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关于一个常年遭受家暴的00后东北男孩，他被亲生父母用烧火钳烫了3年，还在坚持学习“妈妈”两字怎么写。
可林红桶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除了男孩，更可悲的是施暴的父母、围观不作为的看客。
记录故事前，林红桶说：“我想先解决具体的问题，再谈理想.”
截至她把故事讲述给我时，当地在她和民警们的努力下，已经不再有类似的虐待事件。而理想的部分，也许只有当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才能实现。
我任职的地方是一个东北不那么北的城市，即便如此，每年冬天还是会有很大的雪，一脚陷进去半个腿，动弹不得，像老天爷专为这里的人们设下的困局。
能活，但也不让你那么容易地活。
能在这里生存下来的物种都有一股强烈的“求生欲”。
我见过只剩半个身子还在进食的鱼，四肢被折断还渴望人类救治的小猫崽。还有这特产的傻狍子，这些被捕兽夹困住的小兽，为求生会扯断自己的腿，可是因为太想活，逃离时又容易被村民的灯火吸引。
——那当然是虚假的希望，小兽们最后往往会被棍棒打在身上直至死亡。
当然，这些物种里也包括了某些“人”。
2021年，我见过一个如同小兽般顽强生存的人，他的尸体出现在距离我们法医中心最远的辖区。
接到报警电话的那天，我开着车，从市区出发，经过二环三环，高速路下去后开了一个小时路程的国道，接着是更漫长的土路，车窗边闪过驴车和羊。
我无暇顾及，对着眼前的平原，往南再往南。
到了地方，推开车门，他的尸体和我以往见过的都不同。
不同于其它死者，我要钻研怎么死的，他的尸体从我看到的第一眼开始，我就在怀疑，他这些年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
当时报警的是一位医院的急救跟车医生。
我刚想让他拨给指挥中心，却被他的话吸引了：“我接了一个奇怪的活……”
我听对方说了一半就挂断电话要出发。新来的小学妹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站起来也跟着要走。
我把勘查箱递给她，同时提醒：到了现场别下车。
刚刚电话里医生说，病人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但家属却坚决不让他进行急救，还要他必须先开一张死亡证明才能离开。
医生催促我赶快过去看看，他身边却有个不耐烦的男声出现，自称是死者的父亲，语气里有着压抑的烦躁：“来啥来，不用来。死个傻子，没事。”
接着又传来哄笑声，另一个男生在开玩笑地喊：“怂了？”
我直觉上认为此事复杂，更担心医生安全，开着车就去了。
赶到时已经很晚了，我看到了闪烁的救护车灯和包裹住灯光的围观人群。他们发出吵嚷声，随着警车开过，他们才让出一条道路。
我打开车窗，议论声飘进来，他们说“至于吗”，也有“警察这么爱管闲事，也没管好打仗的。”
我下车后，在这群人脸上看到了这辈子都难忘的眼神：丝毫不掩饰地上下扫视我。
“这姑娘身材真好”，一个大爷凑过来，用我刚好能听清楚的声音说。
“让开”，我冷着一张脸，心里后悔自己没有考下持枪证，这次还只带了一个实习生。
人群中央的空地里放着一卷棉被。棉被像是不够长，侧边外露着一撮卷曲的头发。
这里面卷着一个人。
急救车的医生过来指给我一对老夫妇，说他们是“病人”的父母。也就是他们，打了急救电话却坚决不同意进行诊疗，只想要一张死亡证明。
“对对对，该拉拉该烧烧。”老伯叫老李头，头点得像鸡啄米那样说。场景有些好笑，可我笑不出来。
