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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21日，迪安·艾奇遜繼馬歇爾任美國國務卿。
此時，中國共産黨已經取得了遼沈戰役和淮海戰役的勝利，即将赢得平津戰役。一個新的中國已經出現在亞洲地平線上。美國是接受現實，同新中國建立較正常的關系，還是繼續逆中國曆史潮流，同新中國敵對？這是擺在杜魯門和艾奇遜面前的一個重大問題。
答案取決于杜魯門政府關于新中國的性質和能力的一些基本觀念。它們是集體的、共同的觀念，決策者圈内的某些人事變動和意見分歧不改變它們的根本内容和支配作用。
它們在艾奇遜出任國務卿時就已經在左右美國的政策，以後很長時間内繼續發揮着重大影響。
1、美國的偏見——中共對美國的敵視
第一個基本觀念是中國共産黨敵視美國。
馬歇爾使華失敗時，美國決策者們就認定中國共産黨的“新方針”，是把美國當作德日意法西斯的繼承者予以“肆無忌憚的”攻擊。
據此，中央情報局在1947年底預言，如果中國共産黨取得全國政權，中國将和蘇聯一樣強烈地反美。
1948年間，美國駐華官員不斷向華盛頓報告中共抨擊美國。司徒雷登認為，這些抨擊的激烈程度已超過馬歇爾使華期間，它們同“全世界其他共産黨上司人的論點和謾罵驚人地相似”。
在美國官員們看來，中國共産黨的态度純粹來源于意識形态和奪權欲望，因而不是美國可以促其改變的。
司徒雷登充滿偏見地告訴國務院：
中國政治史上不乏以謊言為武器的先例，但從未有人象中國共産黨抨擊美國那樣“精巧和系統地運用它們”，這表明中共為奪取全國政權而不擇手段，又表明它同蘇聯和國際共産主義抱成一團。
中央情報局在1949年6月中旬的一份報告中，雖然承認中共有理由怨恨美國援蔣内戰，但又斷定它的反美态度“主要是由中共和美國對于蘇聯及世界共産主義的相反立場決定的”，因而隻要美蘇對立，中共就将繼續敵視美國。
同年6日初，一個由國務院、國防部、中央情報局等18個機構的代表組成的研究小組确認，新中國同蘇聯和歐亞其他由共産黨執政的國家一樣，是美國的敵國。
2、美國的偏見——中共是亞洲“鐵托主義”
第二個基本觀念是中國共産黨追随蘇聯。
準确地把握艾奇遜及其僚屬對中蘇關系的看法，對于評判美國對新中國的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而必須予以詳細闡釋。
艾奇遜就任國務卿以前，把中國共産黨完全視為蘇聯附庸的觀點，雖然在政府中占壓倒優勢，但仍有一些官員認為中共和蘇聯之間存在沖突。
1947年2月，即将出任國務院政策設計室主任的凱南在一次演講中說，蘇聯将會發現，中國共産黨不是它能夠控制的。
同年5月，駐華使館新聞秘書約翰·梅爾比在仔細地分析了陸定一文章後感到，中國共産黨關于世界主要沖突和中間地帶的觀點表明，“延安有着許多獨立的思想和做法，它們不會因為克裡姆林宮發怒而被削弱。”
梅爾比預料，除非蘇聯能比較容忍中國共産黨的獨立性，中共将以“本世紀最精明的謀略”來抵制其大國主義。
駐上海總領事約翰·卡博特持有類似的見解。他向國務院遠東司指出，中國共産黨上司人具有強烈的民族獨立意識，是以，俄國人“越是企圖随心所欲，我們就越有機會利用中國人的敏感和正在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來促進我們的利益”。
