这种情况下会采取的方式”，“坚决、迅速、冷酷无情和充满自信地”单独出兵占领台湾并加以管制。
在他看来，东亚局势已不允许“在我们的军事和经济能力，足以应付由于干涉而来的义务的那些地区继续无所作为”，美国占领台湾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心理上关系到整个东亚遏制事业的成败。
国务院内的上述各种主张，说到底都是以美国军事干涉为前提的，而且按照这些主张建立的政权，无论是联合国托管当局、美国占领当局还是台独政府，都须依靠美军来保卫台湾。
艾奇逊3月间曾强调不能排除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而且，多半出于他的授权，国务卿新闻事务特别助理迈克尔·麦克德莫特，于4月中旬公开宣扬台湾地位之确定须待对日和约。
这是美国官员首次公开台湾分割出中国。但另一方面，他对这些建议不表态，因为他明白问题的关键，在于重新检验用美国武力阻止台湾易手的可能性。
8月4日，他正式要求由军方重新研究台湾的战略价值，确定在仅靠政治经济手段无法使台湾免于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情况下，是否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
这些都鼓励了艾奇逊的僚属们，提议把有必要用美军占领台湾，对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两个星期后指出：尽管台湾在战略上很重要，但鉴于“目前大陆军事力量和全球义务之间的不相称”，它还未重要到必须为之采取军事行动的地步，否则美国应付其他更重要的紧急事态的能力将受到损害。
军方的结论具有决定意义，它排除了当时实行以美国军事干涉为前提的任何方案的可能性。
6、无奈的扶蒋
9月间访美的英国外交部官员，得到的印象是“美国政府，已断定无法采取任何实际步骤来阻止福摩萨（台湾）落到共产党手中”。
10月6日，国务院向国家安委会提交对台政策报告。该报告接受了军方的结论，同时主张不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因为这只会“把美国的资源和威望付诸一项十之八九已经失败的事业”。
主要为了使行政当局免遭国内亲蒋势力的更激烈的抨击，报告认为应当继续实施按照《1948年援华法》制定的对台经援计划。
报告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蒋介石对台湾的控制，说在台湾问题上只能和他打交道。国务院的意见得到了国家安委会和杜鲁门的赞成。
新的对台政策表明，美国政府不得不把对于中国大陆的那种没有希望的政策沿用到台湾，而这就意味着准备听任台湾“失陷”。
10月底，国务院电令驻台北总领事馆，向在台湾的美国公民发出尽快撤离的警告。不出两个月，它指示各驻外机构和美国新闻署在宣传中，尽可能缩小台湾的重要性，以便减少美国威望由于台湾“失陷”而受到的损害。
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秋天，台湾岛内盛传美国即将出兵占领台湾。蒋介石集团对此非常担忧，李宗仁为扳掉蒋介石则怂恿美国接管台湾或中美共管台湾。
11月3日，克伦茨的继任者约翰.麦克唐纳奉国务院命，把美国新的对台政策当面通知已在台北的蒋介石。这对蒋介石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尽管眼下可望得到的美援相当微薄，但美国对他的政治生存的威胁毕竟已大体上消除。
他十分高兴地对部下说，美国现在又愿意同他打交道了。不久后，美国政府对台独分子也冷淡起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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