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優秀管理者層出不窮，唐太宗李世民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貞觀之治”不僅确立了唐太宗的曆史地位，而且彰顯了李世民管理國家的能力和藝術，尤其是其用人藝術。
那麼，李世民是如何用人的？又是如何管理國家的呢？
嚴格自我管理，以身垂範上司團隊
李世民的自我管理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有清晰的個人目标:做堯舜那樣的明君。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禮，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
可見，李世民一直以周孔之禮限制自己，以堯舜之道鼓勵自己，如履薄冰，兢兢業業，誓做堯舜一樣的明君。
其次，用确立的目标限制自己的欲望。
魏征提醒李世民:“嗜欲喜怒之情，賢愚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愚者縱之，多緻失所。”
李世民也做《賦〈尚書〉》自勵:“縱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
并切實做到了節欲慎行:
(1)節情欲:貞觀初年，王珪谏将已收入皇宮的廬江王李瑗的愛姬送還給其家人;貞觀二年，魏征谏阻納隋通事舍人鄭仁基的女兒為妃，唐太宗均接受了谏言。
(2)戒奢侈:貞觀四年，太宗下诏征發士卒修建洛陽乾元殿做行宮，張玄素谏阻，太宗立即下诏停修，并賞張玄素絹帛五百匹。
(3)戒玩物:貞觀二年，太宗把一隻品相非常好的鹞鷹放在臂膀上玩耍，卻看見魏征遠遠走來，隻得趕忙藏到懷裡。魏征進谏了很久，以至于這隻鹞鷹被悶死了。
自古及今，懂事理、有追求的管理者甚多，但能夠言行一緻、目标堅定、嚴以律己者實在太少。任何管理者都有常人的欲望。
唐太宗能夠按照目标要求管理自己的欲望，不僅給團隊成員樹立了榜樣，而且展現了其作為明君的最優秀的品質。
坦誠溝通，消疑增信，強化團隊凝聚力
首先，唐太宗非常注意與大臣進行面對面的交流。
他多次向侍臣提到晉武帝時何曾不谏之過，要求君臣真誠相待。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雲:‘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焉用彼相?’
君臣之義，得不盡忠匡救乎?……公等為朕思隋氏滅亡之事，朕為公等思龍逄、晁錯之誅，君臣保全，豈不美哉!”
貞觀七年，太宗與秘書監魏征從容論自古理政得失……顧謂征曰:“玉雖有美質，在于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無别。
若遇良工，即為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為公所切磋，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為良工爾。”
這種面對面的交流，多麼生動!多麼坦誠!多麼和諧!上下級之間的理想、了解、信任、規矩、方向等，就在這種你問我答、互相表白中明了了、加強了、堅定了，誤解冰融，互信如鐵，團隊哪能不團結?
通過坦誠的溝通，唐太宗從别人處擷取了資訊，也對别人發出了資訊，進而在團隊成員之間增加了了解，增強了互信，加強了團隊的團結。
這也足見李世民不僅智商超人，情商更是卓絕，能在輕松交流中潤物無聲，于不知不覺中增強了團隊的凝聚力。
開放用人，遍取良才壯大團隊
人才短缺似乎是古今中外管理者普遍面臨的難題，員工的忠誠度更是難以量度、難以把握。
是以，大多數管理者一方面高呼缺少人才，另一方面又關起門來尋找人才。李世民則既知“為政之要，唯在得人”，又能開放取才、開放用人。
首先，李世民用人隻問才、德，不問出處。
唐太宗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如:鮮卑族人尉遲敬德、南蠻酋長馮智戴、東突厥的李思摩、西突厥的阿史那社爾、鐵勒部落的契苾阿力等都投奔到李世民麾下，後兩人于唐太宗死後甚至想以身殉葬。
在唐昭陵周圍有功臣大将陪葬墓67座，其中少數民族将領即有15人。這種做法頗值得當今管理者學習，再不能錯誤地認為“隻有自己培養起來的人才是可信的”。
其次，李世民愛才視才，取才當下。
貞觀二年，針對封德彜“但今未見有奇才異能”的說辭，太宗當即批駁道:“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當時，不借才于異代。……何代無賢，但患遺而不知耳!”
