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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13兵团向东北调动,为何美国断定中国不会出兵?详情一文了解

作者:常棣t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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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面临的一个最大疑问是中国会不会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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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相当长时间里,美国情报分析人员和决策者均抱着这样一种先入为主的臆断:

中国是苏联的“卫星国”;中国会不会出兵,不取决中国人自己,而主要取决于苏联的态度。

中央情报局后来在总结有关情报评估出现谬误的教训时指出:

“具体到中共介入朝鲜这个事例,首要公理就是长期所接受的认为苏联不想也不会冒世界大战风险的看法”;“当中情局在战争开始后注意到中共进一步行动的迹象时,它断定:

(1)没有苏联的命令,中国不会采取行动:(2)苏联也不会发布这种命令,因为中共军队和美国军队直接冲突的结果将是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一场战争”。

正是这种先入为主的臆断,使得美国对中国是否出战朝鲜的研判一开始便失去了准星。

1、美国何以“误判”?

10月2日,就在美军在三八线附近集结准备向北进攻之际,苏联政府代表在联合国提出了一项关于朝鲜停战、撤出外国军队以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

这项内容空泛的提案,被美国认为是苏联在关键时刻发出的一个示弱的明显信号。

由于美国人是以苏联的态度来测定中国的反应的,在排除了苏联可能直接介入的担忧后,美国对中国参战可能性的估计也很快降到很低的程度。

10月6日,中情局《每周概要》称:

“苏联或中共在军事上介入从而防止联合国占领北朝鲜的可能性在继续减少。”

12日,中情局提出《关于中苏在远东意图和能力的评估》报告,断言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没有显现出明确迹象表明他们打算于1950年在自己的领土外动用武装力量”。

这个报告在美国情报界有“很大的分量”,因为它“代表了一直没有相同意见的五个不同情报机构在关键并可能引发争论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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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从中国人朝参战的决策过程看,苏联的态度无疑起到重要作用,但是,这完全不是美国人估计的那样,中国作为“卫星国”,只能按苏联的旨意行事。

实际上,出兵朝鲜是中国领导人依据自身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面临的严重威胁,而独立自主作出的决策。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情报机构和决策集团既忽视了中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对朝鲜战事的重大关切,也误读了中苏两国战略同盟关系的真实性质。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情报界曾对中国军队的部署调整进行过跟踪分析,不过,其结果对判断中国出兵动向所起的作用却十分有限。

6月30日,美国战略联合计划委员会在评估朝鲜军事形势时,曾引述麦克阿瑟关于“中共军队的一些人员已经出现在战场”的报告,并认为“这些人员的出现也许预示着中共大批军队即将进入朝鲜并扩大目前的冲突范围”。

该委员会估计:

“满洲大约有40万中共军队,包括7万朝鲜军队”;此外,“驻扎于北平、天津地区的21万中共军队。他们能够在20~30天内投入到朝鲜的战斗中”。

尽管这项评估报告认为“中共军队的能力是不容忽视的”,但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

“鉴于维持动荡地区内部安全的需要,中共不可能把这些军队大规模地调往朝鲜。”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情局对中国的关注点仍然集中在台湾方向。

7月中旬的一份评估报告称:

“显然,中共大批军队正驻扎在台湾对面的大陆,而且也可能向香港发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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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的另一份评估报告进一步提出:“中国似乎在努力从事进攻台湾的军事准备工作”;“虽然在中国人的声明中没有敲定时间上的限制,但从军事角度看,共产党进攻的最有利时机将是1950年9月中旬之前的那段时间”。

该报告认为:

“尽管其他一些目标也很诱人,或者用严格的军事术语来说,甚至更易受攻击,但是当时在突袭台湾的过程中获取的政治收益,要大于攻击其他任何边界地区的所得。”

后来,随着大批中国军队开往东北地区的消息不断传来,美国情报机构逐渐认识到,比起台湾,靠近中朝边境的地方可能更需要给予注意。

2、发现军队调动,为何美国情报部门无动于衷?