我走上前想掀开被子，一道黑影突然扑出来，落在不知生死的“人”身上。
我向后退了一步，黑影坐在地上搂着被卷抬了头，是死者的母亲。
她情绪激动地说说，她怕儿子冷，把家里最暖的被子裹在了儿子身上，意思不让我掀。
那天确实已经是深秋了，天气一下转冷，很快就要进入寒冬。但这个母亲做法也太诡异了。
“现在零下二度，你怕儿子冷，还把他放在院里？”我看了下表，“从报警到现在这都多久了？”
死者母亲哑口无言，但依然盯着我。我戴上手套，板起脸让她让开。
师父总说我装凶的样子还蛮吓人的，她也可能这样想，低着头嘴里不知念叨着什么，蹭着地面向后退了两步。我在几十个人的围观中掀开了被子。
被子的最里层也没有温度，棉花触手冰冷发硬。被子里躺着一个少年，看起来二十岁出头，脸色青白，身材很瘦，面部几乎凹陷下去。
我把手背贴在他的颈动脉处，感受到的也只有冰冷。
急救医生说，他来的时候就这样，人也没在被子里动过，“估计早就死了”。
死了人不叫警察叫急救，是故意隐瞒什么吗？
我蹲下身细看，发现死者的衣服在肘弯等关节处磨损破了洞，隐约可以看见身体上有大片的淤青，还有数条焦黑的伤痕。
这些伤，是哪来的？
死者的母亲还趴在地上哭着，很难过的样子。
死者身上的伤痕呈长条状，我没见过这样的伤口，正想着它可能的形成原因，死者母亲止住抽泣开了口。
她自我介绍叫吴丽丽，用力皱起眉毛，眼皮拧成了三角形，做出努力回忆的表情，嘴上却流畅得像背台词。
她说今天下午，儿子在家里干完活说累，回床上躺着突然喊疼。“秋天活多，地里忙”，等家人过去看的时候，儿子已经捂着胸口蜷缩着不动了。
心源性猝死？倒也合理，可她没解释死者身上长短不一的焦黑伤口。
我引导她继续说下去，吴丽丽又重复了一遍“捂着胸口不动了”，眼珠一转，冲过去抓着丈夫的衣服哭喊，说儿子可怜，说自己命苦。
围观的人群也随之发出阵阵骚动，好像演出开始前抢座位，都开始往前凑。人群的包围圈逐渐缩小，几乎把我挤出去了。
我让她哭得有些烦躁，揉了揉太阳穴，就在低头瞬间，吴丽丽的哭声暂停了下。
我发现夫妇俩都在偷偷看我。
和我对视后，他们的哭声好像更大了。这个身材臃肿的女人一屁股坐在地上，胡乱蹬着腿踢开了周围的小石子。
在她的哭喊中，我隐约听清“傻子，无后，彩礼钱”这些词，毫无逻辑，也只是让我知道了这男孩可能智商方面有问题。
我无心陪他们演下去，转身打开相机，走进死者家的院子。
如果这是一起命案，这院子很可能就是案发现场。事急从权，我只能自己迅速记录一些信息，也许还能找到那些伤口的来源。
他们的家是一个农村常见的开间平房，进门是炉灶和厨房，两边是主次卧室。
不同于院子和厨房里的寒酸布置，老两口的卧室用着白炽灯，照得房间温暖明亮，地上还是木地板，上面用油漆画了花鸟图案。
炕上没有被子，吴丽丽跟进来，带着还没整理好的哭腔说，被子给儿子包在身上了，“怕他冷。”
另一间虚掩的卧室也是同样的布置，可老两口不让我进去多看。“是大儿子儿媳妇的屋，出去打工了。”
我从门缝里看到，墙上挂着婚纱照，新郎和死者的眉眼类似，只是看着高大健壮了不少。
我单看拍摄背景也能看出这套照片并不便宜。
一间卧室是老两口的，一间是外地的大儿子的，那么这个小儿子住在哪呢？
面对这个问题，老太太的脸似乎黑了一下。她指了指厨房：“里面”。
厨房没有门，我掀开厚重的棉帘子，一股异味扑面而来。地面上流淌着泛酸味的“水”。
我后退了几步，从门口墙上摸到灯泡的开关线，拉开，亮了，但眼前的景象和刚刚两个房间天差地别。
靠近门的几口大缸里腌制着酸菜，上面压着石块，水里泛着白沫。味道应该就是从这里来的。
其他能下脚的地方也塞满了白菜。而大缸背后的墙角里，我看到了一张铁床。
上面只简单铺着垫子，被子杂乱地堆着。它们也和死者身上衣物一样，是长期未洗形成的泛光亮的浅棕色。
