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四季星轩
斯大林期望苏联是个封闭的社会，一个不受外部世界影响，即资本主义国家不要来打扰的孤立社会。他期望在这种封闭的状态中建成他理论阐述上的那种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也就期望老百姓在封闭中生活，在与世界隔绝中只知苏联第一。因此，他的所谓时代挑战，实际上就是“我的逃战”，而他的直接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以及清党和大清洗，则都是这种追求封闭的决策。
卫国战争又一次迫使斯大林面对挑战和应战的选择。他本想尽力避免和希特勒打仗，可希特勒却向他宣了战。但，胜利可以使人聪明，也可以使人昏庸，而岁月可以增添人的才干，也可以使人智力衰减，走向高龄的斯大林在战后的和平年代，面临了胜利和岁月的双重考验。即使发展的机遇来到了苏联的国门槛，也一闪而过，国家丧失了柳暗花明，获得更为辉煌胜利的最佳机遇期。
左琴科是苏联著名幽默讽刺作家，他的作品风靡一时，各出版社竞相出版他的各种作品集，甚至许多作品还被翻译介绍到国外。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一部短篇小说《猴子奇遇记》，竟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和重视，然后遭到批判。《猴子奇遇记》的主角是从动物园跑出的一只长尾猴，通过它的奇遇，揭示了战时生活中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现象，对民族文化心理陋习作了暴露性勾画。
但，1946年8月9日，联共（布）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星》、《列宁格勒》两家杂志的问题。会上，斯大林竟然把左琴科和诗人阿赫马托娃等人的作品称为大粪。他对左琴科的评价是：“整个战争过去了，各族人民浴血奋战，而他连一行字也没有写。他尽写些鸡毛蒜皮的事，简直是胡说八道。”对于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记》，他更直接说：“这是最无聊的玩意儿，毫无意义，粗俗的市井笑话。真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杂志要在自己篇页上刊载这种不值一提的粗俗东西？”在这次会上，斯大林还抨击了两家杂志的崇洋媚外：“你们那里对外国作家阿谀奉承。苏联人对外国人阿谀奉承，有这个必要吗？”
8月14日，又专门作出《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集中批判了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决议说，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记》“是对苏联日常生活和苏联人的下流诋毁。左琴科以漫画的方式描绘苏联制度和苏联人，诽谤性地把苏联人描写成无知、落后、愚蠢并且具有庸俗的爱好和习俗的人们。左琴科对我们现实生活恶毒的流氓式的描写带有反苏性质。”决议强调了苏联第一，苏联文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学，其力量在于它除了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的利益。决议禁止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等人的作品进入杂志，有关党、政领导也受到了处分。
《星》和《列宁格勒》事件，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事件，目的就是想借文学领域中的现象来重申一项领导人的决策，即必须宣传苏联第一，必须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等进行歌颂，否则就是不爱国的、反苏的。而为了大力塑造苏联第一，还荒唐地决定设立“荣誉法庭”。1947年3月28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共同签署了《关于成立苏联各部和中央各主管部门中的荣誉法庭的决议》。荣誉法庭审查的，是不在刑事处罚之列的各部和各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工作人员和科学工作者的反爱国主义、反国家、反社会的行为和活动。决议还规定，荣誉法庭的判决是最终判决。1947年6月5日，苏联卫生部的荣誉法庭开庭审理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两位教授的案件，就连他们用英语发表研究成果也被指责成背叛了国家的利益。通过这类案件的审判，苏联进一步宣传和强化了“苏联第一”为核心内容的爱国主义。
其实，挑战和应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就是在种种应战和挑战中发展的。无论哪个民族、哪个国家，都总是不能孤立于大千世界之外的。苏联的历史证明，人没有了思想的自由，当然也就不会有言论的自由，而没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社会，也不可能真正有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