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优秀管理者层出不穷，唐太宗李世民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贞观之治”不仅确立了唐太宗的历史地位，而且彰显了李世民管理国家的能力和艺术，尤其是其用人艺术。
那么，李世民是如何用人的？又是如何管理国家的呢？
严格自我管理，以身垂范领导团队
李世民的自我管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有清晰的个人目标:做尧舜那样的明君。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礼，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可见，李世民一直以周孔之礼约束自己，以尧舜之道鼓励自己，如履薄冰，兢兢业业，誓做尧舜一样的明君。
其次，用确立的目标约束自己的欲望。
魏征提醒李世民:“嗜欲喜怒之情，贤愚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愚者纵之，多致失所。”
李世民也做《赋〈尚书〉》自励:“纵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
并切实做到了节欲慎行:
(1)节情欲:贞观初年，王珪谏将已收入皇宫的庐江王李瑗的爱姬送还给其家人;贞观二年，魏征谏阻纳隋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为妃，唐太宗均接受了谏言。
(2)戒奢侈:贞观四年，太宗下诏征发士卒修建洛阳乾元殿做行宫，张玄素谏阻，太宗立即下诏停修，并赏张玄素绢帛五百匹。
(3)戒玩物:贞观二年，太宗把一只品相非常好的鹞鹰放在臂膀上玩耍，却看见魏征远远走来，只得赶忙藏到怀里。魏征进谏了很久，以至于这只鹞鹰被闷死了。
自古及今，懂事理、有追求的管理者甚多，但能够言行一致、目标坚定、严以律己者实在太少。任何管理者都有常人的欲望。
唐太宗能够按照目标要求管理自己的欲望，不仅给团队成员树立了榜样，而且体现了其作为明君的最优秀的品质。
坦诚沟通，消疑增信，强化团队凝聚力
首先，唐太宗非常注意与大臣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他多次向侍臣提到晋武帝时何曾不谏之过，要求君臣真诚相待。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焉用彼相?’
君臣之义，得不尽忠匡救乎?……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朕为公等思龙逄、晁错之诛，君臣保全，岂不美哉!”
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征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顾谓征曰:“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无别。
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这种面对面的交流，多么生动!多么坦诚!多么和谐!上下级之间的理想、理解、信任、规矩、方向等，就在这种你问我答、相互表白中明了了、加强了、坚定了，误解冰融，互信如铁，团队哪能不团结?
通过坦诚的沟通，唐太宗从别人处获取了信息，也对别人发出了信息，从而在团队成员之间增加了了解，增强了互信，加强了团队的团结。
这也足见李世民不仅智商超人，情商更是卓绝，能在轻松交流中润物无声，于不知不觉中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
开放用人，遍取良才壮大团队
人才短缺似乎是古今中外管理者普遍面临的难题，员工的忠诚度更是难以量度、难以把握。
所以，大多数管理者一方面高呼缺少人才，另一方面又关起门来寻找人才。李世民则既知“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又能开放取才、开放用人。
首先，李世民用人只问才、德，不问出处。
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如:鲜卑族人尉迟敬德、南蛮酋长冯智戴、东突厥的李思摩、西突厥的阿史那社尔、铁勒部落的契苾阿力等都投奔到李世民麾下，后两人于唐太宗死后甚至想以身殉葬。
在唐昭陵周围有功臣大将陪葬墓67座，其中少数民族将领即有15人。这种做法颇值得当今管理者学习，再不能错误地认为“只有自己培养起来的人才是可信的”。
其次，李世民爱才视才，取才当下。
贞观二年，针对封德彝“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的说辞，太宗当即批驳道:“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
所以，从太原起兵前的刘文静到起兵后的秦琼、程咬金、尉迟敬德、张玄素，再到玄武门之变后的魏征、王珪，以及前朝大臣萧瑀、封德彝和起于布衣的岑文本、马周等，无不被李世民“尽入彀中”。