这里更像是一个储藏室。那孩子活着的日子里，就被“藏”在这里。
我回头看向跟在我身后的老夫妇。女人体态丰满，目测有将近二百斤，头发也烫成了常见的小卷，身上穿着流行的皮毛马甲，看起来价格并不便宜。
那两间明亮的卧室，和眼前这个昏暗的“储藏室”，在我脑海里交替闪现——
就在最开始，我差点以为死者身上的伤痕是一个傻子不知轻重的意外，认为这真是慈爱和谐的家庭。
我走近铁床，发现“床头”的位置竟然堆着几本书。
在这个昏沉沉脏兮兮的房间里，竟然堆着一摞书。灯光太暗了，我凑过去也没看清是什么书。
墙上好像还有些划痕，有黑色，也有褐色，还有些用指甲划出来的痕迹。
出于职业习惯，我怀疑是曾经住在这里的人留下的一些信号。我用相机拉近，仔细拍了几张照片，顺口问起跟在身边的吴丽丽：“他叫什么名字，年龄多大了？”
她像是没想到我会突然发问，下意识“哎”了一声。
门口有人应和着：“对对对”，还有人纠正：“叫老李家傻子，对吧老李头！“
已经是后半夜了，那群村民竟然还在乐此不疲地哄笑着：“哪里傻呀！还有女朋友，还去读书呢！”
我看着老两口的脸色由白转青，又因为生气涨得通红。
吴丽丽似乎觉得很难堪，想赶紧把我打发走，终于开始和我讲这个二十岁出头的“傻儿子”。
我也终于意识到，刚才她下意识的那句“哎”，就是死者的名字。
他曾经有个大仙算出来的好名字。大仙说他会是个男孩，乐坏了刚怀孕的吴丽丽，结果她一高兴吃得太胖，生育时难产了。村里没有送医院的概念，孩子生下来就是傻子。
傻子不配用大仙算出来的好名字，更不配拥有父母的宠爱。村里人叫他“老李家傻子”，吴丽丽夫妇则叫他“哎”。好像他侮辱了“老李家”三个字。
这孩子不但不能读书赚钱，甚至不能繁衍后代。
家里给他找了个傻媳妇，他直到媳妇跑丢了，也没生下孩子。吴丽丽的语气里是对彩礼的心疼和对死者没能留后的嫌弃。
因为他发傻的时候大小便会随地解决，所以吴丽丽不让他在屋里地上睡了，给他赶到了这个屋。
“屋里……地上？”我忍不住回了一句：“你对你亲儿子也太狠了吧。”
老太太轻飘飘丢出一句：“狗吃了饭都看家。”我张了张嘴，接不上话。
确实，他们家的狗都长得很壮实，还有红砖搭建的精致小窝，而这个“丢人”的二儿子，则被藏在厨房里。
她不报案根本不是为了掩饰什么，只是不想被外人看笑话。
吴丽丽仍然没有解释死者身上的伤口。我在屋里四处看着，脑子里都是死者身上长短不一的烧伤。
线形损伤，高温，这样的损伤很少见，凶器需要同时具备烧伤和抽打的能力，我想到了影视剧里的烙铁。
在这个想法下我看向门口的炉灶，煤堆里插着一根细长的铁棍，上面粘着黑色的煤灰。
我把它抽出来的同时，注意到死者父亲本来叉在腰上的手又重新绞在一起，拧成了拳头。
这种棍子在东北有自己的名字：“铁扦子”，它们的一端做了把手，另一端被打磨锋利，细长的尖端用来扎碎煤块，增加炉灶的使用效率。
冬天的时候，小孩子们会用它当“桨”，在河面上划冰车。我甚至会冰车漂移。
可我怎么也想不到，十几年后，给无数北方小朋友们带来快乐的铁扦子，会成为疑似的杀人工具。致命方式不是穿刺，而是一次次带着高温的抽打。
如果这是一桩虐待案，这很可能就是凶器。我用物证袋把铁扦子装进去，派出所的同事也正好赶来。
我把尸检中心地址和电话给了老两口，留下了他们的信息。交代同事看好他们，搭了急救车回单位。
天蒙蒙亮了，大师父已经在尸检中心的院子里等我。
他盯着我下车，按灭了手里的烟头。第一句话是“厉害了，自己出现场了”。
我没来得及跟他解释今天事出紧急，而是忙着把“哎”放上解剖台。
他看起来只有一米六左右，可矛盾的是，他的臂展又将近170，脚有40码。
再看细节，他面部瘦得脱像，身体根根肋骨分明，四肢的大关节也极其突出，像是被什么东西挤压过一样。
在我们师徒二人的“野生法医知识”里，这些表现是他“被压制的身高”与“现实条件”的抗争——如果能有良好的营养与运动，他可以长到更高，也更壮实。
