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研究
创刊30周年
纪念特稿
2023年·秋之卷
王家嘴楚简《孔子曰》初探
文 | ［美］顾史考
提要：
湖北省荆州市王家嘴古墓群所发掘的《孔子曰》篇，乃几篇相属的战国时代孔子语录竹简文本，与《论语》性质相类且章节与之多相同或相近。估计原来约有330枝简，近日乃公布了其中约不到十分之一的内容。本文针对今已公布的章节，分析其与《论语》相应章节的异同且探讨其所带来的意义，接着乃归纳出一些初步的结论，以便开始分析《孔子曰》此套竹书的性质，及进一步了解其对《论语》一书的形成问题能够提供何种信息。
关键词：
王家嘴楚简 《孔子曰》 《论语》 孔子语录 《仲尼曰》
本文曾提交2023年8月26日在郑州大学哲学学院举行的“出土文献：文本、文字和思想多维透视”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哲学系、郑州大学哲学学院、郑州大学老子学院、《道家文化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在此特谢主办单位及与会学者。
一、前言
《论语》一书的由来，汉代有两段重要的相关记载。其一为《汉书·艺文志》（盖本汉刘歆《七略》）所述：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篹，故谓之《论语》。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717页。
此所论盖得其要：孔子弟子当时各记所闻，后来门人编纂其语以流传之，当离事实未远。然而是否编纂后即已有定本，则要参东汉王充《论衡》的说法：
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如）
“女”，今读“如”而训“乃”。《大戴礼记·少间》“臣之言未尽，请尽臣之言，君如财之”，(清)王引之《经传释词》卷7曰：“如，犹乃也……言请俟臣之言尽，君乃裁之也。”然则“如”确有“乃”义用法。
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篇］目或多或少，文赞或是或误……
《正说》篇，见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36—1139页。
据此，则当时所记实多至“数十百篇”而至汉代已亡，武帝时才幸而恢复孔壁二十一篇及河间九篇孔子语录文本，而至昭帝时方将孔壁二十一篇专命名为《论语》。除了《礼记·坊记》的孤例外，先秦文献中未见《论语》之称，而该例亦与《坊记》他章引孔子语之体例不符，似或为后人所增或改动。此外，则最早见“《论语》”称引之文献乃《韩诗外传》，而韩婴著作《韩诗外传》时确有可能已在孔壁书问世之后。此中齐、鲁《论》之于古《论》的关系及篇目之不同等问题相当复杂，恕本文篇幅不容究之，待后日撰他文详论。据《艺文志》的《论语》略，“汉兴”即“有齐、鲁之说”，宛若汉代一兴即便有齐《论》与鲁《论》。不过该略所记传齐、鲁《论》之人物，并无一位是出自昭、宣两帝以前的，则反而像是《论语》发现之后才有齐、鲁之说可传。因此，世传《论语》各篇内容虽然可以肯定确实是来自先秦的，然亦无法认定其在约公元前140年孔壁书发现以前已经成为权威性的、独一无二的孔子语录文集。当然，此《论语》尚将经过张禹、郑玄之手才定成今本的模样，然此间的详情亦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内。然此所论最关键的一点，则是“论语”类的孔子门人记录，尚且多有所亡佚，而今所存于《论语》者，即使或实源自孔子弟子实录，而其留存至今亦有偶然的因素，难以代表孔子门人语录的全集，亦难以认定其章节没有经过战国期间孔门后学的发挥、节录或其他的修改。
对此，王家嘴的《孔子曰》竹书可藉以说明许多问题。王家嘴古墓群位于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其中M798一座战国楚墓发掘于2021年6月，出土了一些珍贵竹简文本，包括与《诗经·国风》相当之简及整理者总题为《孔子曰》的几篇相属之孔子语录竹简文本，都是以战国楚系文字写出。据其随葬青铜器的器形与组合特点，考古学家推测此墓时代为战国晚期前段，盖为士级的一座楚墓。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王家嘴798号楚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23年第2期。《孔子曰》为一套与《论语》性质相类且章节与之多相同或相近的孔子语录文集。据荆州博物馆馆员赵晓斌的描述，其残损相对严重，共约1000枚简片，估计原来约有330枝简，较完整的约110枝，原简长约46公分；部分简背上有篇题，均与今本《论语》题法不同。赵晓斌：《湖北荆州王家嘴798出土战国楚简〈孔子曰〉概述》，《江汉考古》2023年第2期。