9月8日,中情局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

“据悉,中共在满洲不断强化军事实力,加之该地区已存在的军事力量,显然意味着介入朝鲜完全在中共能力所及范围之内。”

备忘录引用了一则“来源可靠的情报”:

“目前四野的主力部队要么在满洲,要么正在前往满洲的路上”;“中共还在安东附近及鸭绿江边不停地修建军事设施。满洲边境防御的强化要么是在考虑到朝鲜冲突情况下的一种符合逻辑的安全防范举措,要么就是打算动用该地区军队发动进攻的前奏”。

关于中国军队部署调整的具体情报,更多的是来自对中国大陆无线电信号的监听。

据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无线电信号监听系统获取的情报,早在1950年4-6月间就探知解放军四野的第40军和第39军正由华南北上;6月下旬和7月上旬,探知第38军从武汉北部乘火车前往东北;9月初,探知第13兵团司令部于8月19一26日间由广州迁往中朝边境的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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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又探知第40军第118师于9月5日出现在安东,第39军于9月6日出现在辽阳,第42军于9月28日出现在通化,等等。

不仅如此,各种情报来源还表明:

“新的大规模的调遣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军事安全局在10月21日…提交的报告中指出,20支运送部队的军列正由第三野战军负责的上海地区开往满洲。”

到了9月,美国各情报部门均认识到“中国已推迟攻打台湾”,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尽管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中国军队正在为入朝参战而展开大规模的部署调整,但美国的情报分析仍一如既往地在幻觉中徜徉,在盲区中徘徊。

国家安全局事后的总结报告这样写道:

那些情报官几乎忘记了他们早先发出的警告,他们忽视了中国在中朝边境军事部署的新模式,并且为中国的其他军事动向寻找另外的解释,或者干脆就认为那些军事调动没有什么重要意义。虽然中央情报局认为华东铁路的拥塞状态彰显“向北方的大规模军事调动”,但是联合情报指导委员会却把这种拥挤不堪的现象归因于破旧机车对铁路造成的负面影响。…各情报部门为中国的实力而争吵起来。

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分析人员越来越认为,涉及中国军事调动的通信情报意味着中国军队只是演习式的调遣,而且军事情报官开始怀疑中国的各路大军是否进驻满洲。联合情报委员会在10月1日提出,通信情报并没有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这几个集团军的所有部队都在满洲,而不仅仅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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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大楼的情报参谋人员也在10月4日得出结论:

尽管我们不能“完全忽视”中国的干涉,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表明这种情况的发展“要么是极为可能的,要么是即将发生的”。

在10月5日,情报观察委员会大胆地指出,即使中国在边境地区部署了大批军队,但和以前相比,干涉的可能性几乎就不存在,因为北京支持北朝鲜的宣传攻势已经减弱,且中国领导层很可能不想置中国于美国报复性的空中打击之下。

10月20日,中情局的《每日概要》以“中共介入朝鲜”为题刊载美国驻香港军事联络官发回的情报,称“根据掌握的情报,中共40万人的军队已被调动至紧靠朝鲜的边境地区,他们得到命令,将于10月18日夜晚或‘两天后’越过边界”。

对于这则相当准确的情报,中情局却加上这样一段批语:

中央情报局相信,采取这种行动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在这个时侯,苏联和中国都不愿意冒越来越大的风险,因中共直接介入朝鲜将促使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对这期间中国通过各种方式向美国发出一系列警告,美国情报界和决策者也认为:“这只不过是说说而已的恐吓。”

3、为何出现战略误判?

