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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志愿军第一次战役的打击，美国军政当局，特别是各级情报部门和研究机构纷纷提出报告，对中国军队参战的规模、行动及意图加以评估和研判。
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推麦克阿瑟及其远东司令部情报主管威洛比将军的报告。
1、威洛比的量化分析
11月3日，根据杜鲁门总统的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电麦克阿瑟，要求他尽快提供“关于朝鲜局势的简明而准确的估计，并判明中共军队似乎已经公开入侵的含义”。
第二天，麦克阿瑟向华盛顿提交了报告。
在这个报告里，麦克阿瑟写到，目前还不可能对中国参战介入的确切目标作出权威性估价。
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看到这个报告的第一印象是：
麦克阿瑟“以‘不用担心’向我们做了答复”，整个参联会亦对此松了一口气。
于是，布莱德雷一身轻松地离开华盛顿，跑到康涅狄格州打了两天猎，返回华盛顿后也没有马上到五角大楼上班，而是在家中埋头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回忆录。杜鲁门则将注意力转向国会中期选举，赶到密苏里州拉票去了。
这段时间，美军远东司令部首席情报官，也是“唯一能影响麦克阿瑟的情报官”威洛比，以其“专业性的分析”，印证和支持着麦克阿瑟发出的“不用担心”的保证。
就在麦克阿瑟向华盛顿提交报告之前两天，威洛比亲笔拟写过一份《每日情报综述》，承认中国人的介入已不再是“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成为“一种近在眼前的严重威胁”。
他认为，中国政府给派到朝鲜的部队起了一个“好名字”——志愿军，为的是达成两全其美的目的：
一是可宣称在朝鲜没有中国的正规部队，从而避免“入侵”的恶名；二是可获得在北朝鲜危急时施以援手的名声，一旦遭到失败，也不会损害中国军队的声誉。
根据威洛比的计算，在朝鲜的中国军队总兵力可能为3.4万人，其中有1.65万人已经与“联合国军”进行了交战。
在这里，威洛比对中国有能力“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发出了警告，但是，他对目前已进入朝鲜的中国军队兵力，却作出了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的估计。
稍后，威洛比在给五角大楼的报告中又提供了另外一组数字：
中国正规军每个师建制兵力为1万人，实际作战兵力为7000～8500人。29个师的部队，总兵力在23万人左右。目前在中国东北的部队共有正规军31.5万人，非正规军27.4万人，而且正规军部队大多集结在鸭绿江各渡口附近。
这个数字如果指的是已进入朝鲜境内的志愿军总兵力，倒还比较接近实际情况，但威洛比认为，这些兵力目前仍集结在中国境内，还没有过江，已进入朝鲜战场的还是他此前判定的 3.4 万人。
如此一来，这个所谓“专业性的量化分析”就不大靠谱了。
据美国官方战史记载，当时曾有战场指挥官当面向威洛比提出过质疑，但被威洛比搪塞了过去。
一次，威洛比来到元山的美军第10军军部，该军参谋长不同意他仅仅以营为单位来估算中国参战兵力，说战场上已证实中国军队有好几个师的番号。
威洛比回答:
“中共军队大多数师的番号都不代表一个完整的师，而仅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阿尔蒙德军长问他：
听说在云山周围的中国军队有3个师，而你说实际兵力只有 3个营，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第8骑兵团会败得那么惨？
威洛比的解释是“这个团缺乏警惕，只遭遇到一次小规模突袭，便在夜暗中陷入了溃败。”
2、何以情报失灵？
这期间，美国军政当局思考的重点是，如果中国军队出战，美国应该怎么办？
无论是麦克阿瑟的远东司令部，还是中央情报局，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和有操作性的解决办法，甚至连基本的前提都没有把握住。对于中国军队介入的规模有多大，动机和军事目标是什么等问题，不是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就是信马由缰、离题万里。
一时间，华盛顿的决策者被这些大而化之、似是而非的看法和说法搞得无所适从。
布莱德雷回忆当时情景时曾慨叹：
当美国需要在军事上谨慎行事之时，我们既搞不清中国向北朝鲜实际投入了多少部队，也不知道他们可能的军事目标是什么。
这种状况的出现，当然不能归咎于美国的情报手段失去了效力。
正如李奇微在分析当时发生战略误判的原因时指出的:
我们当时的情报并不少。现在回顾起来，这些情报相当接近实际情况。我们的错误仍在于对情况的分析而不是对情况的收集。
为查明中国军队的实力和部署，麦克阿瑟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是以地面部队向清川江以北发起试探性进攻，即所谓的“威力侦察”；二是运用空中侦察力量和散布在朝鲜北部、中国大陆以及世界各地的谍报网，用尽一切办法收集有关中国军队参战的情报。
这个双管齐下的措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效果。
首先，地面部队的“威力侦察”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发现。