近日，赵晓斌一文公布了《孔子曰》的小部分内容，所举共约二十七枝简（多为完简，部分残简；拼合简此仅算一枝）。初看下，完整简均约25—30字（分章符号不算），各简多有一、两次合文，小部分简亦有留空之处。假如以平均28字来算，则所姑计的330枝简盖总为9240字上下。今本《论语》共约15920字，那么王家嘴《孔子曰》可粗略估计为今本《论语》篇幅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据赵氏所述，最后一枝简记录为“贰百□十又五
（篇）”，似是将今一般所谓“章”（或“段”）称为“篇”。今本《论语》共约五百章（分法不一），然则从章数而言，若以六成的比例计算，王家嘴《孔子曰》该有接近于三百章，亦大致与末简记录相符。因为竹简原有约330枝，可知是无法全部编在一起的，一定是分为若干篇，而简背篇题的存在也是意味着这点。然而同时，各章形式相同，各简长度也都是一样的，因而此许多篇亦难以不视为一整套的文集，似或已违背于古书“单篇别行”之理。有趣的是，余嘉锡《古书通例》将《论语》视为首作开始自名之书，曰：“门人论纂之时，已勒为成书。既裒然巨轶，不可无大名以总汇之也。”见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93—194页。然据赵氏所述，王家嘴《孔子曰》反而“未发现全书总题”。光是此一点，无疑也是意义重大的。
王家嘴《孔子曰》（下或称“竹本”）之于传本《论语》（下或称“今本”或“传本”），除了有许多相同或相近的章节外，亦有若干未见于《论语》之语录，且相近（或基本相同）的章节之间亦多有异同可言，组合情况亦与《论语》多不相同。以下先以赵氏已公布的章节为对象，分析各章与《论语》相应章节的异同而约略探讨各章所带来的意义，接着乃归纳出一些初步的结论，以便开始分析《孔子曰》此套竹书的性质，及进一步了解其对《论语》一书的形成问题能够提供何种信息。
二、《孔子曰》所公布简释文及初步分析
④赵晓斌：《湖北荆州王家嘴798出土战国楚简〈孔子曰〉概述》。与赵氏释文异者将在注中注明。
例一：
⑤本文释文中此类“此”字，且从整理者（据《论语》本）而读为“斯”。但如李天虹已指出，实际上也不必破读；见李天虹：《读荆州王家嘴楚简〈孔子曰〉六则》，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网站，2023年5月19日。
①此处“孔子曰”后，下半简全留空，其所接简上部亦留空，才接以“又（有）父兄才（在）”云云之文。内容并不缺字，不知留空之用意或原因何在。然留空部分的长度，本可容约十五字左右，疑抄手在“
=（孔子）曰”下即误抄底本下一枝简相同位置之“子曰”下的“昏（闻）而弗行”至下一个“子曰”等十六字，发觉后便将此十六字给削去。
②以内容而言，此一章号似不该有，或作用只是把一章分成两半。本次符号比其他的稍微淡一点，不知是否抄手曾有意将之抹去否？
③如网友“cioran”已指出，本简末尾似或有“之”字的残笔依稀可见，今补。见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网论坛“荆州王家咀楚简《孔子曰》初读”第70楼（本文引网友之说皆出此论坛，以下仅注其网名及楼数）。
④“
”：赵氏隶为“
”而释为“丧”，学者一无异议。然本字右上方另见借“亡”字横笔的“千”字，或可视为某种声符。因而本字之释读为“丧”似可存疑。笔者疑或为某种特定用法的“迁”字，或即死者“迁逝”之义，而在此用为一般意义的“迁”。然缺乏下文，亦难以揣摩。本句标点从王勇，见下。
《论语·先进》第二十一章：各章在今本《论语》及其他文献相当的章节，赵氏均已指出。本章赵氏称为《先进》第二十章，是由于所采章节分法不同。本文凡引《论语》，均依(宋)朱熹撰《论语集注》，收入(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本文章数亦一以朱熹的分法为准。至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或其他汉本《论语》残本），既与传本《论语》大同小异，今不另外列出其文。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按，除了“子曰”作“孔子曰”（每章均如此，下不再指出）及一些不关紧要的异文（如“斯”作“此”等）之外，《孔子曰》本章之于《论语》彼章的主要异点为：（1）冉有的角色以子赣（子贡）来代替，且其“闻斯行诸”之答变成“闻而弗行，焉用闻”；本文用“变成”之类的字眼仅是为了方便起见，并不一定意味着先后关系。（2）叙述上，首先提问的是子赣而非子路，与《论语》的顺序（即子路先、冉有后）相反；（3）公西华对孔子与两位弟子问答的重述比较详尽，《论语》则相对简略；（4）《论语》之“由也兼人”变成“由也进”，以致与“赐也退”（或《论语》的“求也退”）对得相对整齐。
