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的《祭诸葛丞相文》，各书取名不同，还有《诸葛亮故宅铭》《诸葛武侯故宅碣》《诸葛故垒立碣文》等名字。之前已经结合“汉水为界”解过文中的“沔之阳”，今天再单独说“天子命我”。
杜小龙《三国志:裴松之注全文通译》
找了两家翻译，都不是很满意。
此文最关键的是前六句：“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第一眼印象，通常会认为“诸葛之故乡”在“沔之阳”的“隆山”。水北为阳，所以隆山和诸葛亮宅当在汉水北。
1988年南阳民间学者开始用李兴文的“沔之阳”作武器，否定今古隆中景区“沔之阴”的位置，本来觉得是十拿九稳，然而襄阳方迅速找到一种解释：“于沔之阳”只与“天子命我”相关，与“登隆山”和“轼诸葛之故乡”一点关系都没有，认为后面几句都是发生在沔之阴。
然而，全文看不到一句“由沔之阳渡水至沔之阴”的痕迹。
襄阳学者平空增加了“第二地点”，然后再逼着大家用此时的“第二印象”来忘掉“第一印象”，这是很霸道的，因此我一直反对。
当然襄阳方也不是“平空”，而是对当时的形势做了解析：“天子命我”指303年刘弘任镇南将军，受命在沔之阳征张昌。镇南将军府是在襄阳的，所以304年任务完成回到襄阳是必然的，认为“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不需要多加一句“渡沔”。
看上去有“历史依据”，但其实还是对历史材料的一种推理罢了，非直接证据。
所以这样的解释只出现在襄樊主导的几次会议上。河南社科院主持的会议，以及第三方的北师大曹文柱教授都不认可，认为“天子命我”就是指祭祀诸葛亮。
襄阳方认为“正史上没有任何一处写了当时天子下令祭祀诸葛亮”来否定“祭祀”说，又有点霸道了，古碑古文中大量官方祭祀事件，也没上过正史啊。而且也是双标，你回沔之阴可以靠推理，别人留在沔之阳就必须举实证？
襄阳起了头，南阳民间一部分人也学着开始推理，顺势承认“天子命我”就是指征讨，但指305年八月在宛城逐司马释，或者认为刘弘征完张昌还是经常驻宛，毕竟没有证据天子的命令取消过（《晋书·列传七十》“诏以宁朔将军、领南蛮校尉刘弘镇宛”）。
我一直反对“战争说”，持“祭祀说”，但主观的判断谁也说服不了谁，所以我还是运用现代网络的便捷，全面检索历史上“天子命我”的用法。
然后才发现了自己知识的浅薄，原来“天子命我”这么常见的四个字，却是李兴在“用典”。之前双方上百位专家无一指出，错失了向我们科普的机会。
《诗经·小雅·出车》（节选）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
《诗经》是汉代五经之一，属于儒生必修，写文时不引用几句诗经都显得你浅薄。
诗经中每一句，都被各方学者反复解读，并因此出现了齐鲁韩毛四家不同的解读版本。到东汉时虽然毛诗开始独大，但另三家的影响，包括后世学者的新解仍然不断出现，争论从未停止，对古代儒生来说，“诗义”之争就是最大的学问。
就《出车》里“天子命我”这一句，就有很多解释，比如郑玄等人认为是文王时期的事，天子指纣王，另一批人认为是周武王时期，天子指周王。由于纣王不义，周王有义，这决定了该诗的内涵，非常重要。
《诗经札记》杨名时
而我们普通人觉得最没争议的“我”，大佬们认为指戍役，负责建城的苦力，而不是领军大将。
《毛诗正义疏》
我们以后世角度，如果是大将军说出“天子命我”四个字时，是很荣耀自豪的，但在古代学者解读下，反而有一种悲凉之意。尤其是如果采用郑学解释，“我”为纣王打工，更是悲伤和怨恨的。
