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刘建斌有什么故事？

刘建斌老师，戏曲作曲家、国家一级作曲和国家一级指挥。

戏曲，顾名思义是由“戏”和“曲”两个方面构成，“曲”也就是音乐、占据了戏曲艺术的半壁江山。优秀的戏曲作品，往往少不了戏曲音乐家的全情参与，正如今天要走进的这位戏曲音乐家刘建斌，他用几十年的时间穿行于太行山间、上党大地，用心用情为上党戏曲烘云托月、谱写出了一曲波澜壮阔的人生交响。

当时自己在农村生长了14年，自己出生在农村，骨子里就特别喜欢音乐，用现在的话讲、就当时一听音乐就不对了，就浑身起鸡皮疙瘩那个感觉，可以这样说，当时自己小的时候、村上的八音会、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大的演出，不像咱们现在有什么交响乐、什么流行乐，就是个戏曲，还有那个盲人说书、就是很民间的东西，还有就是八音会演奏，自己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啥、就是有一年过春节的时候，咱们当时这个大队就要慰问咱们军属，就是给他们敲锣打鼓，就是在大年三十儿的时候、从早晨就是挨家挨户，因为它那个自然村特别多，它不是说就一个村、这个村离那个村，它有一定距离、就是从上午开始送，一直送到下午，就是敲锣打鼓、吹吹打打，就是八音会、咱们上党地区八音会，当时自己特别就想参与演奏，那大人们就嫌自己麻烦、你快快一边去，自己就跟人家说好话，自己说叔叔让我拍个镲、让我打个梆子，或者让我打个锣，就特别愿意弄这个，结果自己一参与，一看见这个孩子有灵气，那看好了、那大人就是躲懒了，说、快快快，你去吧、你去吧，那我们就不去了，自己就顶了一个人就去了，结果从上午一直到下午、军属比较多，送送送、咱们那个村里有个什么规矩、就是个大年三十儿要贴对子，就是说必须得等家里人全到齐了、把这个对子一贴，就不能把自己家里人贴出去了，有这么个风俗，就一般这个规矩、就等中午，就是按照村里习惯、就是中午1点多，就12点多、1点多以前，都要把这个对子贴起来，结果自己当时就是跟这些八音会的人一块儿奏乐，沉浸在里边，结果一等自己不回来，两等自己也不回来，结果可能办完这个事、大概是有五六点，自己父亲回来把自己揍一顿。自己老家是在襄垣，流行襄垣秧歌，其实自己从小听到的母语就是襄垣秧歌，从娘胎内，从娘肚子出来、听见的第一首歌、可以说第一首音乐、第一首曲子就是襄垣秧歌，每当自己听到襄垣秧歌的时候、那个感情、那个感觉是根本不一样的，就像自己妈喊自己的乳名一样，自己在学校学习也不错，就是当时自己在我们镇上、文化课学习自己是第一名，自己可不是说、是因为学习不行，自己才考艺校，可不是这样的。再一个，自己父亲他本人就是一个编剧，就是因为他从长治回来、回来告诉自己一个信息，就有个唱戏的学校，我看你有这样的天赋、你去试试吧，这样的话，自己考艺校的欲望就特别强烈，第一、就是想从农村到城市，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感觉到唱戏、就特别美，那过去不知道器乐、声乐、钢琴，什么也不知道，其实就是一种非常朦胧、就对这个东西骨子里的喜欢，然后就去考艺校去了，考艺校、当时又招演员、也招乐队，当时自己这个长相、老师说这个孩子还挺好，能演正面人物，郭建光、杨子荣像这些，就可以演正面人物，这个表演的老师、就想让自己当演员，器乐的老师、因为刚才自己就说、自己在咱们八音会参与演奏，特别爱参与这个，自己有一定的器乐演奏的基础，搞器乐的老师想让自己搞器乐、搞表演的老师想让自己搞表演，这是老师和老师之间竞争了，自己既考演员、也考乐队，其实考完以后、自己感觉我应该做的我都做了，但是自己的心情是很忐忑不安的，我到底能不能考上，我天天在家、甚至还祈祷，我考上了没，实实际际、当时就是这种心理状态。考上以后，自己正儿八经上学是1973年的9月27号，就是上学那天、就9月27号那天，自己妈妈在后面送自己，自己和自己父亲在前面走，自己几乎就没有回头，当自己看不见自己妈的时候、走得很远的时候，自己爸爸说了一下，你和你妈妈就没有说一声再见，当时自己的泪就掉下来了，真的掉下来了，自己就感觉、我真的有点儿忘乎所以了，因为那个激动的心情、我终于考上了，只顾往前走、急着去坐公交车，就没有和自己妈妈说一个再见，就是顾此失彼这种感觉，想起来真是有点儿难过了。