此两种版本毕竟有何种关系？首先该说明，此两个“版本”的前后方向盖不能简单地视为直线关系，而应该是各有所承，竹本与传本当是各有所长，或各有相对接近最原始记录本貌之处。从以上所述的第三点来看，容易想象竹本比较原始，相对笨拙地将前面的对话一五一十地重复于公西华的重述当中，而传本相对精练，是经过提炼而将无必要的部分适当省略了。然从第四点来看，则正好相反，似可视作竹本为了达成某种对称的效用而将“兼人”改成“进”，使得能与“退”对得更加整齐。
然而最有趣的则是弟子的替换。《论语》该章与子路对比的、视为“退”向性格的是冉有，而此亦符合于《论语》许多其他章节的情形。子路（仲由）与冉有（冉求）同事季氏，而在《论语》中此两位常见搭配（亦并列为“政事”之科），如《先进》第二十五章夫子请四位弟子各言其志，子路首先“率尔而对”以其若得治理千乘之国，三年内能使之“有勇”且“知方”的大愿望，而冉有则接着响应以相对谦逊的若得治理“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三年内“可使足民”而已，亦未能如其礼乐何（然同章公西华之志乃更加谦逊）。该章弟子的比较亦与《公冶长》第七章辉映：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此则是孔子自己亦认为冉有之志不如子路之大，不足以治理千乘之国。另外，《先进》第二十三章亦记录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季氏》首章亦记载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然接下来的都是孔子与冉有一个人的对话。即使从冉有一个人出现的章节当中来看，如《八佾》第六章季氏旅于泰山而冉有“不能”救济此其非礼之举，或《雍也》第十章冉有说他虽然喜悦夫子之道而自称“力不足也”，均可以窥见其“退”向性格之一斑。至于属“言语”科且敢于言论的子贡（端木赐），则完全见不到其有退缩倾向的痕迹。不过，王勇对此持有不同意见，认为孔子对子贡说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行己有耻”等，表现“孔子都在强调孔子欲子贡践行之，从反面似可窥见‘赐也退’”。见王勇《荆州王家嘴楚简〈孔子曰〉试释七则》，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网站，2023年5月25日。然即使不从王氏此说，此处或者仍有可能本以作“子贡”为是，说见下。在《述而》第十四章，冉有欲知“夫子为卫君乎”，然并不自行探求答案，反而让子贡替他入门探听夫子之意。亦有两章此三位弟子是同时见的，如《先进》第十二章，描述“子路，行行如也”，而“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及《雍也》第六章：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然此二者并未见有相当明显的“进”“退”对比。反正，从《论语》其他章节可看出，一般形容为性格较退缩的弟子为冉有而非子贡。然则何以致此版本间弟子不同的差异呢？一种可能即是今本《论语》是正确的，反映本章原貌，而竹本《孔子曰》则反映某种传闻错误而已。然另一种可能是本章原状就是以子贡为“退”者（因为相对于子路而言，他或亦可以视为“退”了一步），而《论语》编者则是为了使本章与其他章节的描述比较一致，方将子贡改成冉有也未可知。实情何如，可以暂且存疑，先看其他章节再来反思。至于上述第二点，也就是两位弟子提问的顺序相反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最后的结论，也就是“求（/赐）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进），故退之”，两版均是以子路殿后，在《论语》中是跟提问顺序相反，而于《孔子曰》则是顺序一致；此点或者亦可以视为竹本追求整齐的结果（如同其“兼人”作“进”的道理相同），也未可知。
本例接下来的“
=（孔子）曰：‘善者行惑后
（迁?）……”云云，传世文献中似无相应之句；未知其下文，亦难以知何谓。赵氏原未断句，王勇则断读为“善者（诸）行，惑后丧”，谓或指“善为践行之，困惑便能消除”，认为或与前章相关：“盖亦承之论所闻与所行之事。盖闻者有疑惑，孔子提出实践乃检验之标准。”网友“汗天山”（第68、69楼）亦提出相近的读法。然若释读为“善者行，惑后迁”，则或可理解为善者行动，遇到困惑以后才改变行程，不然就不半途而废；然毕竟仍是猜测。
例二：
②“
”：赵氏读为“荡”，似是将“
”视为“
”之讹。今从李天虹读为“轻易”之“易”，亦即轻率义；网友“chupu_”（第5楼）亦已曾经出过此种意见（彼据2002年5月25日媒体上先公布的四枝简），且认为本章或与《论语·里仁》“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相关。
③“布”字赵氏未破读，实该如李天虹而从《孟子》读为“赋”。
④此“弗”字似该读为“非”，物、微对转。
《论语·先进》第十六章：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孟子·离娄上》第十四章：