《毛诗正义疏》
那回到《祭诸葛丞相文》，作者李兴会采用哪种解释呢？
汉代被称为“诗三家”的鲁韩齐“今文派”，到汉末三国已经式微，以郑玄为代表的毛诗“古文派”独大，但郑玄又是今古皆通的大家。《华阳国志》（先主）“周旋陈元方（齐诗）、郑康成（毛诗）间”，诸葛亮与郑玄一样出身于齐地，所以跟刘备可能是同一学派，才会一见如故。而受刘备和诸葛亮影响，蜀汉官方应该也是郑玄一派的。
据蒙默《谯周古史学论》考论，益州本土有古文派杨充等，然后又有一堆受宋忠、司马徽学古文的荆州派，整体为古文派无疑。而且蒙教授还单论证了谯周引用《周礼》等行为属于典型的古文派。
谯周算益州儒生领袖，重点是李密是他的学生，李兴就是李密的儿子，李兴在“听鼓鼙”一句用了《礼记》，因此李兴与郑玄学说相近应无问题。
按我们前面截图，郑玄等人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的理解，可以想像成，“纣王这个昏君，让我们戍役来边疆筑城……我好想回家”，后世又将出征视为丧礼，那李兴文整体的气氛，可能就是一种悲凉了。（当然，这只是帮大家鉴赏全文，与躬耕地考关系不大）
单从《诗经·出车》原意，“天子命我”就算指筑城，但也与战事边防相关，我调整观念，襄阳方的“征张昌说”是可以接受的。但我个人觉得解作“坐镇沔之阳”更合适，因为303年没打多久，张昌就已经逃到沔南的江夏去了，整个战争已经不属于沔之阳。然后再强调就是“天子命我”不应完全解读为荣耀宣告，最好按传统观点，将《出车》中“将士思归”的情绪代入进来（原句有“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
当然，《诗经》毕竟与李兴间隔了千年，李兴是否会严格追随郑玄、谯周等古文派的解读也是未知数，我们还是多看看同类样品。
陆云（晋）《答兄平原诗》“天子命我，镇弼于外。”
陆云（晋）《赠鄱阳府君张仲膺诗》“天子命我，车服以荣。”
庾信（北周）《陕州弘农郡五张寺经藏碑》：“天子命我，试守此邦”。
王褒（北周）《上庸公陆腾勒功碑》“天子命我，遐征越逐”。
张九龄（唐）《大唐赠太师正平忠献公裴公碑铭》"天子命我，颂德铭功"。
《大唐故第五府君墓志》“天子命我，城于周岐”。
陈子昂（唐）《唐故循州司马申国公高君墓志》“昔周天子命我太公，受封东海”。
王维（唐）《裴仆射齐州遗爱碑》“天子命我兮，守兹东郡。”“天子命我，导扬皇风。敬教劝学，通商惠工。”
陈子昂（唐）《晖上人房饯齐少府入京府序》“天子命我同行，执玉帛而当朝”。
陈子昂（唐）《禜海文》“天子命我，嬴粮景从”。
张说（唐）《为河内王作祭陆冀州文》“天子命我，董戎冀方”。
张说（唐）《为魏元忠祭石岭战亡兵士文》“天子命我，理兵晋阳”。
杨炯（唐）《从甥梁锜墓志铭》《左武卫将军成安子崔献行状》“天子命我，以参卿军事”。
元稹（唐）《祭淮渎文》天子命我，涤除妖慝（淫祀）。
汪雄图（宋）《周宣王中兴名臣颂》时维鹰扬，天子命我，左右陈行，奋伐荆楚。
苏轼（宋）《祈雪雾猪泉祝文》天子命我,祷于山川。
苏轼（宋）《祭风伯雨师祝文》天子命我，祷于群望。
曾巩（宋）《徐洪墓志铭》天子命我，匪我有求。
韩邦奇（明）《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张公墓志铭》天子命我，仗钺西疆。
李攀龙（明）《翟淑人墓志铭》天子命我，于焉安居。
谢肃（明）《上虞县海堤记》天子命我，出守以昭，事境内山川之神
钱谦益（明）《太子太保安邑曹公神道碑》天子命我，角巾西归。上帝命我，饰巾待期。
