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报 · 此刻夜读
影响众多作家与导演的拉美作家曼努埃尔·普伊格，其小说风格为拼贴风、意识流、多重奏，呈现的是欲望的蒙太奇、爱与命运的解谜游戏，他将音乐、电影融入小说创作。而在多年后的王家卫那里，他找到了自己可以沦陷其中的东西。
文/夏明浩
刊于2024年4月25日《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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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潘帕斯草原，维耶加斯将军镇。
这是一个地处南美洲的内陆小镇，离山、海、首都很远。虽然在邮戳上写明属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却与那灯红酒绿的大都会、与此省同名的联邦市毫无关系——相反，这里是荒芜之地。
将军镇的荒芜和它沙质的土壤有很大的关系。在曼努埃尔·普伊格的回忆中，那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他就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时光。但就像那些身处沙漠仍能生存的植物一样，一个敏感的、时常觉得格格不入的孩子在贫瘠小镇里，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电影院。
他去看电影，第一部是《科学怪人的新娘》。那是好莱坞大制片公司蒸蒸日上的黄金年代，明星制也正蓬勃发展，一系列电影演员的形象深入人心，在群星之中，童年的普伊格对丽塔·海华丝情有独钟。每周三下午去电影院成了普伊格的固定活动，宛如一个潘帕斯草原上的马拉美，要在星期二下午举行宴饮文人墨客的聚会——只不过，幼年的普伊格要接待的是一整个屏幕之中的流光溢彩。这样的活动无疑带有逃避现实的成分，将他拽回现实的是父亲——他认为儿子总是跟着妈妈去看爱情电影，是缺乏男子气概的表现。但电影还是成了普伊格一生所爱。据说，在他成年后居住的某间公寓里，收藏有三千多部电影的碟片。
曼努埃尔·普伊格
将军镇没有中学，普伊格因此被送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寄宿学校。在那里，他接触到了精神分析的理论，理解到人类复杂的心理活动中，既有属于意识的部分，也有属于无意识的部分。后来，在小说《红唇》中，他试图用破碎的词句去描绘那些即将从无意识中浮现到意识中的、气泡般的零碎闪念。
他进了建筑学院，只读了六个月就转到了哲学与文学院，毕业后去电影片场找工作机会，未果，去服了兵役。好像没有哪个领域是他心之所属的。然后，他终于决定听从内心的呼唤，前往罗马学习电影制作。
他在欧洲受到的震撼是全方位的。最主要的方面在于，从小滋养他想象力和好奇心的好莱坞电影，被欧洲人弃如敝屣。那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时代，“二战”后百废待兴的欧洲，电影人更想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拍出对现实具有真实“介入性”的电影，而非好莱坞式的歌舞升平、皆大欢喜。
直到1962年，他都还在片场做助理导演的工作，但获得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电影界的大门并没有向他敞开。他为了谋生，开始做各种可能的工作：在餐馆洗盘子，教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在航空公司当职员。但同时，他还在尝试写作电影剧本。然而，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在写的这部剧本，其内容量远超电影所能拍摄的时长——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在写的“剧本”根本不是剧本。
于是他终于意识到：属于自己的可能是另一条道路。
