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宋任穷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升职，实在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毕竟，能被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轻易得到的职务。他的晋升不仅仅是因为资历深厚，更是因为他在地方工作中所展现出的过人能力。
宋任穷之所以能够跻身政治局候补委员行列，显然是有过人之处。他长期在地方工作，尤其是在东北这样一个新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是凭借着这些经历和能力，他的政治地位才得以提升。
然而，正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一个大运动即将开始。对于宋任穷来说，自己未来的命运充满了不确定性。他对于这项运动的了解并不充分，左的思想在他的脑海里一直存在，甚至在反思自己的行为时，也能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在过去的工作中，他曾因为左的思想而犯下错误，这使得他对于即将到来的运动感到忧虑和迷茫。
在大运动初期，东北地区的政治局势变得非常复杂。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而宋任穷所支持的一派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压制。这种局面使得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尽管上级领导曾尽力保护他，但最终他还是无法逃脱被打倒的命运。
一年后，东北局停止工作，宋任穷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局面。有人给他扣上了帽子，指责他在东北地区推行修正主义，成为了走资派的代表。尽管他曾试图通过向上级领导报告情况来保护自己，但在造反派的强大压力下，他最终还是被迫接受了批斗的命运。
为了保护那些处于风口浪尖的地方官员，他们被集中到了京西宾馆等地。然而，造反派却不断试图将他们从这些地方抢出来，进行批斗。在此期间，宋任穷经历了许多危险和挣扎，甚至有一次差点被抢出宾馆，幸好被警卫及时发现而避免了这一情况的发生。
直到1969年，宋任穷才得以离开京城，然而，他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好转。经历了数年的批斗和困顿后，他最终在1977年才得到了平反，恢复了自己的工作。
这段历史充满了曲折和磨难，宋任穷的经历也反映了当时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他在历经风雨后的复苏，也让人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与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