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劉建斌有什麼故事？

劉建斌老師，戲曲作曲家、國家一級作曲和國家一級指揮。

戲曲，顧名思義是由“戲”和“曲”兩個方面構成，“曲”也就是音樂、占據了戲曲藝術的半壁江山。優秀的戲曲作品，往往少不了戲曲音樂家的全情參與，正如今天要走進的這位戲曲音樂家劉建斌，他用幾十年的時間穿行于太行山間、上黨大地，用心用情為上黨戲曲烘雲托月、譜寫出了一曲波瀾壯闊的人生交響。

當時自己在農村生長了14年，自己出生在農村，骨子裡就特别喜歡音樂，用現在的話講、就當時一聽音樂就不對了，就渾身起雞皮疙瘩那個感覺，可以這樣說，當時自己小的時候、村上的八音會、那時候也沒有什麼大的演出，不像咱們現在有什麼交響樂、什麼流行樂，就是個戲曲，還有那個盲人說書、就是很民間的東西，還有就是八音會演奏，自己記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啥、就是有一年過春節的時候，咱們當時這個大隊就要慰問咱們軍屬，就是給他們敲鑼打鼓，就是在大年三十兒的時候、從早晨就是挨家挨戶，因為它那個自然村特别多，它不是說就一個村、這個村離那個村，它有一定距離、就是從上午開始送，一直送到下午，就是敲鑼打鼓、吹吹打打，就是八音會、咱們上黨地區八音會，當時自己特别就想參與演奏，那大人們就嫌自己麻煩、你快快一邊去，自己就跟人家說好話，自己說叔叔讓我拍個镲、讓我打個梆子，或者讓我打個鑼，就特别願意弄這個，結果自己一參與，一看見這個孩子有靈氣，那看好了、那大人就是躲懶了，說、快快快，你去吧、你去吧，那我們就不去了，自己就頂了一個人就去了，結果從上午一直到下午、軍屬比較多，送送送、咱們那個村裡有個什麼規矩、就是個大年三十兒要貼對子，就是說必須得等家裡人全到齊了、把這個對子一貼，就不能把自己家裡人貼出去了，有這麼個風俗，就一般這個規矩、就等中午，就是按照村裡習慣、就是中午1點多，就12點多、1點多以前，都要把這個對子貼起來，結果自己當時就是跟這些八音會的人一塊兒奏樂，沉浸在裡邊，結果一等自己不回來，兩等自己也不回來，結果可能辦完這個事、大概是有五六點，自己父親回來把自己揍一頓。自己老家是在襄垣，流行襄垣秧歌，其實自己從小聽到的母語就是襄垣秧歌，從娘胎内，從娘肚子出來、聽見的第一首歌、可以說第一首音樂、第一首曲子就是襄垣秧歌，每當自己聽到襄垣秧歌的時候、那個感情、那個感覺是根本不一樣的，就像自己媽喊自己的乳名一樣，自己在學校學習也不錯，就是當時自己在我們鎮上、文化課學習自己是第一名，自己可不是說、是因為學習不行，自己才考藝校，可不是這樣的。再一個，自己父親他本人就是一個編劇，就是因為他從長治回來、回來告訴自己一個資訊，就有個唱戲的學校，我看你有這樣的天賦、你去試試吧，這樣的話，自己考藝校的欲望就特别強烈，第一、就是想從農村到城市，這是一個；第二個，就是感覺到唱戲、就特别美，那過去不知道器樂、聲樂、鋼琴，什麼也不知道，其實就是一種非常朦胧、就對這個東西骨子裡的喜歡，然後就去考藝校去了，考藝校、當時又招演員、也招樂隊，當時自己這個長相、老師說這個孩子還挺好，能演正面人物，郭建光、楊子榮像這些，就可以演正面人物，這個表演的老師、就想讓自己當演員，器樂的老師、因為剛才自己就說、自己在咱們八音會參與演奏，特别愛參與這個，自己有一定的器樂演奏的基礎，搞器樂的老師想讓自己搞器樂、搞表演的老師想讓自己搞表演，這是老師和老師之間競争了，自己既考演員、也考樂隊，其實考完以後、自己感覺我應該做的我都做了，但是自己的心情是很忐忑不安的，我到底能不能考上，我天天在家、甚至還祈禱，我考上了沒，實實際際、當時就是這種心理狀态。考上以後，自己正兒八經上學是1973年的9月27号，就是上學那天、就9月27号那天，自己媽媽在後面送自己，自己和自己父親在前面走，自己幾乎就沒有回頭，當自己看不見自己媽的時候、走得很遠的時候，自己爸爸說了一下，你和你媽媽就沒有說一聲再見，當時自己的淚就掉下來了，真的掉下來了，自己就感覺、我真的有點兒忘乎是以了，因為那個激動的心情、我終于考上了，隻顧往前走、急着去坐公共汽車，就沒有和自己媽媽說一個再見，就是顧此失彼這種感覺，想起來真是有點兒難過了。

