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看点

梁言实录 | 解读梁鹤年先生关于经济与民生的思考【连载】(17)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与“计划”的关系》

作者:国际城市规划
梁言实录 | 解读梁鹤年先生关于经济与民生的思考【连载】(17)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与“计划”的关系》

自2020年8月开始,梁鹤年先生受《中国投资》杂志邀请开设专栏,将他对中国与国际种种问题的思考写成杂文,与读者交流探讨。本号则从2023年4月20日开启了新专栏——解读梁鹤年先生关于经济与民生的思考,三位青年学者将在本系列连载中分享他们阅读这些文章的感悟。

第十七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点击文章标题可跳转阅读梁先生原文)经济——经世济民于东飞市场经济目的在于满足消费需求,计划经济目的在于满足人民需要[1]。“人民需求”含义广泛,消费需求仅是其中较小的一部分,此外还包含生存需求、情感需求、安全需求等多个维度的需求层次。根据中国传统哲学观念,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可能存在正反两个方向的作用。基于消费需求的“逐利”导向自私具有负面引导性,而其平衡状态导向“公正”,则具有正面引导性。这样来看,短期的效率追求或许可以快速解决当下某些社会矛盾,但如果不对其负面导向加以约束,一旦引发整个社会的正向预期沮丧,只怕是多少经济效益也弥补不了的。

在“大鱼吃小鱼”的市场经济竞争中,市场逐渐被“大鱼”垄断,垄断者希望完全控制市场,而后按“计划”生产,以保证最高最持久的利润[1]。概括而言,垄断资本其实“不想有”真的市场经济,最希望的是资本主义垄断式“计划经济”。政府为维持社会表面安宁采取的平衡手段,进一步鼓励生产者从“无意识”忽略公平演变到“有意”剥削弱小,西方社会的各种道德危机、公信危机,乃至哲学理念危机,无不与之紧密相关。

“市场”的目标是最大可能地发挥供求信息功效,“计划”的目的是国家富强、民生安定[1]。计划经济的重心在“民生”,生产是为了“经世济民”,它的内在逻辑和理想状态是效率(经世)公平(济民)并重。如果没有活泼的市场提供信息,“计划”就要靠决策者对人民的需要作出估计和预测,因此实践中需要分开“市场”和“计划”的作用,即分开“政治的事”和“技术的事”,这也是梁鹤年先生一贯的思维方法。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市场”信息应该是引导国家经济政策的最佳情报,“计划”措施应该是动员经济资源的最佳办法[1]。以“市场”打通消费与生产的信息渠道,以“计划”调配生产资源,从而利用精确的供求信息分析技术,帮助决策者迅速看清供需变化的幅度和频率,可为决策者从“市场”出发行“经世济民”之举提供依据。

当然,看不清时,决策全靠“估计”是一回事;看清时,决策仍然受官僚文化和政治妥协左右,不能使真正的民生需求得到满足是另一回事。因此,梁先生说“商业和逐利有助经济发展,但要控制它对精神文明和国家安定的不良影响”。《大学》有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现在人们提起这句话往往只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这其实只是人们期待的结果,实现此状态则需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上下功夫,即实现结果需要手段或方法。参考文献[1] 梁鹤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与“计划”的关系[J]. 中国投资(中英文), 2021(Z0): 35-36.

作者:于东飞,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教授;加拿大女王大学,访问学者

梁言实录 | 解读梁鹤年先生关于经济与民生的思考【连载】(17)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与“计划”的关系》

经济发展的尽头不应只是利润王冬银2021年10月《中国投资(中英文)》刊载的梁鹤年先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与“计划”的关系》谈到,市场与“计划”的分工不在经济领域(sectors),而在经济功能(functions)。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原则下“计划”(规则)与“市场”的合成体[1],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同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相结合,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手段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经济活动遵循社会主义价值规律要求,最终实现社会共同富裕。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对这段话的理解,我们可以往前回顾,1930年代美国金融业崩溃,美国进入严重经济危机时期,罗斯福上台后否定过去的自由市场经济,通过增加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或间接干预,局部调整生产关系,并注重工人福利和利润分配,试图引导市场经济返回政府希望的运行轨道上。罗斯福新政(The Roosevelt New Deal)为美国打下了资本帝国的根基,之后的数代美国人吃到了计划经济带来的红利。1960年代,美国发动越南战争,后续国债透支,十年滞涨,民众苦不堪言。1980年里根上台,解除了限制资本的一系列政策,并积极推动所谓的贸易全球化,靠独有话语权和全球谈判使得本国资本在不同国家间流动,追逐经济利润最大化,拉开了资本全球化的序幕。里根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带来了美国再次腾飞的表象,但时至今日可以看出,金融、地产和娱乐业高度繁荣的背后,是制造业的空心化,基础工业大量流出和互联网资本无序扩张。反观中国,继钢铁等传统工业高速发展后,高铁、光伏和电动汽车等行业又快速崛起。中国能在经济领域弯道超车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作为不合常规的市场主体,对关键产业实行了大规模经济补贴。正是国家的大额投资引导,这些产业才得以繁荣发展,中国制造才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以绝对优势胜出。