解剖前的准备措施，在我和大师父的无声中进行着，只是这个瞬间，我俩心里都默认了一个事实，这男孩在生前一定没有被家人好好对待。
我总觉得，法医用解剖刀和尸体“对话”，是一种特别平等的行为。因为人在死亡面前不分高低贵贱，上了解剖台也只会有一个被衡量标准——他的身体能否提供线索。
也就是说，这男孩只会被我们法医当成一个普通人体去看待，去逆推他到底遭遇了什么。
无论他是天才还是傻子。
借着雪亮的灯光，我一点点打量男孩身上那些矛盾的地方。
第一，他瘦得像一副骨架，却有个隆起的肚子。凸出的部位看起来在他的上腹部。
这种情况常见于肝病晚期，可他的眼结膜没有黄疸，“胃型”的形态也不像是腹水。
第二，他住在那样的地方，又有智力障碍，但头发和衣服里竟然没有寄生虫。这是一个很干净的孩子。
第三，就是那些伤疤。
在强光下的解剖台上，他的衣服也被照得半透明，身上的损伤看得清清楚楚。衣服上有一道道线形的撕裂，边缘有着灼烧过的痕迹，对应在皮肤上就是一条条黑褐色的烧伤。
我看不清黑褐色是烙上去的煤灰还是烧焦的皮肤，用镊子小心地取了样放进物证袋里。
有些新鲜伤口里仍然带着血色，这些血痕前半段宽度一致，后半段顺着相同方向拖拽着小尾巴。
我拿出带回的铁扦子进行尺寸的比对。很明显，这些伤口就是用这玩意抽打形成。
这些凸起的烫伤疤痕的形成时间不同，最早的一条伤疤焦黑的色沉已经淡去，只留有白色的增生，它的形成时间已久到不可计算。死者身上还有许多淤青，充血期和消散期的都有。
长期、多次用烧红的铁扦子抽、用拳头打，能这么虐待他的没有别人，肯定是他的父母。
奇怪的是，这些烫伤没有一个有感染化脓的迹象，甚至有些比较早的伤已经接近愈合，形成凸出体表的条状伤疤。
我问大师父他的伤口为什么没有感染，是由于高温烧烫吗？
师父拉我过去，摘了我的口罩，让我仔细观察死者的身体和衣物。我凑近死者，隐约能闻到些酒味，味道不重却很均匀，再一观察，会发现那种味道来自衣服上几个烧开的破洞。
这男孩像是在身上涂抹过酒精，还不止一次。
那些愈合的伤疤，增生程度也有着细微的差异——酒精也会刺激下皮肤组织的变性。
“他用酒精浇在身上，给伤口消毒！”
被酒精消毒过的伤口很难再次感染，他曾将高度白酒倒在了伤口上，承受疼痛的同时防止感染引发更麻烦的情况。
大师父默许了我的想法。后来他告诉我，那个味道应该是农村常见的散装白酒。
如果根据现场来看，这白酒和殴打他的铁扦子，离他的床不会超过两米。显然他知道自己会挨揍，但也明白如何自救。
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个傻子能办到的事儿。我带着这份疑惑装好了手术刀。
尸检逐渐深入，我对男孩的好奇与同情也越来越深。
男孩没有颅内积血，这意味着，他不仅会用酒精消毒，还会在被殴打前知道双手要抱头来保护自己——伤痕多出现在四肢上。
我发现，正因为他的这些积极措施，才让体表的烧伤没有受到感染，关键部位也未被致命打击。他用疼痛换取了活命的机会。
这么一个顽强求生的孩子，到底死于了什么？
打开他的胸腔之后，我的心沉了下去。
他出现问题的地方在心脏。
我打开胸腔后便觉得男孩的心脏偏大，剪开后心内膜也有增厚的表现，而心室内的小颗粒――血栓斑块也确诊了这一结论。
他的死因是心率紊乱，可能还有脱落血栓造成的急死，也就是俗称的心脏病猝死。
很难定性他是被父母暴力殴打致死的，我想着叹了口气。
不仅如此，可能还得提醒下外面的老两口，岁数大了小心心脏病。我内心突然升起一种巨大的荒谬感。
我暗笑自己的愚蠢，正打算拍照收工，发现忘记了解剖前死者膨胀的胃袋。
我拿过量桶和长柄勺子，刚剪开一条口子，黄白色的黏稠物向外涌出流的满腹腔都是，溅在了我的鞋面上。
