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微信公衆号：四季星軒
斯大林期望蘇聯是個封閉的社會，一個不受外部世界影響，即資本主義國家不要來打擾的孤立社會。他期望在這種封閉的狀态中建成他理論闡述上的那種社會主義國家，是以也就期望老百姓在封閉中生活，在與世界隔絕中隻知蘇聯第一。是以，他的所謂時代挑戰，實際上就是“我的逃戰”，而他的直接工業化和農業全盤集體化，以及清黨和大清洗，則都是這種追求封閉的決策。
衛國戰争又一次迫使斯大林面對挑戰和應戰的選擇。他本想盡力避免和希特勒打仗，可希特勒卻向他宣了戰。但，勝利可以使人聰明，也可以使人昏庸，而歲月可以增添人的才幹，也可以使人智力衰減，走向高齡的斯大林在戰後的和平年代，面臨了勝利和歲月的雙重考驗。即使發展的機遇來到了蘇聯的國門檻，也一閃而過，國家喪失了柳暗花明，獲得更為輝煌勝利的最佳機遇期。
左琴科是蘇聯著名幽默諷刺作家，他的作品風靡一時，各出版社競相出版他的各種作品集，甚至許多作品還被翻譯介紹到國外。然而，他萬萬沒有想到，一部短篇小說《猴子奇遇記》，竟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和重視，然後遭到批判。《猴子奇遇記》的主角是從動物園跑出的一隻長尾猴，通過它的奇遇，揭示了戰時生活中種種不盡如人意的現象，對民族文化心理陋習作了暴露性勾畫。
但，1946年8月9日，聯共（布）專門召開會議，讨論《星》、《列甯格勒》兩家雜志的問題。會上，斯大林竟然把左琴科和詩人阿赫馬托娃等人的作品稱為大糞。他對左琴科的評價是：“整個戰争過去了，各族人民浴血奮戰，而他連一行字也沒有寫。他盡寫些雞毛蒜皮的事，簡直是胡說八道。”對于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記》，他更直接說：“這是最無聊的玩意兒，毫無意義，粗俗的市井笑話。真是弄不明白，為什麼雜志要在自己篇頁上刊載這種不值一提的粗俗東西？”在這次會上，斯大林還抨擊了兩家雜志的崇洋媚外：“你們那裡對外國作家阿谀奉承。蘇聯人對外國人阿谀奉承，有這個必要嗎？”
8月14日，又專門作出《關于<星>和<列甯格勒>雜志的決議》，集中批判了左琴科和阿赫馬托娃。決議說，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記》“是對蘇聯日常生活和蘇聯人的下流诋毀。左琴科以漫畫的方式描繪蘇聯制度和蘇聯人，诽謗性地把蘇聯人描寫成無知、落後、愚蠢并且具有庸俗的愛好和習俗的人們。左琴科對我們現實生活惡毒的流氓式的描寫帶有反蘇性質。”決議強調了蘇聯第一，蘇聯文學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學，其力量在于它除了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之外沒有也不可能有其他的利益。決議禁止左琴科和阿赫馬托娃等人的作品進入雜志，有關黨、政上司也受到了處分。
《星》和《列甯格勒》事件，一開始就是一個政治事件，目的就是想借文學領域中的現象來重申一項上司人的決策，即必須宣傳蘇聯第一，必須對蘇聯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集體化等進行歌頌，否則就是不愛國的、反蘇的。而為了大力塑造蘇聯第一，還荒唐地決定設立“榮譽法庭”。1947年3月28日，斯大林和日丹諾夫共同簽署了《關于成立蘇聯各部和中央各主管部門中的榮譽法庭的決議》。榮譽法庭審查的，是不在刑事處罰之列的各部和各主管部門的上司人、從業人員和科學工作者的反愛國主義、反國家、反社會的行為和活動。決議還規定，榮譽法庭的判決是最終判決。1947年6月5日，蘇聯衛生部的榮譽法庭開庭審理克柳耶娃和羅斯金兩位教授的案件，就連他們用英語發表研究成果也被指責成背叛了國家的利益。通過這類案件的審判，蘇聯進一步宣傳和強化了“蘇聯第一”為核心内容的愛國主義。
其實，挑戰和應戰，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規律。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曆史，就是在種種應戰和挑戰中發展的。無論哪個民族、哪個國家，都總是不能孤立于大千世界之外的。蘇聯的曆史證明，人沒有了思想的自由，當然也就不會有言論的自由，而沒有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社會，也不可能真正有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