是以，從太原起兵前的劉文靜到起兵後的秦瓊、程咬金、尉遲敬德、張玄素，再到玄武門之變後的魏征、王珪，以及前朝大臣蕭瑀、封德彜和起于布衣的岑文本、馬周等，無不被李世民“盡入彀中”。
再次，李世民知人之長，用人之長，容人之短，善用人。
李世民說:“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使“賢不肖各得其所”。
是以，玄武門之變前，李世民與房玄齡、杜如晦和長孫無忌等商量計策;開始行動時，讓出身瓦崗寨、具有反叛精神的尉遲敬德打頭陣，并提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頭迫使李淵把兵權授予秦王李世民。
順乎人性，尊重個性，看主流用人，順喜好獎賞
大陸管理者用人，向來講求“德才兼備”、“志同道合”，而“德”的表現就是君子賢人的完人形象。事實上，不論賢愚，均有人性和個性，都有自己的訴求和需要。
作為管理者，能否把滿足個人訴求跟實作團隊目标有機地融合在一起，恰是評價其是否優秀的名額之一。李世民在這方面做的頗好，值得學習。
首先，李世民尊重、了解人性，用人不計嫌隙。
李淵起兵時，李靖準備到長安告發，卻被李淵、李世民抓住。但是，他們不僅沒有殺李靖，反而赦免了他，讓他一起打天下。
玄武門之變前，李世民分别向時任靈州大都督李靖和行軍總管李勣問計，均遭拒絕。李世民不僅沒有是以怨恨他們，反而更加器重二人。
唐太宗時期，李世民重用二人戍邊，封李靖為衛國公，任李勣為太子詹事并加封特進、仍兼知政事。
其次，李世民尊重個性，關心人到細微處。
魏征抗直，追求名節，李世民就任用他做谏議大夫，不僅容其不諱直言，而且每每引為“良工”。
對其他人的獎賞多是金銀絹帛和升遷官職，但對魏征則多以尊重、褒獎、請教為主，物質獎賞不過是諸如賜予布被、用太宗本來建造小宮殿的錢為其蓋正堂等帶有精神鼓勵的手段。
對待侯君集等将帥之臣，則深知“廉慎者寡，貪求者衆”，是以寬容其貪求，多賞賜以錢财。“房謀杜斷”更是其用人的精彩案例。
盡管唐太宗強調用人“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但是他更明白“用非其才，必難緻治。”
是以，實際用人時他是堅持才幹第一，品行兼顧的。當代管理者以德才取人、用人時，該首先尊重人性，其次尊重人才的個性，然後才能結合個人特點群組織需要科學地使用。
尊重個人意見，徹底授權于賢明，用信任鼓勵團隊
管理者對人才最根本的尊重，一是尊重其志向和品性，二是尊重其合理意見和誠意，三是尊重其人格。李世民堪為這方面的楷模。
首先，李世民把立即行動作為虛心納谏的延伸。
王珪谏議公主向公婆施禮，唐太宗立即下诏稱許。正是因為他能對魏征的谏言聽而行之，才激勵得魏征一生進谏二百多次。
唐太宗還對長孫無忌說:“天下大甯，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于道。凡此等事，皆魏征之力也。”他甚至把治國的功勞也歸到了魏征頭上。
其次，唐太宗屢屢進行徹底授權，把信任毫無保留地給與賢臣。
唐太宗征伐高麗時，有人追到洛陽告發留守長安治理國事的房玄齡。太宗不行審問就殺了告狀者，并告訴房玄齡:這些事情你就可以處理了，為什麼推到我這裡呢?難道擔心我不信任你嗎?
再次，杜絕讒邪，取信臣工，不錄大臣小過，不授小臣大權。
魏征擔任秘書監時，有人控告他謀反。太宗說:魏征雖然過去是我的仇人，但他忠于職守，我就選拔任用他。怎麼能胡亂誣陷他呢?竟然不責魏征，立即殺掉了誣告的人。
人才在管理過程中的價值就是其智慧和能力。優秀管理者用人當像李世民，不能把物質刺激當做首要手段，更不能勾心鬥角、亦用亦疑，。
也不能做和事佬、搞平衡，而應該真誠相待，尊重其意見、人格、需要和作風，充分授權，充分信任，保護其不受幹擾，專心工作。
賞罰分明，重賞慎罰，取信于團隊
賞罰分明是激勵的基本原則。事實上，大多數管理者重罰輕賞，或者創業時重賞，功成時重罰。是以有“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說法。
然而，李世民卻真正做到了賞罰分明，重賞慎罰，善待功臣。
首先，李世民堅持有功必賞。
讀《貞觀政要》，處處會看到賞賜，很少看到處罰。不管是谏言有理，還是做事有功，哪怕是給他以啟發，唐太宗都會賞财賞物賜名節。
有道是“才散盡，人心聚”。唐太宗是愛才輕物的。是以，從李世民起兵到唐太宗治國，他的身邊始終人才濟濟，緊密團結，盡心竭力。
其次，李世民做到了罰不生怨，錯不掩功。大封功臣的時候，其叔父李叔通和愛将尉遲敬德對封賞不服，口出狂言。
唐太宗就指出李叔通的種種過錯，以曆代功臣因為不知收斂而最後遭誅的事實告誡尉遲恭。然而，照樣把他們列入淩煙閣24功臣，畫像表彰。
再次，唐太宗愛才、念才、惜才，不誅功臣。
大陸曆史上，不誅殺功臣的皇帝不過唐太宗和宋太祖，但後者卻以“杯酒釋兵權”的方式剝奪了開國功臣的兵權。
唐太宗李世民不僅重用、善待所有功臣，而且還将為大唐建立和政權鞏固立下汗馬功勞的24功臣一一畫像，挂到淩煙閣予以褒獎。
其中除了侯君集和張亮因謀反被誅外，其他功臣皆得恰當安置，自然終老。
李世民這種賞罰分明、重賞慎罰、善待功臣的做法，實在該作為激勵的原則。當代管理者亦可據此反思諸如“末位淘汰”、“人才更新”等做法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