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刘厚生有什么故事？

刘厚生老师，大陆有名戏剧理论家、评论家，活动家，中国戏剧界耆宿。

这里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的资料室，作为协会机关的图书室、这里的图书一向不是很多，但是近来突然多了十几架珍贵的戏剧专业书籍，而且还有许多图书躺在角落里等待整理，这些图书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黄维钧说：“一看怎么书多起来了，剧协的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损失了，本来图书馆还像个样子的、都损失了没什么书了，自己说怎么那么多书、这是厚生送的。”厚生送的，书架上一个小小的纸条也提示了这些书籍原来的主人刘厚生，仔细看来、这些书年代跨度颇大，虽然新旧不一，但都保存完好、没有破损，可见书的主人平时呵护备至，如此珍爱这些书的刘厚生为什么要把它们送给中国剧协呢。这些当旧书卖了不值钱，你当废纸更不应该，还是有不少好书、不少有用的书，自己就跟剧协商量，剧协原来有个资料室、书不多，自己就希望把资料室扩大一些。送书是为了扩大资料室，而且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毕生珍藏的戏剧专业图书全部贡献出来，其中不乏历史意义的珍贵文物级藏书，比如这套《鲁迅全集》、就是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亲手送给刘厚生珍藏的，是对剧协怎样的情感让刘厚生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刘厚生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到底有何渊源呢，想要解开这个谜底、就要把时间退回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上世纪30年代，是中国近代戏剧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当时的中国戏剧分为三个中心，国统区重庆、解放区延安、沦陷区上海，三个地区的戏剧家为抗战、为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就在这段时期，喜爱戏剧的刘厚生在重庆就读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自己在学校是第三届，1938年在重庆、学校又招生了第四届，这里面就有一个地下党的同学进到学校来，名字叫方琯德，后来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他就是地下党员，他在学校里面就发展了一批同学们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参加了地下党的刘厚生在学习戏剧的同时，积极参与各种进步戏剧的演出活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把进步戏剧视如洪水猛兽，一出戏从剧本到演出、每一个环节都受到监督，还会使用一些特殊手段、但是进步的戏剧家们也想出了各种应对的办法。有的时候，那里面有一两个稍微开明一点的审查委员、我们就跟他拉关系，也有的时候是这样的，送审的本子要经过修改的，但是演出照我们原来本子照说，他不可能每天来听，他经常来听的、但不可能每天来听，他来听的时候、我们说一些改过的话，不来的时候、我们照原来地说，这样的斗争非常尖锐，用各种各样的、可以说非常的复杂。复杂的斗争环境，让刘厚生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和生活基础。当学校专门请他为孩子们创作儿童剧时、他的戏剧艺术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一个叫《表》，这个《表》就是苏联的小说、鲁迅先生翻译的，后来改编成儿童剧；还有一个叫做《小主人》，都是儿童剧，自己给育才学校戏剧组排了这两个戏，这个在重庆来说、可以说相当有影响，也是中国儿童剧的早期很突出的两个戏。此时的刘厚生开始显露出戏剧创作的才华，但是特殊环境注定让他依然是幕后英雄，抗战胜利后、刘厚生跟随剧团回到上海，作为戏剧界地下党的他接受了周恩来的指示，为党坚守戏剧阵地，因为戏剧这种形式是我党在国统区宣传进步思想的主要方式、所以刘厚生接受了更为艰巨的革命任务。那时候自己就是奉命、在地下党还办一个叫做观众演出公司的这么一个剧团，自己跟自己的许多最好的同志们、朋友们办这么个剧团，那个时候办这种剧团很艰苦了，因为在重庆基本还有许多用国民党的钱办我们的剧团，到了上海就没有了，完全得自力更生了，非常艰苦，基本上都没工资的，卖票能卖多少、大家分一分，就是这样子的。刘厚生要克服艰苦的戏剧创作条件、把剧团维持下去，同时又要做好秘密的地下工作、把党交给的话剧阵地保住，于是、刘厚生带领剧团去了当时戏剧演出还不太多的台湾，寻找新的机会，希望既能保住剧团的正常演出，又可以在新的地区宣传党的进步思想。到了1947年的夏天，自己在台湾一共待了10个月，尽量维持剧团不要解散。这次旅行演出在台湾戏剧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为当时的台湾戏剧界留下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当时和他一起去台湾的演员有些就没有回来、而是继续在当地发展，以致现今台湾戏剧界的专业论文中提到当时的历史、还会把刘厚生的台湾之行罗列其中，刘厚生回到上海后、这里的斗争形势更加艰难了，国民党当时也感觉得到，到处抓人，文艺界还少，别的方面、工人方面、学生方面，被捕的相当多。