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1949年1月21日，迪安·艾奇逊继马歇尔任美国国务卿。
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的胜利，即将赢得平津战役。一个新的中国已经出现在亚洲地平线上。美国是接受现实，同新中国建立较正常的关系，还是继续逆中国历史潮流，同新中国敌对？这是摆在杜鲁门和艾奇逊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答案取决于杜鲁门政府关于新中国的性质和能力的一些基本观念。它们是集体的、共同的观念，决策者圈内的某些人事变动和意见分歧不改变它们的根本内容和支配作用。
它们在艾奇逊出任国务卿时就已经在左右美国的政策，以后很长时间内继续发挥着重大影响。
1、美国的偏见——中共对美国的敌视
第一个基本观念是中国共产党敌视美国。
马歇尔使华失败时，美国决策者们就认定中国共产党的“新方针”，是把美国当作德日意法西斯的继承者予以“肆无忌惮的”攻击。
据此，中央情报局在1947年底预言，如果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中国将和苏联一样强烈地反美。
1948年间，美国驻华官员不断向华盛顿报告中共抨击美国。司徒雷登认为，这些抨击的激烈程度已超过马歇尔使华期间，它们同“全世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论点和谩骂惊人地相似”。
在美国官员们看来，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纯粹来源于意识形态和夺权欲望，因而不是美国可以促其改变的。
司徒雷登充满偏见地告诉国务院：
中国政治史上不乏以谎言为武器的先例，但从未有人象中国共产党抨击美国那样“精巧和系统地运用它们”，这表明中共为夺取全国政权而不择手段，又表明它同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抱成一团。
中央情报局在1949年6月中旬的一份报告中，虽然承认中共有理由怨恨美国援蒋内战，但又断定它的反美态度“主要是由中共和美国对于苏联及世界共产主义的相反立场决定的”，因而只要美苏对立，中共就将继续敌视美国。
同年6日初，一个由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18个机构的代表组成的研究小组确认，新中国同苏联和欧亚其他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一样，是美国的敌国。
2、美国的偏见——中共是亚洲“铁托主义”
第二个基本观念是中国共产党追随苏联。
准确地把握艾奇逊及其僚属对中苏关系的看法，对于评判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而必须予以详细阐释。
艾奇逊就任国务卿以前，把中国共产党完全视为苏联附庸的观点，虽然在政府中占压倒优势，但仍有一些官员认为中共和苏联之间存在矛盾。
1947年2月，即将出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的凯南在一次演讲中说，苏联将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不是它能够控制的。
同年5月，驻华使馆新闻秘书约翰·梅尔比在仔细地分析了陆定一文章后感到，中国共产党关于世界主要矛盾和中间地带的观点表明，“延安有着许多独立的思想和做法，它们不会因为克里姆林宫发怒而被削弱。”
梅尔比预料，除非苏联能比较容忍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中共将以“本世纪最精明的谋略”来抵制其大国主义。
驻上海总领事约翰·卡博特持有类似的见解。他向国务院远东司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具有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因此，俄国人“越是企图随心所欲，我们就越有机会利用中国人的敏感和正在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来促进我们的利益”。
1948年6月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破裂大大鼓励了这种观点。中央情报局在该事件发生后，立即称之为20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重大的事态。
它特别提醒高层决策者：“中国共产党犯有铁托被（苏联）指控的大部分罪状”。
凯南也认为，南斯拉夫共产党之后，中共同苏联破裂的可能性最大：
“我目前无法对你们说铁托主义是否会在欧洲传播，但我几乎能肯定它将在亚洲蔓延”。
在1948年最后几个月里，国务院政策设计室和远东司正在推动决策者重新考虑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便制订美国在援蒋内战失败后的对华政策。