1963年，他搬到纽约继续写这部“剧本”，这后来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丽塔·海华丝的背叛》。
《丽塔·海华丝的背叛》大获成功：伽利马出版社获得了这部作品的法语版权，《世界报》将其评为年度最佳小说——文学界没有见过这样的“怪东西”。小说极具实验性质，糅合了大量电影剧本里常见的写法。而在他的第二部小说《红唇》里，这种风格进一步强化：一次算命占卜、一份警方档案、一段广播剧的戏文……都可以成为小说情节的一部分。在拉美“文学爆炸”的时代过去之后，普伊格用他的“文学蒙太奇”再次证明了西语文学的创造力。
在没有明确标志的青年时代里，普伊格的逃亡默默地启程了。18岁后，他再也没有回过故乡维耶加斯将军镇，而离开阿根廷后，他曾栖居于罗马、巴黎、伦敦、斯德哥尔摩、墨西哥、纽约、里约热内卢和库埃纳瓦卡，直到变成一捧骨灰。
《丽塔·海华丝的背叛》
《红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期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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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家卫的传说很多，诸多事实也家喻户晓。但他对曼努埃尔·普伊格的迷恋，世人鲜少着墨。他在采访中直言：“南美作家影响我最大的是写《蜘蛛女之吻》的那个作者（曼努埃尔·普伊格）。到了现在来说，对于我拍电影产生最大影响的正是他。最好的是原著小说。不过他最好的作品不是《蜘蛛女之吻》，他最好的作品是《伤心探戈》，很伟大的作品。在他之后，我就没看过什么伟大的作品了。”
是同为导演的谭家明推荐他读普伊格的小说的。这部西语原名《红唇》（Boquitas Pintadas），英文译名《伤心探戈》（Heartbreak Tango）的小说，为王家卫日后的诸多影片定了调。十首探戈曲目，十六章杂志连载，其主题是通俗的男欢女爱，但风格极为引人注目。
普伊格从电影中学来的蒙太奇，没有在自己的创作中变成影像，却在王家卫的胶片上显影。《红唇》中的主角 胡安·卡洛斯，也以《阿飞正传》里张国荣的形象，道成肉身（这是第一次，日后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小说中的他是一个患有肺结核的美男子。一种疾病，在没有有效治愈手段之前，总会被隐喻占领——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点明了这一点：肺结核在青霉素之前的年代里，一直是一种为美丽增色的疾病，犹如西施捧心。而他的内心却并不柔和：胡安·卡洛斯流连于内妮、迪·卡洛、玛贝尔三个情人之间，过着始乱终弃、狂放不羁的生活，却也因疾病的渐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阴柔的外型与内心的暴烈，构成了一个具备冲突的迷人角色。
无脚鸟的隐喻在这里登场：只能飞，不能歇脚。这是王家卫的乡愁，也是普伊格的流浪。在王家卫的电影里，上海话和香港话时常可以无障碍对话，乡音是唯一的联系，不断提醒着：此地是他乡。
普伊格也是一只无脚鸟。他在世界舞台上收获了小说家的声誉，甚至因为《蜘蛛女之吻》的成功改编，得到了电影界的赞誉。即便如此，他还是面临着西语世界、祖国阿根廷、家乡维耶加斯将军镇的三重背叛：从一开始，巴塞罗那的出版商就拒绝出版他的小说，作家略萨还曾以辞职相威胁，坚决反对这个写通俗肥皂剧情节的阿根廷人踏入文学殿堂；在庇隆当政期间，他的作品在阿根廷因“色情内容”被列为禁书，身在墨西哥的他甚至收到了死亡威胁；而作为《红唇》《丽塔·海华丝的背叛》两部小说的背景，“巴列霍斯上校镇”被拿来与它的原型“维耶加斯将军镇”对位——于是他的邻居、父母皆因小说情节受到累及。普伊格被指责在小说中泄露了小镇居民的隐私，在家乡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在《红唇》的第六章中，吉卜赛女人用塔罗牌揭示了胡安·卡洛斯的心之归属——没有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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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卫和普伊格有一件事是共通的：情节不重要，重要的是风格。杜琪峰甚至极端地断言：王家卫实际上只拍了《阿飞正传》一部电影。