我一勺勺舀上来，计数，称重。这些食物还没怎么消化，隐约能分辨是块状的面食。
男孩的胃里有将近两千毫升的食糜。约等于一口气灌下三瓶啤酒。吃播这么干都是有难度的，以他瘦小的身材我难以想象是怎么做到的。
师父告诉我，大概是因为这样的人怕吃了上顿没下顿，所以每一顿都会这样拼命，见到食物，就塞进肠胃里再再说。
我也更能确定他的死因了。过度饱腹，气温骤降，精神激动随便一条就可以促发心脏病猝死。
可我看到他身上的伤疤，又觉得这不是想要的结果。殴打和男孩的死因并无直接关联，并且他的父母年纪大了，刑诉的话大概率是不会成的。
这事好像只能这么定性了，一个男孩的意外猝死。
我走出解剖室外面已经天亮了，买了早餐，咬着包子打开相机放大看昨晚的现场。我调整参数后的照片里清晰显示出床头的书名和字迹。
令人惊讶的是，男孩那些凌乱的笔迹并不是遗书，也不是对生活的怒火与控告。
它们是最最基础的学习材料――汉语拼音。与墙上歪歪扭扭的汉字：“语文，数学，天空，朋友，妈妈。”
他床头的书是与这对应的小学教材。
不知为什么,我紧绷的神经在看到这些时放松了不少，但也同时更加好奇。
一个居住在储藏间，被烧红铁棍抽打的智力残障者，他的身上干干净净没有寄生虫。他懂得用酒消毒，懂得尽可能的吃饱饭。
放在枕边陪自己入睡的是书。
村民口中的傻子，智商大概和一个小学生相当，用尽全力勉强活着，偶尔读书写字。他像一只误入人类社会的单纯小兽，踩中了捕兽夹，但还是在棍棒下艰难地向前挪动。
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在支持着他。
师父也进来了办公室，打开尸检报告做补充分析。
我们复原了男孩更多遭遇，比如他身上充血期和消散期的淤青共存，与烫伤一样。他还挨过不止一次拳打。
师父接过相机放大照片一点点查看，他指给我照片里没有拍清晰的部分。男孩的床下有一片模糊的区域，在闪光灯下反射着白光。那可能是遗漏的线索。
“复勘”，师父和我说，这次他要一起去。
我们又去到了那个村子，师父坐在车上，把执法记录仪交给我。
我来到了男孩家。仅仅时隔一天，迎面走来的他父亲却好像认不出我。
李老头盯着我看了半天，之后猛的拍了下自己光亮的秃头，丢下手里的铁锹。
“屋里太乱了，咱出去说，出去说。”他不让我进去，反而叫上老伴，也就是死者的母亲吴丽丽，要带着我去村长家里。
这个村子不大，五六十户，二百多人，却像是个“自治”的王国，最近的派出所离这里开车要走几小时的土路，警力根本不够用。上午报警的打架，警察要下午才能到。
所以这里的最高权威也逐渐演化成了年龄最大的“老祖宗”和“大仙”。
去找村长的路上，我见到了和傻子类似的一群人，他们和老李家的“哎”有着类似的命运。
浑身脏兮兮，站在垃圾山旁的拾荒者紧握叉子，蹲在路边咬着手指，鼻涕淌在领口的小孩长着一张基因缺陷的脸。
他们平时都像是隐形了，活动范围都被限制在村里的垃圾堆成的小山附近。
可能他们唯一被大家想起来的时候，也就是聊到村里有个傻子的话题时，人们会想道：哦，我老家好像也有这么一个傻子。
也就是在这一群“傻子”里，有一个人突然对我打了招呼，那是一声清脆的：“姐！”
我回过头看到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女人。她身上套了各种颜色的冬衣，腰间还系着两件，但行为还算正常。
她偏头招着手示意我过去。睁着眼睛又大声说了一句“姐你长得真好看！”然后笑着跑开了，我有点懵。
正好村长迎出来，他指着这个女人告诉我，“傻子！”
他又告诉我这个女傻子曾经是个高材生。“上了高中呢。”
据他说，这个女人和男孩不一样，她并非天生的，而是临近升学因为没钱继续读书，被家里关起来被迫退学，又不想嫁人。在父亲一个个巴掌里成了疯子。