艾奇逊出任国务卿后，立即确认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之间存在“倾轧的萌芽”。
他和他的僚属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是靠自己的奋斗，而不是靠苏联的扶持或指导，因此，“毛泽东不是真正的仆从”。
他们还知道，中国共产党不仅过去同苏联有分歧，而且“即使现在也不总是和克里姆林宫看法完全一致”。
他们特别注意新疆和东北问题，因为所谓“苏联分离中国北部边境省份含着中苏必然冲突的种子”。
他们还用心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寻找“西方影响”的迹象，甚至认为中共最高领导层中很可能存在“亲苏派”和“民族主义派”的分野，后一派最终可能推倒前一派。
由于这一切原因，艾奇逊确认美国应当准备用各种手段，利用新中国和苏联之间的任何裂痕。1949年美国行政当局关于对华政策的一些决策文件反复陈述了这个思想。
但是，艾奇逊及其僚属对中苏关系的看法并不限于此。
3、美国何以认为承认新中国是徒劳的？
如果只看到这一个方面，就很容易像许多美国学者那样，推断杜鲁门政府（至少是国务院）意欲同新中国建立正常关系，并据此解释它对新中国的政策行为。
实际上，问题复杂得多。
首先，艾奇逊等人认为，中苏分裂是一种遥远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在目前追随苏联，今后很长时期内多半仍将如此。
对美国的决策来说，中苏团结的现状远比中苏分裂的远景重要。
早在1946年1月，即中国共产党同苏联的关系远非亲密的时候，凯南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一方面觉得中共和苏联有分歧，另一方面又认为“延安在其对外关系中没有选择余地，事态发展使延安保持在或迫使它进入苏联轨道。”
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求同存异、共同对敌已是不容置疑的了。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布，于5月和6月间两次告诉国务院，中国短期内不可能出现“铁托主义”。
与此同时，有国务院官员参加的一个部际研究组估计，世界现存力量组合、包括中共处于苏联阵营内，在长时间里不大可能改变。
艾奇逊本人在出任国务卿时就规定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前提：
“中国共产党人同苏联之间的天然冲突点尚未发展起来”。
他认为，中共仍然与苏联结为一体，“民族主义的充分力量仍有待释放”。
1949年底，在行政当局审议对华政策和东亚政策时，他又强调：
“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把苏联视为伟大的、唯一的朋友”，中苏分裂可能需要等待10至20余年时间。
美国需等待中苏分裂——这种看法对美国政策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
国务院中国科科长菲利普·斯特劳斯，在1949年6月上旬告诉澳大利亚驻美使馆官员：
“即使中国共产党人显示出独立于莫斯科控制的迹象，那也很可能是出自中苏关系中固有的因素，而非出自西方国家的行动，例如在承认问题上的行动。”
凯南同样认为，中共不会理睬美国的“善意”，不会由于美国的拉拢而同苏联分裂。
艾奇逊的看法亦如此。
他在就职之初一方面设想离间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承认如果中苏之间会有裂痕，那将是由苏联引起的，“美国起初几乎不可能做什么事情来促成（中苏)冲突”，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决裂的事实加强了这种信念。
国务院官员们认为，“铁托主义”的出现不是由于西方国家拉拢南斯拉夫，而是由于苏联欺凌和伤害南斯拉夫，“中苏疏远很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出现…我们（对中国新政权)的承认几乎不可能、或完全不可能促进这一事态。”
这等于是说，美国采取行动缓和同中国共产党的对立是徒劳无益的。
4、和解还是敌对？
不过，在国务院的官员们看来，在促进中苏矛盾方面美国并非完全无事可做。
虽然笼络新中国不可能奏效，但咒骂和诬蔑或许有助于达到目的。
戴维斯主张声称中国共产党是苏联傀儡，以便用“激将法”刺激中共疏远苏联。
1950年12月初，艾奇逊在同英国首相艾德礼会谈时，解释了美国为什么实行艾德礼所批评的“使中国把俄国当作唯一朋友”的政策。
艾奇逊说，美国虽然像英国一样认为存在中苏分裂的可能性，但“问题不在于这个分析是否正确，而在于是否可能据此行动。”
“或许10年或15年后我们可能看到中国人的态度有所改变，但是我们等不起那么长的时间…如果我们因为想在中国的遥远未来碰碰运气而影响了美国眼下的安全，那是很不合算的”。