剛去了學校，不敢演員、樂隊都要練功，主要是練一下咱們的基本功，就是跑場，但是自己這個骨頭、筋就特别硬，是以說我自己也感覺不适合當演員，這樣自己就成了樂隊了，就給咱們上黨梆子三大件，就是地方人叫巨琴、二把、老呼胡，讓自己在學校受益的就是自己碰到了幾位很好的老師，第一位就是我們上黨梆子的作曲家馬天雲老師，他對自己的教導，在他身上學了好多傳統的東西，就是咱們上黨梆子、尤其是聲腔方面，比如說小旦、老旦、老生，就是每一個行當、它的不同的唱法、不同的流派，就是同樣一個“四六闆”、或者同樣一個“垛闆”，具體演奏的時候、它有很大的差別，就後來對自己走上音樂創作道路打了一個非常堅實的這種傳統音樂的基礎。還有一個就是表演藝術家郝聘之老師，也是馬天雲老師的老伴，雖然她不是搞演奏的，她是個表演藝術家，就是我們在排戲的時候、她對藝術那種認真勁兒、對舞台藝術那種了解，尤其是那個人物，刻畫人物這方面、她給我們講，使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啟發。在後期，就是1979年的時候，我們快畢業的前一年，就排了一部叫《紅燈照》的戲，這個戲從咱們現代這個觀點來說，它就是一個比較大的制作，整個我們從唱腔的編寫，包括樂隊的編配這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

因為《紅燈照》這部戲，它是個新編的曆史劇，它既有現代的東西、也有傳統的東西，就是傳統與現代的有機結合，無論從它的表演上、還是它的音樂創作上，還是它的樂隊編配上，用現在的話講、就是管弦樂隊伴奏或者叫交響樂隊伴奏，可以說當時的這個水準、拿到現在都不弱，那個戲給自己後來的音樂創作打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王西麟、唐其鏡、李秉衡等一批才華橫溢的年輕音樂家被下放到了山西，他們如“文曲星”下凡一般、在三晉大地耕耘了幾十年，為山西戲曲音樂的多聲化作出了貢獻，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劉建斌在參與演奏著名作曲家王西麟編配的上黨梆子《紅燈照》過程中，感受到了多聲音樂的震撼，立志學習作曲、奏響了他的青春“奏鳴曲”。

戲校畢業以後，就去了晉東南歌舞團了，沒有去了咱們專業的戲曲團體，在這個時候、自己就感覺，為什麼北京的老師能把《紅燈照》，我們當學生時 這部戲能打造成這樣的水準，我們當時的演奏水準也好、演唱水準也好，如果要不是北京的老師來打造的話、成不了這個效果，自己就想、我，不行、我得去上學去，自己覺得我要打開我的思路，光知道好、朦胧的，怎麼好、用什麼辦法它就好了，自己覺得我還得上學。這個是自己偶爾在我們傳達室、在那兒看報紙的角上、看到一個天津音樂學院招生，我是不是能考一考，當時自己就和自己父親商量、自己一跟他說、他說這是個好事，我支援你，這樣自己就悶頭複習，這就好不容易有這個機會，這個時候自己已經有了六年中專的基礎了，那就從現在咱們說的“小三門”，樂理、視唱、演奏等等，包括國文、我們準備了一下，這樣就考上了。

自己上了大學以後，自己才感覺又一片天，在那兒、大師就多了，自己去了以後、見了老師，就是拿着總譜，拿着總譜彈鋼琴，把自己震撼的，我們給人家翻譜子、自己都找不見奏哪兒了，震撼的自己，當時咱們施光南老師、施光南先生，還有鮑元恺先生、寫過好多的交響樂，這都是自己的主課老師，還有陳世賓，還有陳恩光，這是大師。還有江定仙，當時就是去給我們講座的，還有指揮大師李德倫、當時親自給我們上指揮課，可以說手把手教出來的，确實經過大師的指點、系統地學習了和聲、複調、曲式、配器，整個學習了以後、這才真正地對音樂、什麼叫音樂、什麼是音樂，有了認識，就是對音樂的認識、同時也對戲曲這一塊兒，當時就是咱們這個現代戲，就是現代戲的創作、手法，包括人家那種對音樂主題的運用、把音樂主題貫穿到整個戲曲音樂的創作中，怎麼、用什麼樣的手段，包括它的旋律、配器、指揮等等，可以說、在音樂學院的學習，整個才認識到戲曲音樂将來怎麼發展、往什麼方向走，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因為當時我們上和聲的時候、有一本書叫吳式锴編著的《和聲學》，他那個《和聲學》、就是根據咱們《杜鵑山》、《智取威虎山》，舞劇《紅色娘子軍》，就學的那個，就人家用怎麼樣手法、就具體的作曲技法，用什麼樣的辦法，有的時候你想的是 我要表現一個這樣的形象，有想法、沒辦法，就是這個想法和辦法怎麼統一了，原來是這樣，比如說正面人物怎麼樣寫、和聲配器怎麼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