地下工作的危险、对于刘厚生来说或许早有思想准备，可是当时正和他谈恋爱的夫人却为此整天提心吊胆。傅惠珍说：“虽然在一个剧团里面，可是老是见不着面，那就是整天那个警车啊、响得不得了，还没一会听一个、一会听一个，抓人，活埋，1943年时候、到1944年这个阶段里，活埋三十几个共产党员。”刘厚生没有因为时局的危险而停止工作，在国民党加紧为逃离大陆做准备的局势下、刘厚生又接受了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好几个国民党的电影厂，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摄影厂等等，他要把器材都搬走，我们就得把电影器材留下来，胶片得想法留下来、不能让他带走，又给国民党的许多电影界的、文艺界的头头发信、发警告信，你要跑你跑、你不能把东西带走，你不能把我们许多人都带走，这个东西还起作用，我们还让他有所表示的，你如果带走、我们对你不客气。当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电影事业很快就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幕后英雄们的贡献。1965年，上海天马电影厂完成了一部广受欢迎的电影《舞台姐妹》，广大观众都知道其中竺春花的原型是大陆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片中的地下党员江波的原型正是刘厚生。周恩来同志把于伶同志、把自己也留下来，周恩来同志说，比如说像越剧，他说过去知道越剧、但是不知道越剧在上海有这么大的影响，那个时候话剧维持不下去了，越剧在上海就有二三十个剧团、大大小小的二三十个剧团。越剧本来是浙江绍兴宁波一带的地方曲艺，从最早同治年间的落地唱书、小歌班发展到绍兴文戏，解放前在上海的越剧以女子戏班为主要演出形式，当时袁雪芬的雪声剧团就是女子戏班中的代表团体，《舞台姐妹》中的女子戏班就是以雪声剧团为原型创作的，刘厚生当时就是以地下工作者的身份进入剧团的。黄维钧讲：“那个《舞台姐妹》里头有一个地下工作者接近这个剧团、帮助他们进行斗争，剧目建设、做人做戏，给他们一定的帮助支持，当时就有人告诉自己、这个形象就是以厚生的形象为原型写出来的，所以他这方面的贡献确实是很大的。”《舞台姐妹》中竺春花为了演出鲁迅的《祝福》、被当局指使流氓撒石灰，而当时袁雪芬的雪声剧团为了演出鲁迅的《祝福》、也受到了当局的迫害，袁雪芬是被当局指使流氓泼粪便，面对当局的卑鄙手段，刘厚生一直在幕后帮助袁雪芬不懈斗争。自己在袁雪芬雪声剧团做演出主任，也做导演，排了两个戏，演出主任帮她找导演来帮她排戏、帮她找剧本，时间不长、半年多就解放了，跟袁雪芬说起来、做这些工作，但并不像《舞台姐妹》那样直接做思想工作，那时候也没有这个条件。新中国成立以后，刘厚生继续从事戏剧工作，而这时虽然不必再隐蔽自己的身份，但仍然是幕后工作。一到上海解放之后呢、上海军管会的文艺处有一个专管戏曲的机构、叫剧艺室，让自己在那里工作了。解放后的上海戏剧界人心很不稳定，大家对党的政策不是很了解、很多人都想离开上海，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后来知名的艺术家，此时的刘厚生为了留住这些戏剧人才、肩负的工作更加繁重了，就连当时刚新婚不久的夫人也很难见到他。夫人傅惠珍言：“当时他是很忙很忙的，因为他要团结各个剧种的剧团的人物，那个时候很混乱、上海刚解放，有些人他不理解共产党，有很多剧团都要走，像徐玉兰、王文娟她们就准备好了去香港，那他就做工作。”如果不是刘厚生当时对徐玉兰和王文娟耐心的劝导，她们很难留在上海，我们也就不会看到她们后来脍炙人口的精彩作品了。在旧中国，戏曲行业被视为下九流，艺人的地位比较低，艺人、曲目到团体都有很多糟粕掺杂其中，所以关心人民文艺事业的政府就要对其进行改革，刘厚生当时的工作就是戏剧改进工作，后来业内人士把这段工作称为三改。就是人的改造，所谓人的改造、基本上就是政治启蒙，让大家了解什么社会发展史、共产党怎么回事等等这些，人的改造、戏的改进，许多落后的戏、劝大家不要演了，有许多舞台形象、比如说过去舞台上旦角踩跷、装个小脚，这个小脚是一种旧社会侮辱妇女的、在舞台上好像成为美化的东西，意思就主张取消，就改戏、还有改制，改制度、老板的制度，有的就国家办了，像袁雪芬的剧团成为国家的剧团了。

任何事物改革伴随的就是创新，戏曲也不例外。刘厚生在改革旧戏曲的同时，也对新戏曲的创作不遗余力。当时和他搭档的京剧大师周信芳也致力于新戏的创作，就在这时、一出影响改变他们人生命运的戏剧徐徐拉开了序幕。周扬同志到上海，他就传达了一个毛泽东主席的精神，就是要学习海瑞，学习海瑞那种不怕上、不惧上，敢直话直说，周扬就建议说是周信芳先生、你可以写一个海瑞的戏，周信芳当然很高兴。周扬见周信芳，是自己陪着周信芳去的，自己跟他一块去的，这大概是1959年4月，周信芳就组织了上海京剧院的许思言那个剧作家、写了《海瑞上书》，演出之后可以说是相当地轰动、相当地成功，这个是当时很受欢迎的。

《海瑞上书》的成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因为当时的政策希望大力宣传海瑞精神，所以北京演出的《海瑞罢官》和上海的《海瑞上书》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海瑞上书》的幕后仍有刘厚生的贡献，在当时的演出序言中、周信芳还特地提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