1948年6月蘇聯與南斯拉夫關系破裂大大鼓勵了這種觀點。中央情報局在該事件發生後，立即稱之為20年來國際共産主義運動中最重大的事态。
它特别提醒高層決策者：“中國共産黨犯有鐵托被（蘇聯）指控的大部分罪狀”。
凱南也認為，南斯拉夫共産黨之後，中共同蘇聯破裂的可能性最大：
“我目前無法對你們說鐵托主義是否會在歐洲傳播，但我幾乎能肯定它将在亞洲蔓延”。
在1948年最後幾個月裡，國務院政策設計室和遠東司正在推動決策者重新考慮蘇聯和中國共産黨的關系，以便制訂美國在援蔣内戰失敗後的對華政策。
艾奇遜出任國務卿後，立即确認中國共産黨和蘇聯之間存在“傾軋的萌芽”。
他和他的僚屬們看到，中國共産黨取得勝利是靠自己的奮鬥，而不是靠蘇聯的扶持或指導，是以，“毛澤東不是真正的仆從”。
他們還知道，中國共産黨不僅過去同蘇聯有分歧，而且“即使現在也不總是和克裡姆林宮看法完全一緻”。
他們特别注意新疆和東北問題，因為所謂“蘇聯分離中國北部邊境省份含着中蘇必然沖突的種子”。
他們還用心在中國共産黨内部尋找“西方影響”的迹象，甚至認為中共最高上司層中很可能存在“親蘇派”和“民族主義派”的分野，後一派最終可能推倒前一派。
由于這一切原因，艾奇遜确認美國應當準備用各種手段，利用新中國和蘇聯之間的任何裂痕。1949年美國行政當局關于對華政策的一些決策檔案反複陳述了這個思想。
但是，艾奇遜及其僚屬對中蘇關系的看法并不限于此。
3、美國何以認為承認新中國是徒勞的？
如果隻看到這一個方面，就很容易像許多美國學者那樣，推斷杜魯門政府（至少是國務院）意欲同新中國建立正常關系，并據此解釋它對新中國的政策行為。
實際上，問題複雜得多。
首先，艾奇遜等人認為，中蘇分裂是一種遙遠的可能性，中國共産黨在目前追随蘇聯，今後很長時期内多半仍将如此。
對美國的決策來說，中蘇團結的現狀遠比中蘇分裂的遠景重要。
早在1946年1月，即中國共産黨同蘇聯的關系遠非親密的時候，凱南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一方面覺得中共和蘇聯有分歧，另一方面又認為“延安在其對外關系中沒有選擇餘地，事态發展使延安保持在或迫使它進入蘇聯軌道。”
到1949年，中國共産黨和蘇聯求同存異、共同對敵已是不容置疑的了。美國駐北平總領事柯樂布，于5月和6月間兩次告訴國務院，中國短期内不可能出現“鐵托主義”。
與此同時，有國務院官員參加的一個部際研究組估計，世界現存力量組合、包括中共處于蘇聯陣營内，在長時間裡不大可能改變。
艾奇遜本人在出任國務卿時就規定了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前提：
“中國共産黨人同蘇聯之間的天然沖突點尚未發展起來”。
他認為，中共仍然與蘇聯結為一體，“民族主義的充分力量仍有待釋放”。
1949年底，在行政當局審議對華政策和東亞政策時，他又強調：
“我們必須接受這樣一個事實：中國共産黨人是馬克思主義者，把蘇聯視為偉大的、唯一的朋友”，中蘇分裂可能需要等待10至20餘年時間。
美國需等待中蘇分裂——這種看法對美國政策的含義是顯而易見的。
國務院中國科科長菲利普·斯特勞斯，在1949年6月上旬告訴澳洲駐美使館官員：
“即使中國共産黨人顯示出獨立于莫斯科控制的迹象，那也很可能是出自中蘇關系中固有的因素，而非出自西方國家的行動，例如在承認問題上的行動。”
凱南同樣認為，中共不會理睬美國的“善意”，不會由于美國的拉攏而同蘇聯分裂。