从以上二十二条“天子命我”看，与祭祀相关五条，讨伐三到四条，镇守九条，其他情况也有五六条。注意用在碑文墓志的情况占了半数，说明还是有很强的追思之意。另外就是能明显看出，古人真的很少把“天子命我”当日常用语，或多或少都隐含了对《诗经》的继承或者用得非常正式肃穆。
其实，我还留了一首与三国关系最近，创作时间与李兴最近的，似乎最有说服力。
陆云（晋）《吴故丞相陆公诔》“荆南既集，方辑未夷。天子命我，抚之西垂。”这一段前面讲陆逊平关羽，后一段败刘备，可以看出是极具荣耀意味。因此可以推想，李兴文中使用“天子命我”，可能还是有有展示刘弘功绩的一面。
但李兴文与陆云文明显的区别，就是陆云前后文详细交代了几次战争，但李兴全文没有一点痕迹。
其实陆云几篇文章中的“天子命我”不带悲伤而是带自豪感，可能最大的原因是陆家治的今文派。
陆家其他人不清楚，至少陆绩以今文易闻名，他小时候见的袁术也是今文派。（笔者对这方面没研究，参看其他文章得出的结论，不保真。）
然后我还留了最后一篇，可能这才是与李兴文创作背景最相似的。
《汉书》曰：“成帝时，西羌常有警。上思将帅之臣，追美充国，乃召黄门郎杨雄，即充国图画而颂之。”
注意这里出现了“思将帅之臣”，而李兴文中“听鼓鼙而永思”，算是公认的，出自《礼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这一典故。庾信《功臣不死王事请门袭封表》：“闻鼓鼙而思将帅，画云台而念旧臣。”
“天子命我”是《诗经》典故，“听鼓鼙”是《礼记》典故，但同时也是当下真实情况，这种双关就是古代文人展示高明笔法之处。
同为战乱频繁时，汉成帝追思将帅而令扬雄写《赵充国颂》，与晋帝（或刘弘）追思将帅而令李兴写《诸葛亮颂》是不是相同的追思场景？
扬雄（汉）《赵充国颂》：“天子命我（赵充国），从之鲜阳。营平守节，娄奏封章。料敌制胜，威谋靡亢。遂克西戎，还师於京。鬼方宾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诗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汉中兴，充国作武，赳赳桓桓，亦绍厥后。”（应劭曰：宣帝使充国共讨罕、幵于鲜水阳。）（鲜阳在今甘肃青海一带。）
假如李兴灵感主要来自《赵充国颂》而非《诗经》，那么，这里的“我”其实有可能指诸葛亮，沔之阳可能指诸葛亮奉刘禅之命屯驻并成为归宿地的汉中沔阳，与南阳亮家就没有必然联系了。《全蜀艺文志》将李兴文取名《诸葛故垒立碣文》，估计就有这样的考虑，因为诸葛故垒是祁山有名的遗迹。然后我在“陕西躬耕地”一文说过，隆中隆山有可能是陇中陇山误写，葛井描写可能抄自《梁州记》等等。
当然，以上属于新说，没有什么铁证，由于李兴文后面有“轼诸葛之故乡”，主语为祭祀者，看上去前面的“我”还是指刘弘或李兴。只不过《赵充国颂》这个范本中途换主语时都打招呼，难保李兴也是学样儿。
但通过《赵充国颂》可以看到，就算是汉成帝亲命扬雄写文已经符合了“天子命我”，但文中的“天子命我”仍然指的是战事。
因此，我只能说“祭祀+军事”同时具备的情况下，使用“天子命我”是最合适的场景，否则两千多年的史料中，不会只有我找的那二十几处“天子命我”，其中一半都是将帅的墓志。
毕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出自《左传》）这又是一个典故。
今天我调和了自己的“祭祀说”与南襄都喜欢的“讨伐说”，无用的知识又增加，已经满足了。至于讨伐的究竟是张昌还是司马释，还是你们自己争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