在《阿飞正传》结尾，梁朝伟的出现是一个暧昧的信号：这个故事还没有拍完，但是在这里暂时收场。这种强大的潜能，转化为日后诸多以梁朝伟为主人公的王家卫电影。在这些电影里，普伊格就像是悬在天空的幽灵，不断地向影像散发自己强大的支配力。然而，还是有某种微妙的变化发生了：由于暴烈的美男子退场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虽然同样缺乏支点，但更希望融入安稳日常、找到栖身之木的角色。梁朝伟更像王家卫自己的化身。
《春光乍泄》构成了创作上的某种隐喻。何宝荣是胡安·卡洛斯，是曼努埃尔·普伊格，是无法安定下来的无脚鸟。黎耀辉虽然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迷了路，却在瀑布面前学会了与寂寞共处、与缺位的归属感姑息地和解。而张宛是有家的人，他身上本就拥有获得归属感的能力，在哪里都不会真的格格不入——这与黎耀辉的摸索构成了鲜明对比。后来，在《一代宗师》里，在叶问和一线天身上，这个对比再一次显形。然后是《繁花》。王家卫终于把自五岁起就笼罩生命的乡愁释放。当然，所有为解除乡愁而回归故里的人，会无一例外地发现：记忆中的故乡是不可追回的。所幸的是，创作影像可以映现出一整个仅存在于想象中的原初世界。
胡安·卡洛斯看似与张国荣一起从王家卫的电影里消失了。但多年以后，他的身影在《繁花》里再一次显现。阿宝是一个全新的形象，他没有那么暴烈，却仍然构成美妙的冲突：外表是温和笑容，雅致腔调；内心却青鸾舞镜，冷若冰霜——他也从来都没有爱过谁。《繁花》里玲子指责阿宝把三羊牌放在夜东京，诱她犯错——看似无理取闹。实际上，从阿宝的角度而言，他在做这件事之前何尝没预判到玲子（连带着菱红、陶陶、葛老师）会见钱眼开，倒买倒卖——他要的是那种身边人制造了麻烦，自己不得不出来救场的被需要感。这场自导自演的戏始终是虚假的，事实是：玲子和他互不理解，只是因命运交会，偶然搭在一起取暖。
从一往无前的逃离，到渴望安定的驻留，再到无法排遣的孤独。人生的大寂寞，在这个正反合题的过程中结晶般析出。
《繁花》剧照
对于一部改编剧本而言，《繁花》的电视剧版本和原著之间的关系稀薄。不过，如果去对比《红唇》和《繁花》，就会看到两个故事里，人物结构惊人的相似性：胡安·卡洛斯不仅是阿飞，而且是阿宝。
阿宝身边有三个女人：玲子、汪小姐、李李；胡安·卡洛斯身边有三个女人：玛贝尔、内妮、迪·卡洛。阿宝身边有个好兄弟陶陶，陶陶和小阿嫂有一段暧昧的婚外情；胡安·卡洛斯身边有个潘乔，潘乔让女佣拉瓦生下了私生子。阿宝的记忆里有个变成“米饭粒”的“白月光”——雪芝；《红唇》里则有一个没有指名道姓的，被胡安·卡洛斯诱骗的纯洁少女……
剥丝抽茧之下，会发现王家卫所言不虚，《红唇》在他心目中的确是无出其右的伟大小说，其人物和情节贯穿了他的影像世界。即便拉美式的奔放终究被中国式的内敛取代，但欢情涌动的线索仍然如春光般乍然泄露。李李和阿宝在雨中跳的那段“探戈”，三步一回头的拉扯，令人止不住地心动。那动心的感觉，可以逆流而上，一直追溯到《红唇》开篇作为题词的第一句话，那句引自探戈名曲“CuestaAbajo”的歌词：“对我而言……是我的一生……”宫二最后一次见叶问，说：“都说人生无悔，那是赌气的话，如果真无悔，该有多无趣啊。”
自连载起，《红唇》的章节名就并非传统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而是第一次“Entrega”、第二次“Entrega”、第三次“Entrega”。这个词难以直译，因为它所形容的是探戈舞当中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灵性，一种将自己整个交出去的沦陷之美。
一切都要从那个星期三的下午说起：当年幼的普伊格坐进电影院时，他找到了自己可以沦陷其中的东西，并且始终将其视为对抗现实的手段。多年以后，王家卫同样找到了。
新媒体编辑：何晶
配图：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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