艾奇遜的看法亦如此。
他在就職之初一方面設想離間中國共産黨和蘇聯的關系，另一方面又承認如果中蘇之間會有裂痕，那将是由蘇聯引起的，“美國起初幾乎不可能做什麼事情來促成（中蘇)沖突”，蘇聯與南斯拉夫的決裂的事實加強了這種信念。
國務院官員們認為，“鐵托主義”的出現不是由于西方國家拉攏南斯拉夫，而是由于蘇聯欺淩和傷害南斯拉夫，“中蘇疏遠很可能以同樣的方式出現…我們（對中國新政權)的承認幾乎不可能、或完全不可能促進這一事态。”
這等于是說，美國采取行動緩和同中國共産黨的對立是徒勞無益的。
4、和解還是敵對？
不過，在國務院的官員們看來，在促進中蘇沖突方面美國并非完全無事可做。
雖然籠絡新中國不可能奏效，但咒罵和誣蔑或許有助于達到目的。
戴維斯主張聲稱中國共産黨是蘇聯傀儡，以便用“激将法”刺激中共疏遠蘇聯。
1950年12月初，艾奇遜在同英國首相艾德禮會談時，解釋了美國為什麼實行艾德禮所批評的“使中國把俄國當作唯一朋友”的政策。
艾奇遜說，美國雖然像英國一樣認為存在中蘇分裂的可能性，但“問題不在于這個分析是否正确，而在于是否可能據此行動。”
“或許10年或15年後我們可能看到中國人的态度有所改變，但是我們等不起那麼長的時間…如果我們因為想在中國的遙遠未來碰碰運氣而影響了美國眼下的安全，那是很不合算的”。
還應當指出，中國共産黨和蘇聯的沖突，隻是艾奇遜等人所考慮的中蘇沖突的一個方面。
另一個方面是反蘇的中國“民族主義”和“民主個人主義”同國際共産主義的對立。
他們顯然認為，即使中國共産黨同蘇聯鬧翻，進而造成一種美國可以利用的局面，但中共多半仍将是共産主義性質的，仍可能反對美國和排斥西方勢力。
相反，反蘇的中國“民族主義”和“民主個人主義”曆來同美國的影響密切相連，代表美國在中國的希望。
從1948年秋到1949年春，司徒雷登幾次告訴國務院：
中國人民生來是個人主義的，與共産主義格格不入，而且在本性上親美厭俄。他認為，美國應當同時提倡民族主義和基本自由，以便促使中國人表現出“造反精神”。
艾奇遜同意這種意見。
他就任伊始主持制定的基本政策檔案強調：
中國國内“對中共的政治抵抗”遲早會出現并且發展起來，形成一個“以中國民族形式來表現的群衆運動”，美國應當努力去發現和扶持這場“新的革命”，以此促使中共變成“真正獨立的政府”，或以此同中共較量。
此後，他又一再揚言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終将推翻“外來制度”，呼籲中國人民“改變他們政府的共産主義基礎”和“處于蘇聯勢力範圍内的不幸地位。
一位英國學者注意到，杜魯門政府企圖以拒不承認新中國來鼓勵“中國群眾的‘鐵托主義’”，引導他們最終推翻“莫斯科強加的政權”，這裡，我們接觸到了一個對中美關系史研究很重要的問題，即什麼是當時美國在華利益的核心内容？
在不同時期，美國在華利益的内涵有所不同，它的各個組成部分的孰輕孰重也有所變動。但是，美國的思想文化影響始終是美國在華利益的一個重要内容，而在中國革命使美國在華政治勢力受到摧毀性打擊的情況下，它們就更加重要了。
艾奇遜在1949年寫過一份備忘錄，題為《美國在華利益》。他把這些利益分為七個部分，其中最受他重視的就是美國思想文化影響。
他認為，美國的文化機構和文化活動培育着中國未來很大一部分上司精英，通過同大量中國人接觸散布美國影響，并且不那麼引起中國人民的戒心和敵意。其他機構的重要性也主要同美國思想文化有關。