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是本章的对象，《论》《孟》皆作冉有（冉求），而此竹本反作子路。问题是与前条相同的。或者光是因为此两位弟子同事季氏且亦皆曾为其宰，因而较容易相混，甚至认为其或可能并有一份罪焉，尽管如李天虹已指出，从《左传》等传世文献看，孔子号召弟子“鸣鼓而攻”的实似该是冉有才对。李天虹：《读荆州王家嘴楚简〈孔子曰〉六则》。李氏对此异文的结论是：“季氏聚敛、被孔子指斥之事，在后世的辗转记录中出现变化，或分别隶属于两人……只是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比较丰富，内容一致，《孔子曰》毕竟是单篇词组，就目前资料而言，《论语》《孟子》的记载应该更为可信。”然亦有可能是后人改动原文，而因为另有较多贬抑冉有之德（且目之为“无能”）的章节，才将子路改成冉有以求一致也未可知。另外还有第三种可能，请参本文结论第一条末尾之注。其二是，如赵氏已经指出，本章行文较接近《孟子》的版本。可以设想此种孔子语录文集关于本事或者原有不同记录，《孟子》从中取其一，而《论语》编者则选其二而将此章给删除，均难以知晓。不过至少可以肯定，只要王家嘴《孔子曰》的编作（或其前身的编作）尚在《孟子》撰作之前（相反情况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则《孟子》确实是曾经引用与今本《论语》不同的孔子语录文集。此种事实相当值得注意。其三则是本章的叙事部分，即弟子为季氏宰而加倍赋敛，《论》《孟》均当叙事者之笔，而《孔子曰》则或当孔子自叙，而前面又重复以隐形叙事者的“子路为季氏宰”。此即如前条一样，竹本有较为笨拙（或至少无必要）的重复；孟子引之，很自然便将叙事部分先自己说出，然后将主要评语留在孔子之口中。
例三：
①本字，赵氏释为“焅”而姑读为“教？”。网友“翻滚的鱼”（第30楼）疑其右上部从“旡”声而本字或可读为“爱”。王勇依“焅”之释而疑读为“告”，认为或与《礼记·曲礼上》“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相关；亦提出读为“造”、理解为外出的可能。网友“tuonan”（第44楼）以“焅”为“灶/竈”异体（分析为火+造），亦读为“造”，然理解为“致”之义。笔者认为，“入之”并非如王氏所言的“归来入家”之义，而该是将父母殁后“安葬入土”之义才是。所谓“焅”或“
”字，似该有“养”一类的意义才是，然具体释读待考。
②王勇将“君考”理解为“君父”，“召”后加逗号停顿，理解“所”为处所而读“亡”如字，以句意为“君子之孝举，不因其所处（包括身份、地位、位置等）而丢失。”网友“鱼在藻”（第31楼）则断读后句为“君子不以其所，无孝”，以“所”当“道”义。
③此二字，赵氏隶为“
慮”而视“慮”为“
”字之讹；似不如直接隶定后字为“
”。不过如李天虹已指出，“苟且”一词未见于先秦文献；若前字读“苟”，则似该释读后字为“虑”才是。网友“潘灯”（第28、29两楼）疑前字上部为“丩”声符，二字或可读为“忧虑”，亦疑“虑”前漏写“不”字。网友“枕松”（第32楼）则采“苟虑”之释读而举《礼记·祭统》“心不苟虑，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动，必依于礼”以为用例。然如史杰鹏指出（据网友“冯未央”第四十楼所引），本章似与《论语·宪问》第33章之“不逆诈，不亿不信”相应；据此，“冯未央”改视前字上部为牙声符的一种省讹写法而读该字为“迓”，与“逆”音、义皆近，似可从。
④诸位网友对此“
”字已提出各种读法，如“迄”“忾”“慨”等，此不详述，可参王勇《荆州王家嘴楚简〈孔子曰〉试释七则》一文；王勇自己读为“毅”。然赵氏读“氣”，实或已得之，因为勇与气确实相关，本句或可理解为其勇气是由义气而生的。孟子以曾子之勇言“浩然之氣”，便是体现了此种“勇”之来自“氣”的关系。
⑤“
”：网友“予一古人”（第26楼）疑读“网”；网友“质量复位”（第34楼）亦疑可能是“网”（“罔”）字繁体。王勇则疑为“罝”字异体而读为“苴”，二字“衰苴”指丧服上的服具：“疑孔子此以三年丧斩衰为况，言道之衰减”。网友“汗天山”（第63楼）从“蓑网”之释读，谓指渔网及遮风挡雨的蓑衣而“当是代指普通民众平时极为常用之器物，用来喻指‘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各可以备一说。
⑥此“與”读为“欤”而后面的“又”读“有”，从网友“不求甚解”（第33楼）的断读。
本例首章相当于《论语·里仁》第十八章：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此《论语》与竹本基本相同。
本例第二章见《论语·里仁》第十九章：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此则《论语》与竹本该章后半相同，然缺竹本前半“君子造（？）之以敬，入之以安。”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章，竹本《孔子曰》与今本《论语》一样都是先后并列的。