刚去了学校，不敢演员、乐队都要练功，主要是练一下咱们的基本功，就是跑场，但是自己这个骨头、筋就特别硬，所以说我自己也感觉不适合当演员，这样自己就成了乐队了，就给咱们上党梆子三大件，就是地方人叫巨琴、二把、老呼胡，让自己在学校受益的就是自己碰到了几位很好的老师，第一位就是我们上党梆子的作曲家马天云老师，他对自己的教导，在他身上学了好多传统的东西，就是咱们上党梆子、尤其是声腔方面，比如说小旦、老旦、老生，就是每一个行当、它的不同的唱法、不同的流派，就是同样一个“四六板”、或者同样一个“垛板”，具体演奏的时候、它有很大的区别，就后来对自己走上音乐创作道路打了一个非常坚实的这种传统音乐的基础。还有一个就是表演艺术家郝聘之老师，也是马天云老师的老伴，虽然她不是搞演奏的，她是个表演艺术家，就是我们在排戏的时候、她对艺术那种认真劲儿、对舞台艺术那种理解，尤其是那个人物，刻画人物这方面、她给我们讲，使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在后期，就是1979年的时候，我们快毕业的前一年，就排了一部叫《红灯照》的戏，这个戏从咱们现代这个观点来说，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制作，整个我们从唱腔的编写，包括乐队的编配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

因为《红灯照》这部戏，它是个新编的历史剧，它既有现代的东西、也有传统的东西，就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无论从它的表演上、还是它的音乐创作上，还是它的乐队编配上，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管弦乐队伴奏或者叫交响乐队伴奏，可以说当时的这个水平、拿到现在都不弱，那个戏给自己后来的音乐创作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王西麟、唐其镜、李秉衡等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音乐家被下放到了山西，他们如“文曲星”下凡一般、在三晋大地耕耘了几十年，为山西戏曲音乐的多声化作出了贡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刘建斌在参与演奏著名作曲家王西麟编配的上党梆子《红灯照》过程中，感受到了多声音乐的震撼，立志学习作曲、奏响了他的青春“奏鸣曲”。

戏校毕业以后，就去了晋东南歌舞团了，没有去了咱们专业的戏曲团体，在这个时候、自己就感觉，为什么北京的老师能把《红灯照》，我们当学生时 这部戏能打造成这样的水平，我们当时的演奏水平也好、演唱水平也好，如果要不是北京的老师来打造的话、成不了这个效果，自己就想、我，不行、我得去上学去，自己觉得我要打开我的思路，光知道好、朦胧的，怎么好、用什么办法它就好了，自己觉得我还得上学。这个是自己偶尔在我们传达室、在那儿看报纸的角上、看到一个天津音乐学院招生，我是不是能考一考，当时自己就和自己父亲商量、自己一跟他说、他说这是个好事，我支持你，这样自己就闷头复习，这就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这个时候自己已经有了六年中专的基础了，那就从现在咱们说的“小三门”，乐理、视唱、演奏等等，包括语文、我们准备了一下，这样就考上了。

自己上了大学以后，自己才感觉又一片天，在那儿、大师就多了，自己去了以后、见了老师，就是拿着总谱，拿着总谱弹钢琴，把自己震撼的，我们给人家翻谱子、自己都找不见奏哪儿了，震撼的自己，当时咱们施光南老师、施光南先生，还有鲍元恺先生、写过好多的交响乐，这都是自己的主课老师，还有陈世宾，还有陈恩光，这是大师。还有江定仙，当时就是去给我们讲座的，还有指挥大师李德伦、当时亲自给我们上指挥课，可以说手把手教出来的，确实经过大师的指点、系统地学习了和声、复调、曲式、配器，整个学习了以后、这才真正地对音乐、什么叫音乐、什么是音乐，有了认识，就是对音乐的认识、同时也对戏曲这一块儿，当时就是咱们这个现代戏，就是现代戏的创作、手法，包括人家那种对音乐主题的运用、把音乐主题贯穿到整个戏曲音乐的创作中，怎么、用什么样的手段，包括它的旋律、配器、指挥等等，可以说、在音乐学院的学习，整个才认识到戏曲音乐将来怎么发展、往什么方向走，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因为当时我们上和声的时候、有一本书叫吴式锴编著的《和声学》，他那个《和声学》、就是根据咱们《杜鹃山》、《智取威虎山》，舞剧《红色娘子军》，就学的那个，就人家用怎么样手法、就具体的作曲技法，用什么样的办法，有的时候你想的是 我要表现一个这样的形象，有想法、没办法，就是这个想法和办法怎么统一了，原来是这样，比如说正面人物怎么样写、和声配器怎么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