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興的《祭諸葛丞相文》，各書取名不同，還有《諸葛亮故宅銘》《諸葛武侯故宅碣》《諸葛故壘立碣文》等名字。之前已經結合“漢水為界”解過文中的“沔之陽”，今天再單獨說“天子命我”。
杜小龍《三國志:裴松之注全文通譯》
找了兩家翻譯，都不是很滿意。
此文最關鍵的是前六句：“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轼諸葛之故鄉”。第一眼印象，通常會認為“諸葛之故鄉”在“沔之陽”的“隆山”。水北為陽，是以隆山和諸葛亮宅當在漢水北。
1988年南陽民間學者開始用李興文的“沔之陽”作武器，否定今古隆中景區“沔之陰”的位置，本來覺得是十拿九穩，然而襄陽方迅速找到一種解釋：“于沔之陽”隻與“天子命我”相關，與“登隆山”和“轼諸葛之故鄉”一點關系都沒有，認為後面幾句都是發生在沔之陰。
然而，全文看不到一句“由沔之陽渡水至沔之陰”的痕迹。
襄陽學者平空增加了“第二地點”，然後再逼着大家用此時的“第二印象”來忘掉“第一印象”，這是很霸道的，是以我一直反對。
當然襄陽方也不是“平空”，而是對當時的形勢做了解析：“天子命我”指303年劉弘任鎮南将軍，受命在沔之陽征張昌。鎮南将軍府是在襄陽的，是以304年任務完成回到襄陽是必然的，認為“稍有曆史知識的人都知道”，不需要多加一句“渡沔”。
看上去有“曆史依據”，但其實還是對曆史材料的一種推理罷了，非直接證據。
是以這樣的解釋隻出現在襄樊主導的幾次會議上。河南社科院主持的會議，以及第三方的北師大曹文柱教授都不認可，認為“天子命我”就是指祭祀諸葛亮。
襄陽方認為“正史上沒有任何一處寫了當時天子下令祭祀諸葛亮”來否定“祭祀”說，又有點霸道了，古碑古文中大量官方祭祀事件，也沒上過正史啊。而且也是雙标，你回沔之陰可以靠推理，别人留在沔之陽就必須舉實證？
襄陽起了頭，南陽民間一部分人也學着開始推理，順勢承認“天子命我”就是指征讨，但指305年八月在宛城逐司馬釋，或者認為劉弘征完張昌還是經常駐宛，畢竟沒有證據天子的指令取消過（《晉書·列傳七十》“诏以甯朔将軍、領南蠻校尉劉弘鎮宛”）。
我一直反對“戰争說”，持“祭祀說”，但主觀的判斷誰也說服不了誰，是以我還是運用現代網絡的便捷，全面檢索曆史上“天子命我”的用法。
然後才發現了自己知識的淺薄，原來“天子命我”這麼常見的四個字，卻是李興在“用典”。之前雙方上百位專家無一指出，錯失了向我們科普的機會。
《詩經·小雅·出車》（節選）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途。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
《詩經》是漢代五經之一，屬于儒生必修，寫文時不引用幾句詩經都顯得你淺薄。
詩經中每一句，都被各方學者反複解讀，并是以出現了齊魯韓毛四家不同的解讀版本。到東漢時雖然毛詩開始獨大，但另三家的影響，包括後世學者的新解仍然不斷出現，争論從未停止，對古代儒生來說，“詩義”之争就是最大的學問。
就《出車》裡“天子命我”這一句，就有很多解釋，比如鄭玄等人認為是文王時期的事，天子指纣王，另一批人認為是周武王時期，天子指周王。由于纣王不義，周王有義，這決定了該詩的内涵，非常重要。
《詩經劄記》楊名時
而我們普通人覺得最沒争議的“我”，大佬們認為指戍役，負責建城的苦力，而不是領軍大将。
《毛詩正義疏》
我們以後世角度，如果是大将軍說出“天子命我”四個字時，是很榮耀自豪的，但在古代學者解讀下，反而有一種悲涼之意。尤其是如果采用鄭學解釋，“我”為纣王打工，更是悲傷和怨恨的。
