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20年来收集了900余种清末民国时期的老报刊，从中获取了很多珍贵资料，与档案、文献相辅相成，更能全面、系统地记录一件事，立体、生动地展现一个人。但从中也发现了不少假新闻、假消息，列举几例，以免以讹传讹。
梁启超之子服毒
1930年9月22日《北京画报》中作者署名“福若”的《梁启超公子服毒记》一文称，梁启超之公子梁亚声，现年22岁，自幼在津门读书，乃一文弱书生。自其父1929年1月病逝后，梁亚声就感到在家庭中受到压制，遂辍学而谋求自立。但父亲遗产均由母亲掌管，梁亚声不能自由取用，因受经济与环境双重压迫，遂一气出走，离津南下，以冀找到一条出路。行时只带一名当差，聊资照拂。抵达南京后，他二人下榻某旅馆，多日谋求职业，终无成就，眼见川资即将告罄，焦灼异常。兼之店主屡索店费，两手空空、囊中羞涩的梁，大有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之势。不得已，乃于 9 月 5 日由京来沪，因房金未能结清，故将行李暂时押寄旅馆，俟将店费偿清，再行领取。当晚 9 时抵沪，寄寓安东旅馆，立即飞函致其父生前挚友伍连德医生，命当差送往，书中略谓“请暂假洋若干，以资救济 ……”云云。伍见信后，念及与其父在日本时的交情，遂对当差曰：“旅馆中开支颇大，请其即来我家居住可也。”但现金则分文未给。自当差去后，梁自认为有十分把握，伍定可接济一二。及当差归，如实相告。
图 6-1 1930 年 9 月 22 日《北京画报》中的《梁启超公子服毒记》一文
梁认为伍乃故意敷衍，顿时心神恍惚，不觉悲从中来，遂萌厌世之念。即于21日晨吞服一瓶安眠药，以图自尽。10时许当差起身，见梁仍安睡，而桌上置有安眠药瓶，检视药瓶已空，遂大骇，立即手持空瓶飞奔伍医生处报告。伍闻讯后立即前往，见梁熟睡床上，按其脉息，确系服安眠药。当即将其车送仁济医院。该院施救及时得当，梁始转危为安。据医生称，幸亏发觉尚早，中毒未深，尚无大碍，息养数日，即可出院。
据笔者所知，梁启超之五子分别为思成、思永、思忠、思达和思礼，且只有名，并无字，更无别署。所谓梁亚声者，应该不是梁启超之子，这条消息或许是条假新闻。但无独有偶，1930年9月9日《新闻报》也有消息称，“梁任公之公子困于环境而服毒，由安东旅舍送仁济医院，生命尚无忧”,“已故新会梁任公之子梁亚声，日前由京来沪，寓湖北路安东旅馆一百三十号房间，昨晨突然吞服安神药自杀，幸察觉尚早，即送医院救治，可无性命之虞”。此文并未署名。
同年9月10日《大公报》也有未署名消息《梁启超子自杀遇救因受激刺在沪服安眠剂》:“九日下午十时三十二分发上海专电。梁启超第三子亚声，于梁故后来沪，拟成就一有裨社会事业，不能如意，因受激刺，昨在旅社服安眠剂自杀，经伍连德救治，未死。”
图 6-2 1930 年 9 月 9 日《新闻报》中《梁任公之公子困于环境而服毒》一文
再查，1930年9月12日《大公报》第四版刊《梁思成来函》称：“径启者，顷阅九月十日贵报登载《梁启超子自杀遇救》新闻一则，不胜骇异，贵报称‘梁启超第三子亚声于梁启超故后来沪……等等’，三舍弟思忠现在美国国立高级军官学校炮兵专校肄业，去国已经四年，明夏始拟回国，二舍弟思永回国不及一月，现在北平中央研究院任考古专员，四舍弟思达尚幼，现在南开中学肄业。且鄙人兄弟均以思字排行，概无别号，所谓亚声者何人，并不认识。显系谣传之误，贵报既经误载，理应代为更正，祈即登报声明是荷。此致大公报馆。梁思成。十九年九月十日自北平寄。”由 此 可 知，《新 闻 报》《大公报》《北京画报》刊登的这则梁启超之子服毒自杀遇救相关的消息均系假新闻。