还应当指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矛盾，只是艾奇逊等人所考虑的中苏矛盾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反苏的中国“民族主义”和“民主个人主义”同国际共产主义的对立。
他们显然认为，即使中国共产党同苏联闹翻，从而造成一种美国可以利用的局面，但中共多半仍将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仍可能反对美国和排斥西方势力。
相反，反苏的中国“民族主义”和“民主个人主义”历来同美国的影响密切相连，代表美国在中国的希望。
从1948年秋到1949年春，司徒雷登几次告诉国务院：
中国人民生来是个人主义的，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而且在本性上亲美厌俄。他认为，美国应当同时提倡民族主义和基本自由，以便促使中国人表现出“造反精神”。
艾奇逊同意这种意见。
他就任伊始主持制定的基本政策文件强调：
中国国内“对中共的政治抵抗”迟早会出现并且发展起来，形成一个“以中国民族形式来表现的群众运动”，美国应当努力去发现和扶持这场“新的革命”，以此促使中共变成“真正独立的政府”，或以此同中共较量。
此后，他又一再扬言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将推翻“外来制度”，呼吁中国人民“改变他们政府的共产主义基础”和“处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不幸地位。
一位英国学者注意到，杜鲁门政府企图以拒不承认新中国来鼓励“中国民众的‘铁托主义’”，引导他们最终推翻“莫斯科强加的政权”，这里，我们接触到了一个对中美关系史研究很重要的问题，即什么是当时美国在华利益的核心内容？
在不同时期，美国在华利益的内涵有所不同，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孰轻孰重也有所变动。但是，美国的思想文化影响始终是美国在华利益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在中国革命使美国在华政治势力受到摧毁性打击的情况下，它们就更加重要了。
艾奇逊在1949年写过一份备忘录，题为《美国在华利益》。他把这些利益分为七个部分，其中最受他重视的就是美国思想文化影响。
他认为，美国的文化机构和文化活动培育着中国未来很大一部分领导精英，通过同大量中国人接触散布美国影响，并且不那么引起中国人民的戒心和敌意。其他机构的重要性也主要同美国思想文化有关。
只有将杜鲁门政府对中国出现“新革命”的期望和它对美国在华利益的认识联系起来，才能把握它致力于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的根本原因和实践特征。
5、美国何以认为中国无法摆脱经济落后状态？
1949年春，杜鲁门写信给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阿瑟·范登堡，一面申说应逐步中止对国民党的援助，一面以“俄国人终将成为中国的‘洋鬼子’”相安慰。
促进中苏矛盾的说法还被国务院和白宫用来辩解其他一些考虑和决定，主要是允许美国占领下的日本进行有限的对华贸易的决定，1949年秋，对承认新中国的考虑和同一年里不以美国军事力量阻止台湾“失陷”的决定。
促进中苏矛盾不过是艾奇逊等人有意无意地用来使自己和别人信服其合理的论据。
把它们当作为了离间中苏关系而试图同新中国和解的政策表现，就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美国政府，与此同时采取许多只会加强中苏团结的敌对行动，关于中苏矛盾的观念还为艾奇逊等人提供了一种心理安慰，使他们自认为不是在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是在反对苏联及其支配的国际共产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奴役。
艾奇逊在1950年初的一次演讲表明了这一点。
他说：
“半个世纪以前开始的中国革命运动，是中国人民雄心壮志的表现，但现在它被共产党人俘获了。他们夺得政权，颠倒了革命的真正目的。因为…具有悠久和光辉历史的中国，正在被强制性地纳入苏联势力范围，成为苏联政治制度和苏联经济的附庸”。
这些话并不仅仅是不实之辞，它们还反映了一种真正的心理需要，即把美国对华政策想象为正当的和高尚的，否则美国政府就会象摩根索和汤普逊所说的那样“处于一种可能半心半意和心怀内疚的实行其对外政策的境地”，决定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的第三个基本观念，是中国不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东亚强国。
美国官员们多少幸灾乐祸地看待中国长期战争造成的惨重破坏，对中国共产党在重建国家方面面临巨大的困难额手称庆。
1948年底，驻华使馆告诉国务院：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后的日子将极不好过，“自然农业经济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国民经济中按西方方式组织起来的那部分也陷于同样严重的因境。在差不多所有层次上，政治机构不再发挥预想的作用，因而出现了控制松散的无政府状态。”