“疯了嫁人时卖不上价钱，就被家人打的更厉害，然后疯的更加厉害。”
她比男孩幸运的是，没完全变疯，思维停留在了十五六岁。相当于男孩上小学的智商，她的思维和高中生是差不多的，该懂的都懂，长得不错嘴也甜，就是不能出去工作。
今年她爸妈出去打工了，这女人的处境就变了。
“不缺吃穿，就是可怜了。”村长说。他避开我领口的执法记录仪，用两只手圈起来比了个“插入”的手势。
一旁的李老头搔着秃头，眯着眼睛嘿嘿笑起来。被老婆吴丽丽狠推了一下，差点摔进水沟里。
我们进了屋，村长谈起死去的男孩，态度像是对待一个坏掉的物件。
“太多了，管不过来。”他告诉我光是这个二百多人的小地方，不被约束在家的就有六七个傻子。警察和医生离得远，能保证傻子们不伤害其他人就已经很困难，至于帮助他们从来没人想过。
他的第二句总结是“不出去打工的年轻人最好热闹，也管不了。”
我正思考这句好热闹的含义，脑子里就跳出昨夜围观者的尖锐笑声和他们灯光下亮闪闪的眼睛。
他们像是游荡的食肉动物，随意集群又互相伤害，同伴受伤后得不到帮助，反而被咬死作为食物。
曾经我在法医们的聚会上问出一个问题，那些在菜市口争抢位置围观斩首的老百姓，他们到底在看什么。
另一个女法医停下“吹酒瓶”的动作，她眯着眼睛告诉我“只是图刺激而已”。
大家追求的刺激不同，有人追求成就和完美，就有人喜欢最强烈的感官冲击。而这个村子的闲人们，他们的生活也像是为了找刺激，被欺凌者所受的伤害是他们取乐的工具。
村长起身拍了拍发出噪音的电风扇，自言自语：“人啊其实就是个物件，坏了就收拾一顿，重了修一修，实在修不好那也没办法。”
我刚想反驳他，说活生生的人哪里是物件。却眼看着老李家的两口子点头赞同，生生咽下了到嘴边的话。
村长送我们出去，他家院子里的小黑板上写着今晚的电影。
“那个‘哎’，爱看马大帅。”他说出这么一句。
老李家傻子认识赵本山和范伟，村长说，看到他们出场时傻子会嘿嘿地笑。
我对这部电视剧略微有些了解。披着喜剧外衣的乡村悲剧，“傻子”到底在笑什么，他又看懂了多少？
我没忘了身上的任务，又来到男孩居住的小厨房详细的检查。
床上的书确实是带拼音的教材，墙上的字迹也是照片中所见。
照片中床下反光的是一个夜壶，它刷洗的很干净。我想起昨天吴丽丽所说“排泄在床上，把他赶出卧室”，更像是个拙劣的借口。
床下还有一个装饲料常用的编织袋。我费力地把它拖出来，里面是半袋干裂的馒头。我拿出一个馒头细看，开裂的面饼深处有着几点绿色的霉斑，看上去放了很久。
“一老邻居给他的馒头，当个宝贝一样藏起来”，吴丽丽眉毛皱在一起，她撇着嘴不看向这个袋子，解释的语气里带着嫌恶。“光吃馒头还不够，偷家里咸菜吃。”
我想起男孩胃里溢出的面糊，承认师父的推测很有道理。
“老邻居呢？”
“她早就死喽。”我听不出她这话里的含义。
“你儿子就吃这个？”
“那不然呢？”她理所当然的反问让我没了话接。“吃饭吃不饱，家里又没有多余的钱做饭，不让吃又不听，打了也没用”。
“你们这是虐待，你们把人打死了！”我的语气里有了些压不住的怒气。
她撑着木制的门框堵在狭窄的门口，另一只手叉腰死死盯着我说：“我儿子用不着你们管，就是这么打到大的。”
看着这个足有我两个宽的吴丽丽，她的样子很激动。剧烈起伏的胸口带着头上的卷发也微微颤抖。
我有点想笑，就没再说话拿起死者的物品出了门。
我想再去村长那里坐一会。
路上我又遇到了那个叫我姐的女人，她脸上有着皱纹，皱纹里是脏污。怎么看，都很难联想到她刚刚还对我露出了天真的笑容。可她的眼睛依然亮闪闪的。
据村长说，她和男孩的妈妈一样，也叫丽丽，忘了姓许还是徐，我当时听不清。
她伸出手在自己的衣服上拧了两把擦净，然后拉拉我的衣角：“姐，李老二死了。”
老李家的傻子和她是朋友，李老二的名字是她起的，因为他在家里排第二。