隻有将杜魯門政府對中國出現“新革命”的期望和它對美國在華利益的認識聯系起來，才能把握它緻力于維護美國在華利益的根本原因和實踐特征。
5、美國何以認為中國無法擺脫經濟落後狀态？
1949年春，杜魯門寫信給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阿瑟·範登堡，一面申說應逐漸中止對國民黨的援助，一面以“俄國人終将成為中國的‘洋鬼子’”相安慰。
促進中蘇沖突的說法還被國務院和白宮用來辯解其他一些考慮和決定，主要是允許美國占領下的日本進行有限的對華貿易的決定，1949年秋，對承認新中國的考慮和同一年裡不以美國軍事力量阻止台灣“失陷”的決定。
促進中蘇沖突不過是艾奇遜等人有意無意地用來使自己和别人信服其合理的論據。
把它們當作為了離間中蘇關系而試圖同新中國和解的政策表現，就無法令人信服地解釋為什麼美國政府，與此同時采取許多隻會加強中蘇團結的敵對行動，關于中蘇沖突的觀念還為艾奇遜等人提供了一種心理安慰，使他們自認為不是在反對中國人民的解放，而是在反對蘇聯及其支配的國際共産主義對中國人民的奴役。
艾奇遜在1950年初的一次演講表明了這一點。
他說：
“半個世紀以前開始的中國革命運動，是中國人民雄心壯志的表現，但現在它被共産黨人俘獲了。他們奪得政權，颠倒了革命的真正目的。因為…具有悠久和光輝曆史的中國，正在被強制性地納入蘇聯勢力範圍，成為蘇聯政治制度和蘇聯經濟的附庸”。
這些話并不僅僅是不實之辭，它們還反映了一種真正的心理需要，即把美國對華政策想象為正當的和高尚的，否則美國政府就會象摩根索和湯普遜所說的那樣“處于一種可能半心半意和心懷内疚的實行其對外政策的境地”，決定美國對新中國的政策的第三個基本觀念，是中國不可能在可預見的未來成為東亞強國。
美國官員們多少幸災樂禍地看待中國長期戰争造成的慘重破壞，對中國共産黨在重建國家方面面臨巨大的困難額手稱慶。
1948年底，駐華使館告訴國務院：
中國共産黨在執政後的日子将極不好過，“自然農業經濟處于嚴重的危機之中，國民經濟中按西方方式組織起來的那部分也陷于同樣嚴重的因境。在差不多所有層次上，政治機構不再發揮預想的作用，因而出現了控制松散的無政府狀态。”
它認為，中國共産黨無法滿足中國人民的最低需求，更無法實作國家工業化。國務院政策設計人員也斷定，中共沒有能力解決“等待着他們的真正困難”。
中共的弱點不僅在于缺乏資金、原料、工業裝置和技術，也在于缺乏現代行政管理系統。
凱南等人估計，中共即使從黨外吸收大量有經驗的管理人員，仍不足以避免“在除了政治監視和政治懲罰以外的所有各方面顯得無能”。
艾奇遜認為這個估計還不夠，沒有看到中共還面對着在一個被頑固的地方主義傾向困擾的國家裡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這一非常困難的任務。
不僅如此，在美國官員們看來中國共産黨還有一個根本性的弱點，那就是馬克思列甯主義不符合中國國情，社會主義不能使中國繁榮富強。
他們預計，中國共産黨要麼強制推行社會主義，進而遭到“中國個人主義的消極阻滞和巧妙抵制”，甚至激起變亂，要麼緩慢地實行社會改革，進而冒喪失意識形态熱情以及由此而來的活力的風險。
總之，中國在很長時期内将依舊是個經濟極端落後、人民異常貧困、政治動蕩不安的弱國。
是以，杜魯門政府認為，至少在一兩代人的時間裡，蘇聯不會由于中國共産黨取得全國政權而大大增強自己的力量，美國也不會是以而遭受非常嚴重的威脅。