本例第三章“孔子曰：‘君考召，亡（无）诺，君子不以其所亡（/无）孝’”，传世文献似乎未见完全相应之句。然如学者指出，《论语·乡党》第十二章“君命召，不俟驾行矣”、《礼记·曲礼上》“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唯而起”及《孟子·公孙丑下》“《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可以与此合看。见网友“予一古人”（第26楼）及王勇《荆州王家嘴楚简〈孔子曰〉试释七则》。如《乡党》其他章节一样，《论语》该篇该句并未引作孔子之语，而《孟子》既将相关之句当古《礼》书所记，则竹本孔子此章所言的前半似该亦视为其引用古礼才是。具体如何理解“君考召”待考，反正此章无疑亦是讲孝敬之正道。
本例第四章见《论语·里仁》第二十一章：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竹本此章亦与《论语》的版本基本相同，唯“喜”“惧”两句顺序相反耳。
本例第五章，若略从赵氏而释为“孔子曰：‘君子不苟虑，不言不信’”，则传世文献中亦无相应之句。除了《礼记·祭统》“心不苟虑，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动，必依于礼”之外，东汉徐幹《中论》所云“君子心不苟愿，必以求学；身不苟动，必以从师；言不苟出，必以博闻；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继也”，意或亦与此相近。先秦儒家文献多言“不言而信”，而从来不言“不言（则）不信”；然则此处“不言不信”实似该理解为动宾结构才对，意即君子不言及无信之事，亦乃“言必有中”之谓。然如史杰鹏指出，本章似或实与《论语·宪问》第三十三章的前半相应：
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故今依此而从网友“冯未央”改释读本章为“孔子曰：‘君子不迓诈，不言不信’”。不过，“不言”与“不亿（億）”有别。按，宋朱熹解《论语》该章曰：“逆，未至而迎之也。亿，未见而意之也。诈，谓人欺己。不信，谓人疑己。抑，反语辞。言虽不逆不亿，而于人之情伪，自然先觉，乃为贤也。”(宋)朱熹撰：《论语集注》，第156—157页。此种解法如果正确，则竹本“言”字似误。今疑“言”为“（意）”字误抄，读如“亿测”的“亿”。不过，《论语》该章后半显然不可能曾为独立的一章，因而只能为《论语》本所加，或竹本所删，抑或两次记录之详略不同者耳。
接下来的第六章“孔子曰：‘君子之勇也，气于义。小人之勇也，果于死’”，传世文献中亦无完全相应的章节。不过如赵氏指出，《论语·阳货》第二十三章之大义相近：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极可能是两次内容相类的不同记录，而前者未收进今本《论语》耳。
本例第七、八两章并见于《论语·学而》第十一章：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而后者又见于《论语·里仁》第二十章：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学而》所录彼章，《孔子曰》明显分为两章，然除了“道”作“所”外，则行文基本一致。基于《里仁》彼章仅录其后半内容，可知八成确实本为独立的两章，而后来《论语》（《学而》篇）编者依其内容之相涉而干脆将之合并。
本例第九章“孔子曰：‘道如衰（蓑？）
（罔？）’”，传世文献似无相应之文。最后二字读法待考，比喻性质难测，暂且存疑。
最后第十章“孔子曰：‘苟非天道，人力欤？有能达欤？’”，亦未见相应之文。然其提到人类所未能达到之“天道”，对孔子思想进一步的认识，当然便是相当值得注意的。
从第三例整段言之，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意义相关之章或多或少集聚在一起，亦即是说其第一至四及七至八等六章均言孝顺之道。此与《论语》中偶见若干意义相属之章组的情况基本相同。然其组合的具体安排又与《论语》不同。《论语》中，集中论孝道之章节分见于《里仁》与《为政》两篇内，《学而》也散见几章；而在《孔子曰》本段，相当于《里仁》第十八至二十一等四章均见（然顺序稍别，且其应第二十章者隔开），又见《学而》第十一章的前半（即与《里仁》第二十章内容于今本直接合并的），但同时也未见《为政》那几章（固然或在尚未公布的竹简当中而位置未可知）。可见《论语》与《孔子曰》各有其编排标准，似乎意味着当时孔子语录文献虽有一大群基本公认的孔子言论记录，然实未见有编排相同的定本。
例四：
《论语·雍也》第九章：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又安大战国竹简《仲尼曰》第二十章：