她经常去村里的小学偷偷听课，有时也带着李老二一起去。最开始两人踩着教室外的墙砖扶着栅栏偷听，发现没人管就钻进教室，坐在最后一排的门槛上听老师讲课。
她说老师讲的自己都会，还给李老二讲。
“我教他识字了姐！”她带着炫耀的口气和我说。浓密睫毛下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的。
在她的眼睛里我好像看到了星星。
她说开始李老二很抗拒学自己不懂的东西，她就给李老二看自己从垃圾堆中捡来的各种小玩具，她说有画画本，有上油漆的娃娃。
她边说边把自己的宝贝掏出来，那是几块很好看的布料。
其实我能看出来，这就是从垃圾山上捡的，她给李老二展示的画本和娃娃，就是海报和塑料手办。而她留给自己的布料，只是淘宝便宜礼服上常见的丝缎折花蝴蝶结。
我觉得比她的行为更像是聪明的诱导。一个高中智商的女人，知道怎么哄一个初中智商的男孩要听话，让对方始终保持着对外界的兴趣，看电影，看印在广告牌上的汽车和高楼。
她说李老二看了这些就愿意去上学了。她还说上了学，李老二就会看到外边的喜欢的东西。
我脑海里又一次回想起，那个在自家小厨房里挨打，用酒精淋在身上的男孩又拿起书的场景。
但丽丽说到这，突然她的表情又变得紧张。她说，出来玩，不能被“他们”发现。“他们”总是追着打她和李老二。只要发现他俩，就会吹口哨叫来同伴，拳打脚踢、丢石头，用烟头烫他们。
她双手环抱自己，表示挨打很疼。
他们像两只无家可归的小兽，在村里逃窜。
一起挨打的时候，她发现没人教过李老二怎么保护自己，所以她告诉李老二，流血的伤口要浇上酒，有人打你要用手护住头。
我没有告诉她，正是从李老二挨打时变得越来越沉默后，老李头夫妇的暴力开始不断升级，从巴掌成了拳头，再到扫把，再到铁钎子。
即使他不哭不叫，铁钎子接触皮肉，就能发出“滋”的声音。
我问女人，那李老二的书也是你给的吗？
女人说不是，那是李老二自己帮人种地，又给了馒头，跟学校里的“同学”换的。他会把那些书跟她分享。
她没说那些“同学”们打他们，我猜想那些小孩对他们还不错，毕竟可以容忍他们“蹭课”。
我好像看到了那个画面：两个脏兮兮的“傻子”坐在村小的门槛上，挨得紧紧的，跟着黑板上的字，一句一句地念。尽管他们俩大概都不知道自己读的是什么。
在挨打的间隙、在被性侵的间隙、在像狗一样做体力活的间隙，这两个被抛弃的“孩子”，彼此依偎着，活了短暂的一个下午。
我回到车里，师父正等着我。
我告诉他我都看到了什么，也理解了他定的规矩里，不让独自一人出现场的原因，有些意外是我们无法掌控的。
我们再次聊起这个尸检的结果，尸体确实受过伤害，但直接死因与虐待无关。
我想要李老二父母为自己暴力行为付出代价，确实很难实现。
回去之后，我先做了一件事，整理了不穿的棉衣，又去了一趟找到那个女傻子。
她接过衣服笑的眼睛弯弯的，和我说了好多声：“谢谢姐姐。”
那天之后我经常会想起这段经历，想起这个女人清澈的眼睛，想起李老二的尸体，他床头的书与字迹，胃里满溢出的馒头碎块。
想到一个活生生的人，捡起刚刚打过自己的铁扦子起炉灶，之后再躲起来默默读书。
我在警队里有两个师父，一个是陪我办这案子的大师父，另一位是交警队的二师父。
二师父来找我时，我把这件事说给他听。他沉默了好一会，招招手把窗台上等食物的小猫放进来，接着他和我说：“妹子，小猫小狗生病了，兽医都说，能吃就能活。”
小猫咪踩在我们的桌子上吃火腿肠。喵了一声可能是表示赞同。
“你总问我，活着在给谁看，有什么意义？”
“活下去是一种本能，不需要答案。在他们深不见光的日子里，只要有一点点希望，就只求生这个结果，无所谓过程的痛苦，唯结果论。”
我不知道二师父是在说猫，还是说李老二，还只是单纯对着自己言语。