美韩军在前线的一系列试探性攻击行动，不仅没有摸清当面志愿军部队的底细，反而被志愿军牵住了“牛鼻子”，一步步地被引进志愿军预设的歼敌地区。战场上空的侦察效果也相当有限。
当时，美军空中侦察主要靠目视观察和航空照相。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航空照相被誉为美军的“战术侦察之王”。经验丰富的航空照片判读员，可以根据航空照片上一块小小的阴影，分辨出敌方部队的大小；从一些不起眼的白色斑点，分辨出火炮的数量。
有一次，判读员甚至在太平洋上的吉尔伯特群岛上空拍摄的照片上分辨出了便坑，并根据便坑数量推算出驻守该岛的日军兵力，实际误差竟小于20人。
然而，这次在朝鲜战场，航片判读的准确度一落千丈。美军战史研究者抱怨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仅仅5年，随着一批有经验的专业人员，从军队退役美军的航空照片判读员就几乎完全丧失了昔日的职业能力。
同样为美军引以自豪的无线电技术侦察也乏善可陈。
美国军方编写的三卷本电子战史，详细记载了历次战争中美军在无线电技术侦察方面的骄人战绩，唯独中国军队入朝参战这段时间的成果为空白。而几年前，太平洋战争甚至被美国人称为“密码战的胜利”。在朝鲜战场，美军这一拿手好戏竟毫无用武之地，其原因值得探究。
美国战史研究者分析说，这是由于中国军队在作战时几乎不使用无线电通信手段的缘故。
其实，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关中国入朝参战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正是来自朝鲜战场之外的“通信情报”，即对中国大陆无线电讯号(包括密码和明码讯号)的技术侦听。
据美国国家安全局解密文件透露，1950 年 11 月 9日至 22 日之间，美国技术侦察部门根据从中国内部截获的无线电讯号分析得知，设在上海的一个机构先后向中朝边境城市发送了3万张朝鲜地图。陆军情报人员按1个师需要约1000张地图估算，判断这些地图足够供30个师作战使用。实际上，志愿军在第二次战役中投入作战的部队正好是30个师。
这份解密文件称：
虽然苏联对美国无线电技术侦察进行了压制，但美国“依然保持对中国内部通信网的覆盖范围”，并“在中国干涉出现之前就提供了及时、详细而精确的情报”。
3、抓到俘虏咋还不相信中国军队入朝？
与无线电技术侦察手段相比，最好的情报来源还是对战场上被俘人员的讯问。
据美军战史记载，10月25日，第一次战役打响当天，韩军第 6 师就在云山附近俘获一名中国士兵。这可能是朝鲜战场上被俘的第一名中国军人。
此后，陆续有中国军队人员被俘，10月29日为10人，11月2日为55人，11月20日为84人，到11月24日，即第二次战役发起前一天，“联合国军”手中掌握的中国被俘人员总数已达 96名，分别来自第 38、第39、第40、第42、第 50 和第 66 军的部队。
也就是说，参加第一次战役的志愿军6个军，都有人落到敌方手里。
根据对被俘人员的讯问，第8集团军情报部门经过简单计算就得出一个数字：
中国军队可能有6个军18个师至少18万人参与了作战。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基本接近真实情况的数字，却被第8集团军情报部门判定为“很不可信”，理由是它“违背了常识”。而这个所谓的“常识”，就是麦克阿瑟此前作出的“权威”结论：“中国可以用到朝鲜的兵力只不过5万-6万人。”
美军战史在记述当时中国被俘人员时，往往强调这样的情节：
有些被俘人员在被俘前一枪未放。美军情报部门，据此怀疑这些人可能是故意让自己落到美军手里，以便送上那些可以迷惑对方的假情报。
此外，参与讯问中国被俘人员的美军指挥官，普遍有个令其感到困惑不解的问题：
这些被俘者多为大字不识几个的普通士兵，但从他们口中，却能听到通常只有处于较高职位上的指挥员才能掌握的情况。
这不能不使讯问者心生疑云。其实，中国军队内部实行军事民主，战前广泛进行战斗动员，普通士兵通过这些活动便可了解到一些较高层次的情况，而这对美军来说是难以置信的。
当时，美军情报部门挑选出3名被俘人员，专门用飞机送到平壤进行测谎试验。
这次测谎过程的细节无从探知，但结论在美军战史中有明文记载：
“在对讯问结果进行评估时，第8集团军情报官员仍对有关中共大部队进入朝鲜的说法表示怀疑，因为他们认为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而俘虏所说的话并不可信。”
直到云山战斗爆发，第8集团军发言人就有关报道发表谈话时仍然宣称：
“调查表明，报道的根据是两个战俘口述的故事，他们各自讲了六个不同的故事，加起来就是十二个故事，其结果就等于零。”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战场上曾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使得事情本身更显得扑朔迷离。
10月29日，美军攻进朝鲜人民军防守的泰川，在城内抓到89个俘虏，其中有3人被确认是中国士兵。
这一情况报了上去，对美军情报部门的错误判断更起到强化作用：
既然这3个中国士兵是和北朝鲜人一起被俘的，那就证实中国士兵是以志愿者身份编入北朝鲜军队的，而不是成建制的正规部队参战。
实际情况是，这3人是志愿军部队的掉队人员，他们之所以夹杂到人民军被俘人员之中，纯属偶然。
尽管西线、东线都有志愿军人员被俘，但美军仍不相信战场上有中国大部队存在。
4、7万人还是4万人？
美军战史称，在入朝第一阶段，中国军队均使用代号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如第38军称“第54部队”、第39军称“第55部队”、第40军称“第56部队”，如此等等。