图 6-3 1930 年 9 月 10 日《大公报》中《梁启超子自杀遇救 因受刺激在沪服安眠药》新闻
图 6-4 1930 年 9 月 12 日《大公报》刊发的梁思成致《大公报》函
影星王元龙家中闹鬼
1934 年 9 月 18 日《天津商报画刊》刊登了署名“烂脚道人”的《谭名人之健康》一文，披露了当时的几则假新闻。该文作者先以自己现身说法，分析了一些三流文人为生存而炮制假新闻的真心理。作者说自己也是一个写手，却没有听到有人在提及自己的名字时鼓掌，也没有见到有人对着自己写的文章大声喝彩，为此，他心情郁闷，挖空心思想着名利双收。于是，他想起一句俗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好名望不易出去，坏消息还不好传扬吗？不管它是好是坏，只要能名扬遐迩就算达到目的了。但是，他又为难了，自己既没犯过法也没坐过牢，更是无病无灾，哪有什么坏事可资宣传呢？事有凑巧，那些日子正赶上自己犯湿气，于是灵机一动，这就有了好题材！他提笔便写下“鄙人脚上湿气”的标题，还没等写正文，敲门进来一位朋友。朋友见了此题，不禁哑然失笑。作者遂将用意对朋友详细说明。朋友听了连连摇头，并将他着实地讥讽了一通。朋友说：“老兄啊，阁下既非国府要人、社会名流，又非艺术大家、影剧明星，你的死活存亡，只要你自己当心就好了，与其他人有何关系！更何况你只是一个区区的脚气，似乎没有公开报告、众所周知的必要吧！即便你的脚烂掉了，恐怕也不能博得他人的任何同情。一个毫无价值的消息，编辑先生怎肯牺牲可贵的版面，替你做宣传呢？作者听后恍然大悟，原来文章的主人公是需要先有名望，然后才会有人关心啊！一个名人的身体健康与否，才有宣扬的价值哩，才有耸人听闻的可能！而报刊的编辑们才欢迎这般的投稿啊！
图 6-5 1934 年 9 月 18 日《天津商报画刊》刊载《谭名人之健康》一文
由此，作者想起了前几天看过的几则假新闻、假消息。
日前，他曾见到南北各报多有刊登蒋介石在庐山患病甚剧、张发奎在日本撞机遇险这两则新闻。后经核实，均为不实消息。考其来源，前者是从臆测而故意夸大其词，将伤风咳嗽说成了重病险症；后者是因附会有意无意地误将别人的事，来一个张冠李戴，弄成冬瓜缠豆棚了！
当时在新闻界就有人说，南方尤其是上海为谣言产聚之区，而据作者看，华北尤其是平津地区，制造谣言的质量丝毫也不逊色。只就几家小报上的地方琐闻专栏，就常有以莫须有之事说得活灵活现。如北平某小报11日刊载了一段天津通讯，题为《白昼闹鬼》，内容大意是说，9日清晨，在影星王元龙的天津寓所内发生了一桩离奇怪事，他家楼上陈列的藤椅突然自行走动起来，附近居民纷往围观。在场的童年男女二人亲眼看到藤椅背后蹲着一个披头散发的恶魔！王元龙也因此惊吓患上一种怪病，大吐大泻，终日胡言乱语，朋友们想去探望却不敢登门。
这则新闻，看上去是多么耸人听闻啊！但若冷静下来分析一下，却不胜惊奇。让作者惊奇的不是这件事情本身，而是诧异此消息内容的奇怪。作者与王元龙并不熟识，没有代他辟谣的义务，也并不是对这家某小报的投稿者有意见，只是心存疑虑，好奇地想研究一下此事的真伪。按情理说来，天津租界是很热闹的地方，倘若真有这样一出活生生的神怪剧，惊动了附近多人围观，而且还有人亲眼看见活鬼，连人家主人患病，亲友不敢登门，都打听得这般清楚，以致事情都闹到数百里外的北平了！可见这事已是不可以隐藏的了。岂料作者前去王宅探问时，不但附近的居民一无所知，就连天津各家报馆的外勤记者，也没有一个人能将这则消息采来，难道说是天津的记者们太过麻木了吗？这是此消息的疑点之一。