如整理者已言，《孔子曰》本章行文与《论语》该章有别，而与安大简同章则几乎一模一样。两种竹本既然相同，则《论语》该章若非来自内容相类的不同言论记录，则似该视为对原章稍加修改与润色的结果。更重要的，则是可以从此进一步证成安大简《仲尼曰》的真实性。安大简早在2015年入藏，而王家嘴M798号墓于2021年6月才发掘，且当时《仲尼曰》篇已经基本整理出来了，绝不可能是据《孔子曰》伪造的。因而，《仲尼曰》与《孔子曰》本章之相同而同时又与《论语》本相异，实可视为安大简《仲尼曰》绝非赝品的铁证。安大简固然是已经过科学检测，然疑之者尚在。今则可将其任何留下的疑云给断绝，实为可庆之事。
所接下的“诗、书、礼、乐”章，未见今本《论语》，其他传世文献亦未见孔子并言此四者，值得留意。《说苑·杂言》记孔子曰：“夫诗、书之不习，礼、乐之不修也，是丘之过也。”此外，最相关的盖即《论语·述而》第十七章的“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然与本章亦无直接关联。
第五至七例主要以不见于《论语》而可与其他传世古籍对读者为例。
例五：
①“
”：赵氏从传本而读为“揜”。李天虹指出其字形如容庚所释出过的“窵”字，而“窵”与“揜”读音并不相近，或该另读才是。网友“质量复位”（第52楼）则读此“窵”为“矞”而训为“溢出”。潘灯（第58楼）则以“隹”为本字的声符而提出释为“堆”字异体的可能；不过先秦传世文献未见“堆”的此种用法，且“揜”与“堆”义有别（“揜豆”适足，“堆豆”似乃过分），因而竟难取。按，此“”似该释为“雚”字之省讹，于此可以读为“冠”（同为见纽元部），义即覆盖，与传本之“揜”义近。或亦可以考虑读为“贯”而在此训为“满”义。
②于此，赵氏置逗号，今改成句号，下同。
③依赵氏该文图版上的位置，此处似为原简末尾。然而其下端不平，似乎未必，详情见下。
④“
”：赵氏隶“”而读为“颠”；李天虹谓此字该与学者或释为“贞”、“鼎”而用为“领”的一个字相同，或不该读为“颠”。网友“质量复位”（第45楼）亦采“贞”之释，而谓“贞”有“压”或“镇”义，与《杂记下》的“偪”字相当；今且径读为“镇”（真、耕合韵）。李天虹反读下句“備”字为“偪”，“质量复位”则读“備”为“服”而训“驾”。虽然传本中“偪”当对“下”而行的而非对“上”，然李氏之读似仍可从。如网友“予一古人”（第51楼）指出，《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亦记录孔子对管仲之评价为“泰侈偪上”或“其侈偪上”。
《礼记·杂记下》：《杂记下》之文，赵氏并未言及。如李天虹已指出，其内容比《礼器》实更接近于简文。
孔子曰：“管仲镂簋而朱纮，旅树而反坫，山节而藻梲。贤大夫也，而难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贤大夫也，而难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礼记·礼器》：
古之圣人，内之为尊，外之为乐，少之为贵，多之为美。是故先生之制礼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称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谓之礼；匹士大牢而祭，谓之攘。管仲镂簋朱纮，山节藻梲，君子以为滥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为隘矣。是故君子之行礼也，不可不慎也；众之纪也，纪散而众乱。孔子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盖得其道矣。
《孔子曰》本章以关于晏平仲、管仲两句当孔子所谓，《杂记下》亦如之，而《礼器》彼章则直说其理，未当孔子引语，后面才引到“孔子曰”的另外两句。竹本与《杂记下》本行文极近，唯晏子、管子（及与之相当的“为下”“为上”两句）的顺序相反，《礼器》的版本亦以管仲为先。竹本的缺文，依《杂记下》可补作：“孔子曰：‘晏平仲祀
于其先人，豚肩不冠豆。贤大夫也，而‖【难为下】‖也。管仲雕‖【簋】‖而絑纮。贤大夫也，【而】难为上也。（……）’”按，简片297（“也管仲雕”）与简片1047（“而絑纮。贤夫=（大夫）也”），图版上的间距过长，后者实该往上移约一字的距离；因此，简片1047该稍微挪上，而“也”字下实非简末，该再补进一个“而”字于其下。这一点，李天虹已从完简字数的角度讲明，甚确。李天虹：《读荆州王家嘴楚简〈孔子曰〉六则》。
《礼器》采用彼两句，似为某种节引，拿来当作“礼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之实例耳。假若是将原为孔子所云的某次言论记录加以节约而默引过来，似乎也不足为奇。另外，与竹本相比，《杂记下》似亦有所加进来的小部分内容，包括将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梲”之事给混进来的，似非两句的原样。《礼器》亦重复彼“山节藻梲”的部分，则似亦以接近于《杂记下》的一个版本为底本。