这就使得美军情报人员往往将中国军队的一个军误判为一个团。依此类推，中国军队还以“营”代师、以“连”代团，如“第54部队第1营第1连”，实际上是第38军第112师第334团；“第55部队第1营第1连”，实际上是第39军第115师第345团。
这一做法简单有效，美军情报人员的判断错误往往由此而来。
11月4日，美军第1骑兵师第8团在云山遭到重创后，第8集团军情报官员才承认西线战场有2个师的中国军队；第二天，又将这个数字增加到3个师，并确认其分别为“第54、第55和第56部队，总数大约为27000人”。
在东线战场，美军第 1 陆战师于11月23日在下碣隅里以西7英里处俘获 2 名中国士兵，通过讯问，得知其所在部队番号为第 20 军第 89师第267团，是10天前开进朝鲜的。
应该说：
这是个重大情况，因为此前在东线作战的部队已被确认是第 13兵团所属的第 42 军，这次又出现了第20军的番号，稍加分析便可知道，这意味着朝鲜战场上不仅多出了一个新的中国师——第89师，而且多出了一个新的军——第20军，甚至还可能多出了一个新的兵团——第9兵团。
然而，对这两名被俘人员的讯问结果也没有受到重视。直到东线新攻势发起之日(11月27日)，美军第10军依然相信：“当面至多有中国军队两个师，完全表现出一种防守特征。”
从10月25日抓获第一名中国战俘开始，许多被俘人员讯问记录均表明已有相当规模的中国军队进入朝鲜，番号至少涉及7个军（西线6个军、东线1个军)，但美军情报官员仍是听而不闻，固执己见地将中国军队参战兵力限定在一个较小的数额内。
11月7日，远东司令部《每日情报综述》将“被认为是可接受的在朝鲜的中共军队人数提高到34500人，其中在第8集团军当面有27000人，在第10军当面有7500人”。
9日《每日情报综述》又称：
“在朝鲜的中共军队有8个师，分别隶属于4个军；与联合国军发生交火的中共部队人数约51000人，另外2个12600人的师在第10军作战地域，但未与联合国军部队接触”。
该报告给出的中国军队在朝总兵力为76800人。
11月24日，美军发起新攻势的前夜，远东司令部对中国在朝鲜兵力的估计，“最大值为70051人，最小值为44851人”。
这比《每日情报综述》半个月前给出的76800人还要少，原因是远东总部情报人员认为，在这段时间里，“中共军队在战斗中伤亡约5500人”。
美国陆军部对中国军队在朝鲜兵力的估计基本上与远东司令部相同，约为51600人，至多76800人，分别属4个军（第38、第39、第40、第42军)的12个师，每师兵力6300人。
对于如今研究朝鲜战争那段历史的人来说，看到美军当时在情报判断上的一误再误，着实感到有些难以置信。
5、何以误判如此之大？
为什么志愿军已经打了一个战役，已经把美军、英军、韩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清川江以南，美国人还不认为中国军队已经参战了呢？为什么面对着战场内外的大量情报，美国人硬是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仍然作出误差如此之大的判读呢？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显然，这不应简单地归咎于情报收集环节出了问题，也不能把账全算在情报分析的偏差上，恐怕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原因。
从深层次上看，这与美国人先人为主的分析方式、刻板僵硬的思维定式，以及根深蒂固的傲慢与偏见有关。
有一点可以肯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登上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基本上还是用“东亚病夫”的标准来看待新中国的。
他们无法理解，也不相信，如此孱弱的中国人居然敢在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定下参战的决心；他们无法理解，也不相信，武器装备水平极为低劣，甚至没有一架飞机、一辆坦克的中国军队，竟然敢开到朝鲜跟当今世界现代化水平最高的美军，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地硬碰。
麦克阿瑟的一位传记作者写道：麦克阿瑟“脑海中的中国军队，是蒋介石军队给他留下的，他把那支军队称作‘亚洲的乌合之众’”。
这种自大心态和对中国人、中国军队的极度蔑视，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美国情报界和决策层的群体性无知和共识性偏见，使他们的观察力、理解力和判断力出了大问题，最终将自己置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境地。
美国陆军历史中心编撰的官方战史，以相当篇幅对麦克阿瑟的心理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指出：
麦克阿瑟当时并不是完全没有察觉朝鲜境内存在数目可观的中国军队，也不是不知道中国人还拥有立即增兵的巨大潜力，但他认定“中国人的集结和咄咄逼人的姿态，均属于一种虚张声势的恫吓行为。由于中国人承担不起一场与美国进行的战争，所以他们是不会对他的部队发起进攻的”。
在当时的美国，这是一种普遍的心态。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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