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绣文的名字一度在电影和戏剧界如雷贯耳，她那些传奇的表演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然而，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中，昔日的光环已无法为她带来丝毫慰藉。医院的长廊里，有人低声嘲讽：“那个臭明星，还不是一样病得要死，摆什么架子。”
这些话语如同冰冷的刀刃，刺痛着舒绣文虚弱的心。但她的思绪很快被一件更为严肃的事情所吸引——她的遗书。
舒绣文的舞台生涯
舒绣文的舞台生涯开始于集美歌舞剧社，一个以培养多才多艺的舞台艺术家著称的地方。在那里，她初次接触到了戏剧的魅力，并开始逐步学习舞蹈、歌唱和表演。集美歌舞剧社为她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也让她与其他年轻艺术家一同成长，磨炼技艺。
随后，舒绣文的才华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使她有机会加入更具规模和影响力的五月花剧社。在五月花剧社，她参与了多部著名戏剧的制作，每一部作品都使她的演技更加成熟。五月花剧社的剧目多样，从古典到现代，从悲剧到喜剧，无所不包，这为舒绣文提供了一个展示其多方面才能的绝佳舞台。
进一步地，她又加入了春秋剧社，这是一个以推动戏剧现代化而闻名的团体。春秋剧社的每一部戏剧都富有创新，常常融入社会主题和现代元素，这些都极大地挑战和提升了舒绣文的表演深度。在这里，她不仅扮演了多个经典角色，也开始尝试导演和编剧工作，增加了她艺术生涯的多样性。
在这三个不同的艺术环境中，舒绣文的才华得到了全方位的发展。她不仅能够驾驭复杂的角色，将角色的心理和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也能通过她的表演影响和启发观众。随着时间的推移，舒绣文逐渐成为了戏剧和电影界不可多得的艺术家，她的名字也常常与卓越的表演艺术联系在一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舒绣文在政协礼堂的一次演出中，表现出了她的艺术成就的顶峰。那天，她选中了鲁迅先生的散文《一件小事》进行朗诵。这篇作品讲述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通过作者独特的视角，展现了深刻的社会意义和人性的复杂。
当舒绣文站在舞台上，她的声音清晰而富有感染力，每一个字都仿佛重重地敲打在在场观众的心上。她的表演不仅仅是朗诵，更是一场深情的演绎，使得原本平静的文字生动起来，充满了情感的力量。她对每个词汇的把握、停顿的掌握以及情绪的转换都展现了她非凡的表演技巧。
场下的观众，包括众多政府官员和文艺工作者，都被她的表演深深吸引。其中，时任总理的周恩来先生也在场。
电影事业与技能的磨练
舒绣文的电影生涯中最为人称道的一个阶段是她在1950年拍摄《女司机》的经历。这部电影要求舒绣文扮演一名火车司机，一个在当时中国电影中极为罕见的女性角色。为了能更真实地塑造这一角色，舒绣文决定亲自学习开火车。
在接到角色后不久，舒绣文便开始了她的火车驾驶训练。她的训练场地是北京附近的一个铁路局，那里有专门为火车司机准备的实操训练设施。每天，舒绣文都会穿上标准的火车司机制服，戴上工作帽，她的训练从理论学习开始，逐步过渡到实际操控火车。
在训练过程中，舒绣文不仅要学习火车的基本操作，还需要了解火车的机械结构和维护知识。她与真正的火车司机一同上岗，跟随经验丰富的教练学习如何处理火车行驶中可能遇到的各种紧急情况。她的努力和对细节的关注使她能够迅速掌握必要的技能，并在训练结束时通过了专业鉴定。
这种极端的职业训练对于一个电影演员来说是非常罕见的，但舒绣文的这一决定极大地增强了她在《女司机》中的表演真实性。当影片拍摄开始时，她已经能够自如地操控火车，并在镜头前自信地展现出一名火车司机的专业风采。这不仅令导演和剧组人员印象深刻，也让观众感到震撼。
舒绣文的这种职业敬业精神也在影片上映后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她在影片中的表现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精准，更通过她的演技展示了该角色独特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层次。《女司机》的成功，使得舒绣文在电影界的地位更加稳固，她因此被誉为“硬核演员”，这一称号象征着她在演技和角色准备上的严谨态度。
在《女司机》之后，舒绣文继续在电影界活跃，参与了多部不同风格的电影项目。无论是历史剧、现代戲还是文艺片，她总能准确把握角色的核心，将人物的性格和故事背景融为一体，展现出深刻的人文关怀。她对每一个角色的深入理解和表现，都显示出她不仅仅满足于表面的表演，更追求角色的精神层次和情感深度。
爱情生活的曲折
舒绣文与吴邵苇的爱情故事始于一次偶然的邂逅，在一个戏剧交流会上两人首次见面。吴邵苇作为一个热爱话剧表演的富商之子，对舞台艺术充满热情，这让他对舒绣文的才华和魅力感到钦佩。两人的共同兴趣和对艺术的热爱迅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他们的恋情进展得非常快，不久便决定步入婚姻的殿堂。婚礼在北京一家著名的酒店举行，场面盛大而典雅，众多来自文艺界和商界的重要人士出席了婚礼，媒体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报道。两人在婚礼上的幸福模样成为了那个时期被广泛讨论的话题。