例六：
②“句”：赵氏读“后”，今如王勇读为“苟”。
③“色”：赵氏隶为“
”而释读为“色”；今直接隶为“色”，疑或为“则”之音误。王勇以“乇”为声符而读为“度”，又将“於”相当于“乎”而整句断读为：“苟闻君子之言，度可里于？人之衷”，以其意谓“如能得闻君子之言，则忖度可与之同里而居乎？这是人心中所想。”
④“
”：如赵氏释文所示，此乃常见的楚文“察”字。颜世铉则读为“践”，固亦通；见其《王家嘴楚竹书〈孔子曰〉 “壮者有所践”新解》，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网站，2023年7月26日。
《礼记·礼运》：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礼运》当中，“老有所终”三句位于孔子所论的一大段之内，形容“大道之行也”的情况，而《孔子曰》的“老者有所归”三句则似为祈使句，盖是给弟子之将从政者而说的一种欲牢记在心里的格言。《礼运》作者，似乎是以其所见过的孔子语录短语用来放进其所编撰的孔子假设对话之内。“壮有所用”，《孔子曰》作“壮者有所察”，后者或与“察贤”之义相关，“有所察”或即经过考察而予以选拔之义。颜世铉则读此“察（
）”字为“践”，义即“任用”；此种读法亦颇值得考虑，然读“察”读“践”一样该都是与选拔任用之义相关。
“苟闻君子之言”两句，传世文献未见相应者。
例七：
⑤本字，赵氏释为“兔”且参照《论语》而当“昜”之讹而读为“荡”。今且从李天虹改释为“象”而直接读为“荡”。网友“质量复位”（第45楼）则当楚文字“逸”字（“丬+兔”或“兔+心”）的省写，义为“放纵”。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对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大戴礼记·保傅》：
三代之礼……于禽兽，见其生不食其死，闻其声不尝其肉，故远庖厨，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
海昏侯墓竹书《论语》的《知道》篇：
后军问于巫马子期曰：“‘见其生，不食其死’，谓君子耶？”曰：“非也，人心也。”后军曰：“
也不与焉。”巫马子宽曰：“弗思也。”后军退而思之三日，曰：“亦弗食也。”朱凤瀚主编，柯中华副主编：《海昏简牍初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75页。论海昏《论语》彼篇由陈侃理执笔。
《孔子曰》此章或可据《保傅》行文而补足为：“［孔子曰：］君子之于禽兽，见其生也，不食其死也。”按，海昏《知道》篇彼章，与本章显然不同，且有明显的孟子思想特色，如君子礼仪之行讲成是出自人类本善之心且强调“弗思”等。依《孔子曰》所见的一般体例，本章盖亦冠以“孔子曰”，只是此一格言当孔子个人原创，抑是孔子引述古语，亦难以确知；不过，《孟子》与《保傅》均未引作孔子之语，此点还是值得注意的。另外，《孟子》与《保傅》亦均殿以守礼之君子“远庖厨”之结论，或是依据《礼记》所收《玉藻》篇（或其前身）的“君子远庖厨，凡有血气之类，弗身践也”而加的。此点及孟子思想对《知道》该章的影响，陈侃理亦已言及。唯陈氏将“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当孟子原创，则似乎未是。见朱凤瀚主编，柯中华副主编：《海昏简牍初论》，第 177页。
本例第二章与《论语·阳货》第八章大致相当：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孔子曰》彼章与此不同，为孔子直述而未见与子路问答的框架，且以“好知”开始而非以“好仁”起论。像“六言六蔽”此种数字化的述语，《论语》最后五篇偶见，然于整书而论则仍算比较特殊。因此，《论语·阳货》的版本似或是经过修改与润色而非原貌。其叙事框架中的“吾语女（/汝）”之语，偶见于孔子与弟子的长篇对话文献，如《礼记·仲尼燕居》“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语女礼，使女以礼周流无不遍也’”，而于《论语》中则仅此一见，亦可视为此章实已经过后人润色的旁证。
第八至十例则以未见传世文献直接相应者然所论人、事可考知者为例。
例八：
③本章后，下大半简全留空。
《论语·宪问》第十六章：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如赵氏指出，是乃《论语》中与此关系最密切的一章，对两个霸主的优劣评价是一致的。从而可知简文所言盖确为晋文公与齐桓公，而并非鲁国的文公与桓公（更何况后者行迹多可恶，且鲁国的文、桓亦没有相比之理），尽管未冠以国名。晋文公之如何“灭其同姓之邦”及齐桓公之如何“兴其同姓之邦”，赵氏已略举其端，今由于篇幅所限而不详论之。反正，竹本此章与《宪问》彼章孔子态度之一致，似乎意味着其渊源皆有自。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哀公问”于孔子，《论语》中只有两例，一则《为政》第十九章的“何为则民服？”之问也，一则《雍也》第二章的“弟子孰为好学？”之问也，如此而已。