另外，消息称王元龙是9日患病，但就在此后一日，作者在一位友人家中却亲眼看见王元龙也在那里，而且举止正常，谈笑有序，兴高采烈，绝不像神经错乱的患者。这便是此消息的疑点之二。
综此两点，已经足以证明此事之真伪，无须再作其他调查考证，即可肯定投此稿者是无中生有。至于他为什么要给王元龙造此谣言，将此假消息舍近求远地报到北平去呢？有接近王元龙的朋友说，王元龙在天津是寄居在他的老兄王伯龙家中，自己并未另有寓所。他此番从上海来到天津的任务，也是寻求在华北发展他的本行电影事业，顺便给他老兄王伯龙庆祝寿诞。王伯龙的寿诞庆过，王元龙便开始筹划电影业务了。岂料却生出此种谣言。王元龙来津，既是作客性质，在交际场中又都与人为善，和气对待，向未与人红过脸，所以这次的谣言，他自己也不晓得所为何来。
而王元龙为王伯龙过生日之说，可在1934年8月16日《天津商报画刊》中《伯龙初度》一文得到印证。王伯龙为天津名士，他的几位弟弟强要给他做寿，王伯龙苦口相劝也未能制止。据说，这件事的原动力还是出于与王氏兄弟时常往来的天津文人们，他们想借此机会，“畅快一天，放浪于形骸之外，寄兴于歌舞之间，来打破那久呈沉闷的天津卫的空气”。寿诞的地点定在永安饭店，帖子早已暗地发出了，届时前来捧场的非雅即骚，有星有辰，连男带女。
图 6-6 1934 年第 12 卷 第 8 期《天津商报画刊》中的《伯龙初度》一文
据王伯龙家里人透露，发生谣言的前几天，在他家门口曾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带着小孩，求见王元龙，看样子像是丐帮的。他们因为面生，未能接见。现在想来，是不是此君开的一个玩笑啊？至于此消息之所以被舍近求远投稿，分明是恐近处容易打听虚实，只好去哄骗远些的小报了。报馆方面被其蒙蔽，落得个报道不实之名，表面上看是受投稿者所累，实际也有自己失察之嫌，更是受了名人二字的影响。王元龙虽非伟人，但究竟是电影明星，当属名人之列。
“金嗓子”歌后周璇的订婚热
民国时期，影星的婚恋问题，既是影迷们关注的焦点，也是新闻媒体炒作的热点，更有一些小刊小报为博人眼球、寻找噱头，捕风捉影地刊发明星的花边新闻。1941年与结婚9年的严华离婚后，“金嗓子”歌后周璇的感情归宿就成了新闻界的噱头。各报刊分别爆料，她与柳中浩、柳中浩的儿子柳和锵、绯闻男友影星韩非、“话剧皇帝”石挥等先后订婚，以致出现了“周璇订婚热”。
周璇曾是国华电影公司的签约演员，该公司的老板柳中浩是她“过房爷”（即干爹）。与严华离婚前，周璇就一直寄居在柳家。离婚后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处，仍被柳中浩“囤积”在家里不出笼。柳中浩有个儿子叫柳和锵，占了近水楼台的优势，一个多月的朝夕相处，他二人不免产生友情。于是，小报消息先传周璇与柳中浩有暧昧关系，后又说周璇与柳和锵发生了爱情，并且正在酝酿订婚，只因柳中浩反对，并且对柳和锵实行了经济封锁，才让他二人不得不放弃爱情。
为此，1945年《青青电影》《上海影坛》的记者分别采访了周璇，求证此事。
记者问：你是否与柳中浩闹过恋爱？
周璇说：那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我跟干爸爸认识还是在歌舞团里，他一向很喜欢小孩子的，所以他也一向把我当作女儿看待。就是那年我跟严华婚变，从家里闹了出来，住在他家里，他也待我很好。至于外界说我们父女俩发生了暧昧，我们当初并没有出来辩白，事实胜于雄辩，现在想起来真正觉得可笑！
记者问：那么，现在盛传你跟柳和锵呢？