再次，李世民知人之长，用人之长，容人之短，善用人。
李世民说:“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使“贤不肖各得其所”。
所以，玄武门之变前，李世民与房玄龄、杜如晦和长孙无忌等商量计策;开始行动时，让出身瓦岗寨、具有反叛精神的尉迟敬德打头阵，并提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头迫使李渊把兵权授予秦王李世民。
顺乎人性，尊重个性，看主流用人，顺喜好奖赏
大陆管理者用人，向来讲求“德才兼备”、“志同道合”，而“德”的表现就是君子贤人的完人形象。事实上，不论贤愚，均有人性和个性，都有自己的诉求和需要。
作为管理者，能否把满足个人诉求跟实现团队目标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恰是评价其是否优秀的指标之一。李世民在这方面做的颇好，值得学习。
首先，李世民尊重、理解人性，用人不计嫌隙。
李渊起兵时，李靖准备到长安告发，却被李渊、李世民抓住。但是，他们不仅没有杀李靖，反而赦免了他，让他一起打天下。
玄武门之变前，李世民分别向时任灵州大都督李靖和行军总管李勣问计，均遭拒绝。李世民不仅没有因此怨恨他们，反而更加器重二人。
唐太宗时期，李世民重用二人戍边，封李靖为卫国公，任李勣为太子詹事并加封特进、仍兼知政事。
其次，李世民尊重个性，关心人到细微处。
魏征抗直，追求名节，李世民就任用他做谏议大夫，不仅容其不讳直言，而且每每引为“良工”。
对其他人的奖赏多是金银绢帛和升迁官职，但对魏征则多以尊重、褒奖、请教为主，物质奖赏不过是诸如赐予布被、用太宗本来建造小宫殿的钱为其盖正堂等带有精神鼓励的手段。
对待侯君集等将帅之臣，则深知“廉慎者寡，贪求者众”，是以宽容其贪求，多赏赐以钱财。“房谋杜断”更是其用人的精彩案例。
尽管唐太宗强调用人“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但是他更明白“用非其才，必难致治。”
所以，实际用人时他是坚持才干第一，品行兼顾的。当代管理者以德才取人、用人时，该首先尊重人性，其次尊重人才的个性，然后才能结合个人特点和组织需要科学地使用。
尊重个人意见，彻底授权于贤明，用信任鼓励团队
管理者对人才最根本的尊重，一是尊重其志向和品性，二是尊重其合理意见和诚意，三是尊重其人格。李世民堪为这方面的楷模。
首先，李世民把立即行动作为虚心纳谏的延伸。
王珪谏议公主向公婆施礼，唐太宗立即下诏称许。正是因为他能对魏征的谏言听而行之，才激励得魏征一生进谏二百多次。
唐太宗还对长孙无忌说:“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凡此等事，皆魏征之力也。”他甚至把治国的功劳也归到了魏征头上。
其次，唐太宗屡屡进行彻底授权，把信任毫无保留地给与贤臣。
唐太宗征伐高丽时，有人追到洛阳告发留守长安治理国事的房玄龄。太宗不行审问就杀了告状者，并告诉房玄龄:这些事情你就可以处理了，为什么推到我这里呢?难道担心我不信任你吗?
再次，杜绝谗邪，取信臣工，不录大臣小过，不授小臣大权。
魏征担任秘书监时，有人控告他谋反。太宗说:魏征虽然过去是我的仇人，但他忠于职守，我就选拔任用他。怎么能胡乱诬陷他呢?竟然不责魏征，立即杀掉了诬告的人。
人才在管理过程中的价值就是其智慧和能力。优秀管理者用人当像李世民，不能把物质刺激当做首要手段，更不能勾心斗角、亦用亦疑，。
也不能做和事佬、搞平衡，而应该真诚相待，尊重其意见、人格、需要和作风，充分授权，充分信任，保护其不受干扰，专心工作。
赏罚分明，重赏慎罚，取信于团队
赏罚分明是激励的基本原则。事实上，大多数管理者重罚轻赏，或者创业时重赏，功成时重罚。所以有“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说法。
然而，李世民却真正做到了赏罚分明，重赏慎罚，善待功臣。
首先，李世民坚持有功必赏。
读《贞观政要》，处处会看到赏赐，很少看到处罚。不管是谏言有理，还是做事有功，哪怕是给他以启发，唐太宗都会赏财赏物赐名节。
有道是“才散尽，人心聚”。唐太宗是爱才轻物的。所以，从李世民起兵到唐太宗治国，他的身边始终人才济济，紧密团结，尽心竭力。
其次，李世民做到了罚不生怨，错不掩功。大封功臣的时候，其叔父李叔通和爱将尉迟敬德对封赏不服，口出狂言。
唐太宗就指出李叔通的种种过错，以历代功臣因为不知收敛而最后遭诛的事实告诫尉迟恭。然而，照样把他们列入凌烟阁24功臣，画像表彰。
再次，唐太宗爱才、念才、惜才，不诛功臣。
大陆历史上，不诛杀功臣的皇帝不过唐太宗和宋太祖，但后者却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剥夺了开国功臣的兵权。
唐太宗李世民不仅重用、善待所有功臣，而且还将为大唐建立和政权巩固立下汗马功劳的24功臣一一画像，挂到凌烟阁予以褒奖。
其中除了侯君集和张亮因谋反被诛外，其他功臣皆得恰当安置，自然终老。
李世民这种赏罚分明、重赏慎罚、善待功臣的做法，实在该作为激励的原则。当代管理者亦可据此反思诸如“末位淘汰”、“人才更新”等做法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