《毛詩正義疏》
那回到《祭諸葛丞相文》，作者李興會采用哪種解釋呢？
漢代被稱為“詩三家”的魯韓齊“今文派”，到漢末三國已經式微，以鄭玄為代表的毛詩“古文派”獨大，但鄭玄又是今古皆通的大家。《華陽國志》（先主）“周旋陳元方（齊詩）、鄭康成（毛詩）間”，諸葛亮與鄭玄一樣出身于齊地，是以跟劉備可能是同一學派，才會一見如故。而受劉備和諸葛亮影響，蜀漢官方應該也是鄭玄一派的。
據蒙默《谯周古史學論》考論，益州本土有古文派楊充等，然後又有一堆受宋忠、司馬徽學古文的荊州派，整體為古文派無疑。而且蒙教授還單論證了谯周引用《周禮》等行為屬于典型的古文派。
谯周算益州儒生領袖，重點是李密是他的學生，李興就是李密的兒子，李興在“聽鼓鼙”一句用了《禮記》，是以李興與鄭玄學說相近應無問題。
按我們前面截圖，鄭玄等人對“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的了解，可以想像成，“纣王這個昏君，讓我們戍役來邊疆築城……我好想回家”，後世又将出征視為喪禮，那李興文整體的氣氛，可能就是一種悲涼了。（當然，這隻是幫大家鑒賞全文，與躬耕地考關系不大）
單從《詩經·出車》原意，“天子命我”就算指築城，但也與戰事邊防相關，我調整觀念，襄陽方的“征張昌說”是可以接受的。但我個人覺得解作“坐鎮沔之陽”更合适，因為303年沒打多久，張昌就已經逃到沔南的江夏去了，整個戰争已經不屬于沔之陽。然後再強調就是“天子命我”不應完全解讀為榮耀宣告，最好按傳統觀點，将《出車》中“将士思歸”的情緒代入進來（原句有“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
當然，《詩經》畢竟與李興間隔了千年，李興是否會嚴格追随鄭玄、谯周等古文派的解讀也是未知數，我們還是多看看同類樣品。
陸雲（晉）《答兄平原詩》“天子命我，鎮弼于外。”
陸雲（晉）《贈鄱陽府君張仲膺詩》“天子命我，車服以榮。”
庾信（北周）《陝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天子命我，試守此邦”。
王褒（北周）《上庸公陸騰勒功碑》“天子命我，遐征越逐”。
張九齡（唐）《大唐贈太師正平忠獻公裴公碑銘》"天子命我，頌德銘功"。
《大唐故第五府君墓志》“天子命我，城于周岐”。
陳子昂（唐）《唐故循州司馬申國公高君墓志》“昔周天子命我太公，受封東海”。
王維（唐）《裴仆射齊州遺愛碑》“天子命我兮，守茲東郡。”“天子命我，導揚皇風。敬教勸學，通商惠工。”
陳子昂（唐）《晖上人房餞齊少府入京府序》“天子命我同行，執玉帛而當朝”。
陳子昂（唐）《禜海文》“天子命我，嬴糧景從”。
張說（唐）《為河内王作祭陸冀州文》“天子命我，董戎冀方”。
張說（唐）《為魏元忠祭石嶺戰亡兵士文》“天子命我，理兵晉陽”。
楊炯（唐）《從甥梁锜墓志銘》《左武衛将軍成安子崔獻行狀》“天子命我，以參卿軍事”。
元稹（唐）《祭淮渎文》天子命我，滌除妖慝（淫祀）。
汪雄圖（宋）《周宣王中興名臣頌》時維鷹揚，天子命我，左右陳行，奮伐荊楚。
蘇轼（宋）《祈雪霧豬泉祝文》天子命我,禱于山川。
蘇轼（宋）《祭風伯雨師祝文》天子命我，禱于群望。
曾鞏（宋）《徐洪墓志銘》天子命我，匪我有求。
韓邦奇（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禦史張公墓志銘》天子命我，仗钺西疆。
李攀龍（明）《翟淑人墓志銘》天子命我，于焉安居。
謝肅（明）《上虞縣海堤記》天子命我，出守以昭，事境内山川之神
錢謙益（明）《太子太保安邑曹公神道碑》天子命我，角巾西歸。上帝命我，飾巾待期。