它认为，中国共产党无法满足中国人民的最低需求，更无法实现国家工业化。国务院政策设计人员也断定，中共没有能力解决“等待着他们的真正困难”。
中共的弱点不仅在于缺乏资金、原料、工业设备和技术，也在于缺乏现代行政管理系统。
凯南等人估计，中共即使从党外吸收大量有经验的管理人员，仍不足以避免“在除了政治监视和政治惩罚以外的所有各方面显得无能”。
艾奇逊认为这个估计还不够，没有看到中共还面对着在一个被顽固的地方主义倾向困扰的国家里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一非常困难的任务。
不仅如此，在美国官员们看来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个根本性的弱点，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不能使中国繁荣富强。
他们预计，中国共产党要么强制推行社会主义，从而遭到“中国个人主义的消极阻滞和巧妙抵制”，甚至激起变乱，要么缓慢地实行社会改革，从而冒丧失意识形态热情以及由此而来的活力的风险。
总之，中国在很长时期内将依旧是个经济极端落后、人民异常贫困、政治动荡不安的弱国。
因此，杜鲁门政府认为，至少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苏联不会由于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而大大增强自己的力量，美国也不会因此而遭受非常严重的威胁。
这就从心理上安慰了美国决策者，使他们能较少困难地咽下对华政策失败的苦果，同时又多少抑制了美国直接干涉中国革命的倾向。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蔑视新中国的力量和潜能使得杜鲁门政府看不到尊重新中国的必要，从而肆无忌惮地与之敌对，在台湾问题上尤其如此。
这还导致它在朝鲜战争的关键时刻大大低估了中国的利益、胆略和军事能力，从而酿成中美交战之大祸。
狭隘的经济拜物主义蒙蔽了美国决策者的眼界，使他们不明白新中国能在远未摆脱经济落后状态的情况下，成为美国不得不刮目相看的东亚强国。
6、新中国在经济上为何不得不依赖美国？
同低估新中国的能力密切相关的是第四个基本观念，即新中国在经济上不得不依赖美国。美国官员们认为，中国共产党要“以任何持久的方式”克服巨大的经济困难，就必须仰仗外授。
但是，所需外援的大部分不可能取自苏联。
同华盛顿官方过往甚密的报人苏兹贝格在1949年初报道：
“国务院的观点…是苏联即使同毛泽东先生建立了亲如手足的关系，也无力向中国人提供为对付其根本问题所必需的干部和援助，共产党人将在悲惨的绝望境况中拖垮自己，就象蒋介石将军先前那样。”
因此，中国新政权的唯一出路是寻求美国帮助。
卡博特就曾经得意地写道：
中国共产党人只有从美国才能得到足够的石油、棉花、机器、出口市场、工艺知识、技术训练和“一大堆别的东西”，他们甚至“几乎一刻也经受不起我们的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被切断同美国的联系”。
中国共产党方面作出的一些愿和美国发展经济关系的表示，更使美国官员认为中共大有求于美国。
既然如此，美国似乎能够运用经济手段促使中国共产党改变方针政策。
司徒雷登告诉国务院：
保护美国在华利益的最大希望，在于中共越来越认识到需要美国的货物和技术援助。
“随着这些需要变得更急切，共产党人对美国人的态度和政策可望改善。”
卡博特从分裂中苏着眼，主张以美国经援为杠杆，迫使中国共产党摆脱“极端亲苏集团”。
不仅如此，美国官员还设想以此来阻止中国社会的革命性改造和扶植中国国内的反动势力。
司徒雷登在一份经国务院转给杜鲁门的电报中说：
“我们能为我们的援助规定这样的条件：它可能从根本上影响极权主义程序的实施。基本自由、妥善筹划的宣传以及富有成效的企业等等，对那些怀有和我们基本一致的信念的人们，都将具有一种鼓舞人心的道义影响。
并非全无可能，这将导致形成这样一些政党：它们的斗争无论怎样激烈，也不会造成武装冲突的破坏性结果。从这一切当中，将产生一种至少…从我们的观点看大有希望的政治结构和普遍情绪。”
美国官员们还认为，对新中国决不能先予后取，而必须先取后予，即必须先按照美国的意愿改变方针政策，然后才能获得美国的经济帮助。
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布在1949年1月写道：
“假如有一天，共产党人想就救济和信贷谈正经的’，美国就要妥善考虑，只有在精明的讨价还价的基础上才能这么做。这就是说，我们应当表明，只有这笔交易使我们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利可图，我们才会这么做。”
决策者们的观点与此一致。在他们看来，美国在经济领域拥有“对付中共政权的最有效的武器”。
显然，在这个领域，如同在政治领域，杜鲁门政府并无同新中国和解的意愿。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