周璇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朋友。不过，我们是从小就在一块儿的。近来，我也没有多少朋友，他又时常到我这儿来玩，因此，比较亲密一点。至于结婚，倒不是报上说的他家不答应，而是我嫌他年纪小，只有21岁，比我小5岁呢！我完全把他看作一个小孩儿似的，况且他还不能自立。你想，假使我们就这样永远交个朋友，不也好吗？何必要谈婚姻。
记者问：你将来的归宿呢？
周璇说：总之，我不想当尼姑。将来准定请你吃喜酒就是了，你又何必敲碎砂锅问到底呢？
记者问：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理想丈夫怎样？
周璇说：第一应该能够自立，第二有高尚人格，第三性情温和。
嗣后，1946年第14期《吉普》刊出《周璇将与韩非结婚》的消息，声称在与周璇拍摄《夜深沉》时，韩非就曾对周璇极有好感，只是囿于周璇已为人妇，才将感情藏于心底。周璇与严华婚变时，
又说他是第三者。因此，即使周璇离婚后，韩非仍需暂避风头。待风声过后，韩非便对周璇发动攻势。但因周璇仍耽溺于旧情苦恼之中不能自拔，对韩非不冷不热。最终，他俩的感情尚未正式开始就已宣告结束了。1946 年第 2 卷第 2 期《国风画报》中刊载的《周璇和石挥永结白首 石挥写信报告老母“订婚经过”》一文，则爆料周璇又与“话剧皇帝”石挥订婚了。周璇自从和严华离婚后，追逐她的人前赴后继。周璇与石挥热恋的消息风行一时，甚嚣尘上。他俩一个是“金嗓子”歌后，一个是“话剧皇帝”，年龄相当，地位匹配，要说确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不过，他二人都极力否认正在恋爱。但据确实消息，石挥前几天来信给住在北平的母亲，说他和周璇已经订婚了，只是为了避免外界的纷扰，才极端保守秘密。这段新闻该报保证是一百二十分的可靠。最后还感慨道：周璇和石挥终于永结白首了！真是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啊！
图 6-7 1946 年第 14 期《吉普》中的《周璇将与韩非结婚》图文
图 6-8 1946 年第 2 卷 第 2 期 《国风画报》中《周璇和石挥永结白首 石挥写信报告老母“订婚经过”》一文
为此，《秋海棠》记者曾专程采访石挥。但石挥当时正忙于拍摄《苦干》，记者几次登门都扑了空，众人皆以为他正在筹备与周璇的婚事呢。终于采访到他时，石挥却说，与周璇“订婚”和“同居”之说完全是造谣，他仅承认周璇曾到辣斐大戏院看过他的戏，他也到周璇家里去白相过几次。但记者仍认为无风不起浪，预料皇帝与歌后一定会演绎出一段浪漫故事。
明访暗查周璇的记者更是数不胜数。接受《戏世界》专访，谈及与石挥的关系时，周璇说，石挥对于我的确很好，而在我的印象中，也觉得他为人很不错。不过在目前，我们纯粹是友谊关系，谈不到婚姻。我可以坦白地说，我对于男女间的需要淡薄得很。虽则在年龄上是应该有归宿了，但是我倒也无所谓了。再说，我对于这第二次婚事，更应慎重些好，免得日后贻笑。1946年新2期《星光》的消息称，周璇和石挥二人对当时的传闻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但据二人友人称，他二人确实已有近一个月没有见面了。如果是热恋中的情人，似乎不应该这么久不见面。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某天，周璇在某戏院参加一场歌唱会，适逢石挥在该戏院演毕《雷雨》于后台卸妆。但周璇来去匆匆，竟然也没打个招呼。
1947年革新号第5期《上海滩》则明确表示周璇拒绝了石挥的求婚。1946年，周璇与石挥在上海演出，时共游宴，两人的情感因而日深，只是仍停留于纯洁自守。1947年周璇去香港前，石挥曾一度与周璇探讨未来婚姻之事，石挥后来又给周璇写信提及他二人的婚姻之事，却被周璇婉拒了，回信称，待日后回沪再谈。