美国之所以对中国出兵朝鲜作出战略误判,还在于他们对中国出兵参战的时机和中国本身的战争能力作出了错误的估计。

首先,美国情报人员和决策者普遍认为,当美军推进到三八线以北时,中国人已失去进行军事干预的最佳时机。

最先提出这一看法的是美国驻苏联大使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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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中情局在《每日概要》中引用柯克的看法:

“当‘联合国军’拼命地防守南朝鲜的一块狭小地区时,大批中国地面军队的涌入将证明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时才是共产党武装干涉的合乎逻辑的时机。”

而仁川登陆之后,中国人传递的强硬态度的信息,只不过是“希望在三八线问题上吓唬联合国”而已。

柯克的观点在美国军方、政界引起共鸣。

高层人士普遍同意:

“当战争一度可能出现美国的敦刻尔克的时候,中国人克制着没有进行干预,他们决不会愚蠢到在目前阶段把军队投入战斗。”

中情局10月12日报告中谈到“中共全面介入朝鲜带来的威胁”时也强调:

“站在军事的立场上来看,介入朝鲜的最有利时机已过去了。”

此后的报告更是断言:

“中国人的干涉原本可以扭转军事形势进而使共产党在朝鲜彻底获胜的机会不复存在。中共为参加战争而进行的军事调遣,也许就是故意设计的花招。”

10月15日,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会面,杜鲁门问:“中国人干预的可能性有多大?”麦克阿瑟答:“微乎其微。”

他的理由,同样是中国方面已经失去了有效干涉的时机。

在美国情报人员和决策者看来,如果中国军队真的要入朝参战,其时机应选择在美军打到三八线之前,特别是美军被压缩到洛东江一隅或发起仁川登陆之时;在美军打过三八线,战争大局甫定之际,中国军队才介入进来,是没有意义的,因而是不会发生的。

显然,这一判断完全没有摸到中国领导人为出兵参战划定的底线。

美军过不过三八线,被中国领导人视为出兵不出兵的底线,这并不是什么秘密,中方已事先通过外交渠道向美国人交了底。但美国人依旧我行我素,置若罔闻,得出了与实际情况完全相反的判断。

其次,对中国人承受和支撑战争的能力,以及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美国也估计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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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是以一种十分傲慢、极度蔑视的眼光看待中国和中国人的。

在他们眼中,贫穷而孱弱的中国根本没有实力与强大的美国在战场上抗衡;如果中国军队敢于进入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必将遭到难以承受的灾难性后果。

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与杜鲁门会面时向他保证说:

中国人没有空军,而美国在朝鲜有4个空军基地,如果中国企图进攻平壤,他们将会遭到毁灭性打击。即使苏联空中支援中国地面部队,他们之间的协调也将是非常松散的,苏联空军飞机投下的炸弹落到中国军队头上的次数,很可能跟落到美国军队头上的一样多,他们之间的合作将起不到什么实际作用。

美国军方、政界高层人士大多与麦克阿瑟的看法相同。

布莱德雷在回忆录中承认,当时参联会同样认为:

“中国人在军事上不具备独立干预的能力”,“中国独立采取行动并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区别;实际上,倒有可能给他们自己带来可耻的失败”。

中情局在评估报告中列举了不利于中国出兵朝鲜的7个因素,包括:

“在和美国战争中遭受的压力及物资损失将会对该政权的整个国内问题和经济造成损害”,“反苏势力必将会受到鼓舞且会危及该政权的稳定存在”,在没有苏联海空支持的情况下“干涉的代价将极其巨大”,如果干涉失败“将使北平公开面对中国人的怨恨情绪”,等等。

据此,中情局得出结论:

“中共不可能愿意冒着和美国及其联合国盟友公开发生冲突的风险去援助北朝鲜人。中共十分清楚,至少在东西方之间没有爆发全面战争的情况下,和美国的战争将是灾难性的,不仅损害中国的总体利益,而且破坏其国内计划和北平政权的稳定。因此,他们很可能力图避免在中国传统地域之外公开参加军事行动。”

这一评估报告的完成时间为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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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情局完成这个报告的第二天,中国人民志愿军20多万大军就跨过鸭绿江,开进朝鲜境内。