以上现象对应上段段首理论,笔者想说的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政治制度的优势正是以上现象的实质所在。具体来讲,可从以下几点进行解读。其一,宏观调控实现优化平衡。以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作用为大前提,牢牢把握政府宏观调控引导产业方向,并主要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而这不是当前态势的西方能够简单模仿和抄袭学得来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西方多党执政下的所谓“民主”不过是执政党背后利益集团的“民主”,无休无止的辩论争吵无法承认大政府或者大市场,也无法确定谁才是主导经济的核心和执政人的权益边界。其二,保持经济政策的持续性。两三年不可能扶持起一个新兴行业在全球市场脱颖而出,这也意味着西方追求收益最大化的执政党不会冒着随时下台的风险给竞争对手送政绩。以政权更迭频繁的美国联邦政府为代表,它断然不会作为市场主体连续投资某一产业。反观大陆,2010年,大陆出台电动汽车扶持政策;到2023年,大陆电动车产业在国内外市场大放异彩,产业政策的连续性为其提供了保障。其三,站稳全局利益立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产生的GDP增长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GDP增长不同,扶持产业不是简单地挑选赢家和输家,行业创新、规模和竞争的尽头也不只是经济利润。正如不同于英文词汇里仅挂钩经济维度的income/profit/interest,我们更关注good/well-being,即好处、益处、福祉、幸福,也指善行、合乎道德的行为、正直的行为。所以,相比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的目光是关注那些对国家发展、人民福祉乃至全人类至关重要的部门或行业去进行长期投资,“有恒者则断无不成之事”,众人皆可在“长跑”途中以观后效。

参考文献[1] 梁鹤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与“计划”的关系[J]. 中国投资(中英文), 2021(Z0): 35-36.

作者:王冬银,博士,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成都局统筹室副主任,二级调研员;加拿大女王大学,访问学者

城市更新背景下空间管控“刚弹结合”的思考

李媛

自城市发展从增量开发转向存量发展,城市更新行动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如何推动基于“土地”大类用途的管制转向基于既有“空间”的功能、权属、运营模式等属性的再组织,从而实现空间价值的释放与提升越来越受到关注。尤其,在政府财政资金不断紧缩和待更新物业规模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政府引导市场主体有序参与更新是大势所趋,也是难点所在。然而,这并不代表政府主体作用的撤离。例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被定位为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是中央到地方各地政府工作计划的重要事项之一。如何理解这种“计划”与“市场”作用?

梁先生在本篇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与“计划”之间关系的探讨很有启发。他指出,“短期的供求失衡可以通过市场经济的灵活反应去处理去维持市场的稳定;长期的问题可以通过‘计划’的生产资源调配去处理,去保证资源的有效使用和效益的公平分配。这才是既稳定又灵活的经济发展模式。”[1]换言之,活跃的市场能体现短期内大量经济参与主体的供求信息,能弥补“计划”仅靠政府预测信息的局限性;但应同时考虑到,市场无法应对整个社会层面的长期民生需要,因此需要“计划”配置资源,以保障整体利益和社会公平。

在城市更新的资源配置和制度供给中,“市场”和“计划”这两种工具同样需要灵活运用。中国的很多城市已经从投资建设的高速度增长阶段进入存量维护运营阶段,“促发展”“保民生”双重目标的实现需要从存量上下功夫,这既包括存量空间本身的提质增效,也包括制度设计的创新。

以最近国家计划推进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政策为例。此政策可以看作计划与市场手段的综合应用——配售型保障房是按保本微利原则配售的保障房类型,由地方政府依据“以需定建”原则制定年度建设筹集计划,充分利用闲置土地和房屋,面向工薪收入群体和城市需要引进的科技人员、教师、医护人员等群体定向配建[2]。这种制度设计既激发了多元群体供需的“市场”信息生成,保本微利原则也包含了针对房屋价格的“计划”调节,有助于更加精准地配置资源,满足此类群体的住房需求。值得一提的是,广州在推行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同时,还进一步区分了保障性住房与高端改善性住房,规定“购买建筑面积120m²以上住房不纳入限购范围”[3]。这不仅是对住房供给及制度设计“双轨制”的地方探索,实际上也可以看作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再思考。UPI

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与“计划”的关系[J]. 中国投资(中英文), 2021(Z0): 35-36.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 新一轮建设分为配租型和配售型两种[EB/OL]. (2023-12)[2024-04-09]. https://www.gov.cn/zhengce/202312/content_6922013.htm.

[3]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进一步优化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EB/OL]. (2024–01)[2024–04–09]. https://www.gz.gov.cn/zwgk/fggw/sfbgtwj/content/mpost_9464839.html.

作者:李媛,加拿大女王大学博士,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与治理分院,研究员

本系列文章

01 解读《资本主义与全球资本》

02 解读《经济未来指向“合作”》

03 解读《国家公园或可行“天人合一”实践》

04 解读《论方法(1):求真》05 解读《论方法(2):决策》06 解读《论方法(3):比较》07 解读《文明视野下的大变局》

08 解读《论方法(4):经济》

09 解读《自然之法》

10 解读《自存与共存平衡》

11 解读《以人为本的城市(一)》

12 解读《城市的基础设施》

13 解读《以人为本的存量发展》

14 解读《政府的土地资产》

15 解读《以人为本的城市(二)》

16 解读《以人为本的主体功能区细化》

编辑、排版 | 顾春雪

本文为本订阅号原创

梁言实录 | 解读梁鹤年先生关于经济与民生的思考【连载】(17)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与“计划”的关系》

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