婚后，舒绣文和吴邵苇的生活充满了甜蜜与和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舒绣文被诊断出由于健康原因无法生育，这对夫妻俩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面对这样的现实，两人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通过领养来完成他们的家庭。他们领养了一个名叫舒兆元的孩子，将全部的爱和关怀都倾注于这个小生命上。
领养孩子后，舒绣文和吴邵苇的生活似乎找到了新的方向和希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在对生活的期待和个人事业的发展上开始出现了分歧。舒绣文作为一名演员，频繁的拍摄和表演安排让她常常不得不远离家庭，而吴邵苇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业务上。
这些因素逐渐使他们的感情出现了裂痕。尽管他们都试图寻找解决的办法，希望能够重新找回初恋时的感觉，但最终还是无法克服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和挑战。长时间的分歧和缺乏共同时间最终导致两人决定离婚，结束了这段曾经被无数人羡慕的婚姻。
艰难岁月与健康挑战
1965年，舒绣文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她的心脏病发作使得她被紧急送往医院。这次心脏病发作非常严重，要求立即进行手术。在北京的一家大医院，医生们迅速对她进行了手术治疗。手术是在极其紧急的情况下进行的，医生们利用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设备，经过数小时的努力，最终成功地使她脱离了生命危险。
手术后的舒绣文虽然暂时安全，但她的身体状况仍然非常虚弱。她需要长时间的休息和恢复，然而，恰逢国内的政治动荡，社会环境的紧张加重了她的身心负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社会秩序受到极大的冲击，连医院这样的场所也未能幸免于政治运动的影响。
在这种困境中，舒绣文不得不与她的养子舒兆元一同参与到劳动中。尽管她的健康状况远未恢复，她还是被安排在医院附近的一个农场参与劳动，以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这项劳动对于一个刚刚接受心脏手术的病人来说是极其艰难和危险的。舒绣文和其他被动员起来的人们一起，在农场里进行种植、除草等体力活动，这些活动显然超出了她当时的身体承受能力。
医院里的待遇也同样艰苦。舒绣文的名气和过去在舞台及电影上的成功，此时反而成了她的负担。医院里的一些人对她持有偏见，认为她过去的明星身份与当下的政治形势格格不入。甚至有些人在她经过时嘲讽她，“臭明星还要摆什么架子”，这样的言语让她在医院中倍感孤立，缺乏应有的支持和关怀。
这种环境下，舒绣文的康复之路变得异常艰难。由于缺乏适当的护理和支持，她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经常感到疲惫不堪。她在医院中的床位附近几乎没有人愿意主动帮助，即便是基本的移动和日常生活的照料也变得困难。在一次需要去卫生间时，因为没有人帮忙，她不得不依靠一位前来探望的朋友赠送的拐杖艰难地移动。
这一系列的经历，无疑给舒绣文的身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痛苦。在政治动荡和个人健康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她的生活陷入了极度的不确定和艰难之中。
遗世独立的精神传承
随着时间的推移，舒绣文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她在医院的日子越来越多，频繁的病痛和手术使她的体力日益衰弱。医生们尽力进行治疗，但她的心脏病加上长时间的劳累和精神压力，让她的身体状况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每次治疗后的恢复期都变得更长，效果也越来越不明显。
舒绣文在医院中的生活充满了艰难和孤独，尽管有少数友人偶尔来访，但大部分时间她都是一个人面对病痛的折磨。医院的环境在政治动荡期间变得更加严峻，资源匮乏，医护人员也常常无暇顾及每一个病人的需求。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舒绣文开始思考自己的一生和留给养子舒兆元的遗产。她清楚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决定写下一封遗书，留给唯一的家人——养子舒兆元。她的遗书不仅是对舒兆元的告别，也是对他未来人生的指导和期望。
舒绣文在遗书中详细说明了她的财产处理方式。她将自己的积蓄，数万元人民币，全部留给了她所支持的组织，希望这些资金能用于推动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对于养子舒兆元，她没有留下任何金钱或物质财产，而是给予了更为重要的精神遗产。
遗书里，舒绣文以坚定而明确的语言向舒兆元传达了她的教诲。她强调，她给养子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不是金钱、地位或荣誉，而是她一生坚持的价值观——刻苦学习的精神、忘我工作的态度以及奋斗不息的决心。这些精神价值观是她希望舒兆元继续传承和实践的。
舒绣文还在遗书中强调，无论未来的路有多么艰难，都应该以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这是她作为艺术家和公民的信仰，也是她希望舒兆元能够继承和发扬光大的核心精神。
最终，在1969年3月17日，舒绣文因心脏病复发，在医院中安详地离世。
胡平原.舒绣文:烽火岁月中的文艺女战士[J].江淮文史,2021(2):113-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