美国人在情报上和战略判断上的盲点和误区,使美军在与中国军队迎头相撞的遭遇战中处于不利而危险的境地。

4、忙碌的一天

志愿军初入朝鲜,是按第一期防御设想实施战略展开和建立战役作战部署的。

按预定计划,志愿军将开进至平壤、元山线以北,德川、宁远线以南之间地区,构筑几道阵地组织防御,6个月之后再谈反攻问题。

然而,由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进攻速度快于志愿军开进速度,在预定防御地区出现了志愿军未到而“联合国军”先到的局面。

这样一来,第一期防御设想就无法施行了。

然而,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战场情况的这一变化并非坏事。“联合国军”分头冒进,反倒形成一种好打之势,给志愿军提供了运动歼敌的有利战机。

毛泽东、彭德怀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战机,及时改变预定设想,对入朝第一仗重新进行设计,为赢得首战胜利莫定了基础。

10月19日黄昏时分,彭德怀从安东过鸭绿江桥进入朝鲜。他的身后,是正在向渡口开进的志愿军各路大军。

19日这一天,彭德怀的日程安排得异常紧张。

头一天夜里,他还在北京与毛泽东、周恩来、高岗一起,反复研究志愿军入朝作战方案,几乎彻夜未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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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一大早,便在高岗陪同下,从北京饭店乘车去西郊机场,途中在车上打了个盹儿。上午9时左右,他乘坐专机降落沈阳机场。下机后,立即与高岗一起赶到东北军区司令部,向已在此等候的东北地区党政军领导人李富春、贺晋年、李聚奎等人,布置志愿军入朝后的后方保障工作。

彭德怀说:

从今天起,大陆就开始进入战争状态了。这次志愿军入朝,可比辽沈战役的规模大得多,任务艰巨得多。东北是志愿军的后方基地,你们要紧急动员,全力以赴。

下午,彭德怀、高岗乘机飞抵安东,到达第13兵团部所在地镇江山(现称锦江山)。

在这里,他甚至连屋子都没进,就站在院子里向兵团领导人传达作战方案,交代任务。

当日傍晚,霏霏雨雾之中,彭德怀在江边与高岗、邓华等人握手告别,和他的军事秘书杨凤安及两个警卫员坐上一辆苏制“嘎斯69”,经鸭绿江大桥进入朝鲜。通信处长崔伦带一部电台和2个译电员、3个报务员,坐另一辆卡车紧随其后。由于走得匆忙,甚至没有把朝鲜语翻译带上。

彭德怀首先要做的事,是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会面。

10天之前,彭德怀到东北上任时,曾计划入朝见金日成,当面了解战场情况,商定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具体事宜。10月11日,他乘火车到安东打算由此过江,但因接到中央要他立即回京的紧急通知,未能成行。

15日,彭德怀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从北京返回安东,按毛泽东指示,“在安东布置两三天后即去德川与金日成会面”。

为安排这次会面,毛泽东以周恩来名义致电倪志亮大使,要他转告金日成:“即派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于十月十六日到安东接引彭德怀同志。”

然而,这次会面安排又未能实现。17日,毛泽东再次来电将彭德怀召回北京,取消了这次会面。

直到19日,志愿军出动当天,彭德怀才于大军出动之前匆匆进入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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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成派政府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到安东对面的新义州迎候。

可是,当彭德怀在新义州见到朴宪永时,朴宪永说他只知金日成在平壤失陷前从德川撤离,却不知眼下转移到了什么地方。

这一突然变化,使得彭德怀深感不安——连负责安排他与金日成会面的朴宪永也不知道金日成本人在什么地方,足见战场形势之严峻和朝鲜领导层内部之混乱。

彭德怀当即要杨凤安把比例尺1:5万的朝鲜地图摊在地上,拿过蜡烛仔细察看。

根据朝鲜人民军现状和美韩军进攻速度,他估计,志愿军过江后,很难按原定计划赶到平壤、元山之间的防御地区,很可能要在德川、宁远之线以北与美韩军打一场遭遇战。

当夜,彭德怀乘车沿鸭绿江岸向北行驶,到水丰大坝附近等待金日成的消息。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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