他又告诉我，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时机灵一点，起码别再自己半夜冲动出去了。
说完，二师父站起来潇洒地披上大衣，还拿走了桌上剩的火腿肠摸了摸小猫，被狠咬了一口。我看着这一幕，后来想着的是，连小猫为了活下去，都会夺这一口食，而李老二呢？
他为活下去只挨打不还手。他比小猫乖，他过得却连小猫都不如。
最终李老二的尸检报告摆在我的桌子上。
姓名那一栏是一条填补空白的斜杠，边上写着他父亲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果然，法制科的结论是证据不足不予立案，李老二被定为猝死。
我又想到他蜷缩起来的身体。或许在他简单的世界观里，唯一的朋友告诉他感受到疼痛时弯腰抱成一团，之后再小心翼翼起身总没错。但这次的疼痛来自身体内部，也带走了他的生命。
这件事好像就这么结束了，但我不想让它就这样结束。我不会忘记，那个村庄还困着太多“小兽。”
我走向了法制科。
那天我第一次学了师父的样子，拍了法制大佬的桌子。桌子对面的同事惊讶于我的激动，她看了案卷靠在椅背上，她问我至于吗？
我给她看那两天我拍下的所有照片，整洁的卧室和脏乱的厨房，墙上的字迹，小学生的课本与教室的墙砖。和那个女人晶亮的眼睛。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猝死或是家暴，而是旁观者冷漠与纵容的放大的必然结果。
我俩大吵一架换来的结果是，村里仅有的小学配上了警务站，两个民警轮班守在那里。那一片区的村子从有人报案才会出警，变成了街上随机会开来一辆巡逻车。
执法记录仪上传的视频里，驻村民警上门给了李老二父母一次警告。
他们比起之前面对我的样子要乖顺得多了。
村里刷上了反对暴力的警告标语，拾荒的老人和叫我姐姐的女人进了收容站，起码他们能度过一个安稳的冬天。李老二的生命无法挽回，但至少他曾经唯一的朋友不再被伤害。
“先制止错误才能谈理想”，我这样想着。直到今天，我再没收到过那片区关于虐待的警情。
时隔两年，我记录下这件事时又打开了电脑，搜索“马大帅”。
我想着和李老二一样看完这一整集的电视剧。
从“哇塞”开始的片头曲，充满着对外界新生活的惊奇与探索欲。我好像看到了李老二和他的好朋友悄悄坐下的样子。
而片尾曲更像是他真实的生活状态，歌手在唱：“人生如同闯关，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
他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李老二啊，我知道你可能没那么聪明，但我还是想问你，你是看个热闹，还是从屏幕里会看到你自己？
读完这个故事，我想起了朋友跟我说的一个人。
那是她高中的同学，那个男孩很怪，总是在上课铃响时，站在他们教室门口反复上下台阶，就是不进教室。
学校里传言，他其实是他们的学长，在三次高考失利后，人就有点傻了。
但他不肯离开学校，听到同学们的读书声，会露出由衷的微笑。就像我们听闻的李老二。
听过那个传言后，她总是不自觉地盯着那个男孩看。她说，她在想自己会不会有一天成为他。
这样想之后，同学们嘲笑男孩的时候，她上前阻止了。
我很喜欢她那个故事，就像今天喜欢红桶的这个故事。社会的建立，不是开始于一声巨响，而是开始于有一个人，感受到了另一个人的痛苦。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小旋风 卡西尼
插图：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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