1947年革新号第18期《沪光》杂志则发表文章称，周璇已与石挥闹翻。周璇当时在公开场合曾大骂石挥“失去人格”，原因是有小报消息称，石挥时常出入风月场所寻花问柳。后来，周璇又几次提及此事，时时刻刻地刺激石挥，希望他继续再去玩弄花姐们！
事实上，与严华离婚后，周璇一方面深受创伤而精神不振，另一方面对待婚姻更为谨慎小心。她当时虽是当红的明星，却生活简单，衣着朴素，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独自一人生活。1946年初，她与石挥在上海的一家绸布店开业时相遇，因二人对对方慕名已久，惺惺相惜，不久，便开始正式交往。周璇时常往返于上海与香港之间，他二人便鸿雁传书，同诉相思之苦。去港时，她还嘱咐石挥照顾养母。周璇曾在日记中如此写道：“对这段感情既兴奋又恐惧，但心里知道这是个能够托付的男人。”正是由于这种心有余悸和犹豫不决，在接受采访时，周璇总是闪烁其词。周璇去港频繁，他二人聚少离多，小报记者便乘虚而入。在香港时，周璇就经常听到石挥的花边新闻。于是，他二人由猜忌而产生隔阂。一年后，周璇从香港重回上海时，他二人的感情已归于平淡。据说，最后一次见面时，他二人经过了一阵尴尬而长久的沉默，石挥长叹一声，转身而去。
面对新闻界捕风捉影的绯闻，面对时常骚扰她的小报记者，周璇也是苦不堪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不免也要责怪几句，但尝试过舆论厉害的她，又很谨慎小心。她说，从抗战胜利到现在，外面传说我的绯闻究竟有多少，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写到我，自然是关心我。不过，一个人的感情好恶，难道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变化无穷吗？我又不是水性杨花的女人，今天一个明天一个。难道说他们嫌我过去受的刺激还不够吗？当然，我并不怪外界人如何诽论我。我知道，也是我身体好了，往外跑的次数太多的缘故。我以为，要是有一日我的婚事成功了，用不到别人替我着急说出我的罗曼史，我一定会自己说出我们的恋爱经过。
这或许也代表了那个时代所有明星们的困惑与无奈吧！
诚然，老报刊中的假新闻还有很多，因此，我们利用这些资料时一定要用档案、文献等作必要的考证。老报刊中出现假新闻、假消息的原因：一是许多报刊为私人创办，只要来稿内容新、奇、特，真实与否则不加审核；二是作者队伍鱼龙混杂，有些不入流的作者为了追求投稿成功率，赚到糊口的稿酬，不惜道听途说，夸大其词，甚至捏造杜撰；三是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歪曲事实，无中生有，掩盖真相，混淆视听，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四是当年的受害者很少有人拿起法律武器维权，只是找到报社很客气地请报社更正；五是有若干案例表明，当年的法律并不追究报刊登载假新闻、假消息的责任，只对作者问责罚款，而杜撰这类假新闻的作者又多署笔名，报社佯称没有作者的联系方式，也就不了了之了。
文章作者：天津市档案馆 周利成
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叁拾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