這就從心理上安慰了美國決策者，使他們能較少困難地咽下對華政策失敗的苦果，同時又多少抑制了美國直接幹涉中國革命的傾向。但這隻是問題的一方面。
蔑視新中國的力量和潛能使得杜魯門政府看不到尊重新中國的必要，進而肆無忌憚地與之敵對，在台灣問題上尤其如此。
這還導緻它在北韓戰争的關鍵時刻大大低估了中國的利益、膽略和軍事能力，進而釀成中美交戰之大禍。
狹隘的經濟拜物主義蒙蔽了美國決策者的眼界，使他們不明白新中國能在遠未擺脫經濟落後狀态的情況下，成為美國不得不刮目相看的東亞強國。
6、新中國在經濟上為何不得不依賴美國？
同低估新中國的能力密切相關的是第四個基本觀念，即新中國在經濟上不得不依賴美國。美國官員們認為，中國共産黨要“以任何持久的方式”克服巨大的經濟困難，就必須仰仗外授。
但是，所需外援的大部分不可能取自蘇聯。
同華盛頓官方過往甚密的報人蘇茲貝格在1949年初報道：
“國務院的觀點…是蘇聯即使同毛澤東先生建立了親如手足的關系，也無力向中國人提供為對付其根本問題所必需的幹部和援助，共産黨人将在悲慘的絕望境況中拖垮自己，就象蔣介石将軍先前那樣。”
是以，中國新政權的唯一出路是尋求美國幫助。
卡博特就曾經得意地寫道：
中國共産黨人隻有從美國才能得到足夠的石油、棉花、機器、出口市場、工藝知識、技術訓練和“一大堆别的東西”，他們甚至“幾乎一刻也經受不起我們的教會學校和教會醫院被切斷同美國的聯系”。
中國共産黨方面作出的一些願和美國發展經濟關系的表示，更使美國官員認為中共大有求于美國。
既然如此，美國似乎能夠運用經濟手段促使中國共産黨改變方針政策。
司徒雷登告訴國務院：
保護美國在華利益的最大希望，在于中共越來越認識到需要美國的貨物和技術援助。
“随着這些需要變得更急切，共産黨人對美國人的态度和政策可望改善。”
卡博特從分裂中蘇着眼，主張以美國經援為杠杆，迫使中國共産黨擺脫“極端親蘇集團”。
不僅如此，美國官員還設想以此來阻止中國社會的革命性改造和扶植中國國内的反動勢力。
司徒雷登在一份經國務院轉給杜魯門的電報中說：
“我們能為我們的援助規定這樣的條件：它可能從根本上影響極權主義程式的實施。基本自由、妥善籌劃的宣傳以及富有成效的企業等等，對那些懷有和我們基本一緻的信念的人們，都将具有一種鼓舞人心的道義影響。
并非全無可能，這将導緻形成這樣一些政黨：它們的鬥争無論怎樣激烈，也不會造成武裝沖突的破壞性結果。從這一切當中，将産生一種至少…從我們的觀點看大有希望的政治結構和普遍情緒。”
美國官員們還認為，對新中國決不能先予後取，而必須先取後予，即必須先按照美國的意願改變方針政策，然後才能獲得美國的經濟幫助。
美國駐北平總領事柯樂布在1949年1月寫道：
“假如有一天，共産黨人想就救濟和信貸談正經的’，美國就要妥善考慮，隻有在精明的讨價還價的基礎上才能這麼做。這就是說，我們應當表明，隻有這筆交易使我們能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有利可圖，我們才會這麼做。”
決策者們的觀點與此一緻。在他們看來，美國在經濟領域擁有“對付中共政權的最有效的武器”。
顯然，在這個領域，如同在政治領域，杜魯門政府并無同新中國和解的意願。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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