從以上二十二條“天子命我”看，與祭祀相關五條，讨伐三到四條，鎮守九條，其他情況也有五六條。注意用在碑文墓志的情況占了半數，說明還是有很強的追思之意。另外就是能明顯看出，古人真的很少把“天子命我”當日常用語，或多或少都隐含了對《詩經》的繼承或者用得非常正式肅穆。
其實，我還留了一首與三國關系最近，創作時間與李興最近的，似乎最有說服力。
陸雲（晉）《吳故丞相陸公诔》“荊南既集，方輯未夷。天子命我，撫之西垂。”這一段前面講陸遜平關羽，後一段敗劉備，可以看出是極具榮耀意味。是以可以推想，李興文中使用“天子命我”，可能還是有有展示劉弘功績的一面。
但李興文與陸雲文明顯的差別，就是陸雲前後文詳細交代了幾次戰争，但李興全文沒有一點痕迹。
其實陸雲幾篇文章中的“天子命我”不帶悲傷而是帶自豪感，可能最大的原因是陸家治的今文派。
陸家其他人不清楚，至少陸績以今文易聞名，他小時候見的袁術也是今文派。（筆者對這方面沒研究，參看其他文章得出的結論，不保真。）
然後我還留了最後一篇，可能這才是與李興文創作背景最相似的。
《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常有警。上思将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注意這裡出現了“思将帥之臣”，而李興文中“聽鼓鼙而永思”，算是公認的，出自《禮記》“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将帥之臣”這一典故。庾信《功臣不死王事請門襲封表》：“聞鼓鼙而思将帥，畫雲台而念舊臣。”
“天子命我”是《詩經》典故，“聽鼓鼙”是《禮記》典故，但同時也是當下真實情況，這種雙關就是古代文人展示高明筆法之處。
同為戰亂頻繁時，漢成帝追思将帥而令揚雄寫《趙充國頌》，與晉帝（或劉弘）追思将帥而令李興寫《諸葛亮頌》是不是相同的追思場景？
揚雄（漢）《趙充國頌》：“天子命我（趙充國），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婁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應劭曰：宣帝使充國共讨罕、幵于鮮水陽。）（鮮陽在今甘肅青海一帶。）
假如李興靈感主要來自《趙充國頌》而非《詩經》，那麼，這裡的“我”其實有可能指諸葛亮，沔之陽可能指諸葛亮奉劉禅之命屯駐并成為歸宿地的漢中沔陽，與南陽亮家就沒有必然聯系了。《全蜀藝文志》将李興文取名《諸葛故壘立碣文》，估計就有這樣的考慮，因為諸葛故壘是祁山有名的遺迹。然後我在“陝西躬耕地”一文說過，隆中隆山有可能是隴中隴山誤寫，葛井描寫可能抄自《梁州記》等等。
當然，以上屬于新說，沒有什麼鐵證，由于李興文後面有“轼諸葛之故鄉”，主語為祭祀者，看上去前面的“我”還是指劉弘或李興。隻不過《趙充國頌》這個範本中途換主語時都打招呼，難保李興也是學樣兒。
但通過《趙充國頌》可以看到，就算是漢成帝親命揚雄寫文已經符合了“天子命我”，但文中的“天子命我”仍然指的是戰事。
是以，我隻能說“祭祀+軍事”同時具備的情況下，使用“天子命我”是最合适的場景，否則兩千多年的史料中，不會隻有我找的那二十幾處“天子命我”，其中一半都是将帥的墓志。
畢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出自《左傳》）這又是一個典故。
今天我調和了自己的“祭祀說”與南襄都喜歡的“讨伐說”，無用的知識又增加，已經滿足了。至于讨伐的究竟是張昌還是司馬釋，還是你們自己争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