例九：
①“
”：赵氏未释。网友“潘灯”（第14楼）疑或乃“隐”字的一种异体。
②“炇”：赵氏视作“
”之讹而读为“燔”。论坛网友对本字多有讨论，或视为使动形态动词的“火”，或视为某种专门标火灾的“灾”字。然此次火灾被讲成是出自天意，而不是人放火，故释读为使动形态的“火”不恰当，而“灾”则虽偶亦见“焚烧”之义，然本字亦并无可标“灾”音的声符，因而此且从赵氏之解法。
③赵氏将“去夫鲁”连读而以“人”字起下句，今改断读如此。
④此“鲁人”二字甚淡，似或为擦拭之余笔。
本例首章略相当于《论语·子张》第十一章：
子夏曰：“大德不踰闲，小德出入可也。”
竹本本章引作孔子的话，且是应答宰我之问，而《论语》则当子夏所言。此种情况偶见，或是由弟子重述所闻于夫子之言，而记者误以为弟子首创，并不足为怪。又如李天虹指出，《韩诗外传》卷二（及《说苑·尊贤》）将相同之句放在孔子所讲的一段之末，与竹本相同属之孔子，然《晏子春秋》“景公使鲁有事已仲尼以为知礼”章，晏子亦曰：“且吾闻之：‘大者不踰闲，小者出入可也。’”李天虹：《读荆州王家嘴楚简〈孔子曰〉六则》。《晏子》此一记录若属实，则此一格言甚或亦非孔子原创，而实乃其所好引的古者之传语耳。另外，《论语》中多见弟子“问仁”“问政”等，而未见其“问德”者，或亦值得留意。唯《颜渊》第十章记“子张问崇德、辨惑”，然并无直接“问德”之例。
本例弟二章，赵氏已指出略相当于《左传》哀公三年针对经文“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灾”所记的详情当中孔子的反应：
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踰公宫，桓、僖灾。……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620—1622页。
桓公、僖公，于哀公分为八世、六世之祖，依常礼其庙该早已破毁，而当时所以尚未毁之者，盖由三桓之用事而私阿其世祖与恩主耳。孔颖达《疏》所引服虔注曰“季氏出桓公，又为僖公所立，故不毁其庙”（赵氏已引），盖得其要。孔子之所以能推测此火灾所毁的便是桓、僖二庙，应该是认为此火灾必定是来自某种天意，是老天有眼而毁灭了所不当留存之庙。《孔子曰》的版本中，则孔子明言此该毁却未毁的两座庙之所以于此焚毁便是因为“天毁之也”，而且不但设为与其弟子巫马旗的小对话，同时也特别点出孔子“喜”之的反应及巫马旗对此的忧虑，显然比《左传》的版本详尽。然是《左传》编撰者见到像《孔子曰》此种孔子语录文集相同或类似的一章而节用其意，抑是《孔子曰》的编者据已有的历史记载而加以发挥，则难以光从此孤例而得知。至少，其设为此种与弟子的小问答，即弟子对孔子之言或孔子之行提出疑点而孔子为之释惑此种形式，亦符合于《论语》类文献的体例。类似的形式可举《阳货》第五章以为例：“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固然，亦有学者认定《阳货》该章是后人妄编造的，然类似之例尚多。
末章“孔子去鲁之卫，鲁人詹因辞曰”云云，于传世文献无征。可以留意的是，此与前章一样是以孔子之周游列国为场合背景，或亦是出于某种物以类聚的编排。
例十：
②“見”：赵氏释为“
（视）”，今疑实该释为“見”。
③赵氏将“型（刑）幾？”放进引号，或是。
孔子在陈、蔡间的故事多有，但都是讲其困阨遇难之事，未见其与弟子公夏守的对话。疑此处“无食”或指其在陈、蔡间“绝粮”“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弟子皆有饥色”的事情，见《说苑·杂言》《荀子·宥坐》。而公夏守因为“久不得见”于孔子而居然于此种困境当中送精丝礼物给他，因而孔子只能重复强调现在之急事在他们无以食，来显出此弟子不知轻重缓急之甚耳。弟子有时难以私下见到孔子，盖可从《大戴礼记·主言》中曾子两次言“得夫子之间也难，是以敢问”而窥见此种情况之一斑。连曾子也难以得夫子之闲，更何况像公夏守那种或不及门的弟子。
本例第二章“少孙石”，赵氏以为“公孙石”之误，亦即孔子的另外一位弟子；因为先秦文献未见少孙（或小孙）之姓，其说似可从。《周礼·地官·司徒》云“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此种“八刑”之说可能早已有之，而孔子或曾引到以强调孝顺之要。孔子此章首句或可补为“天下之刑八，不孝为首”，而如何接下则不得而知。
三、结语
从以上对已公布简的分析来看，王家嘴《孔子曰》与传本《论语》的同点与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的初步结论：
（1）《孔子曰》有些章节（如例一、二彼两章）与《论语》内容基本相同，但其中的弟子反而不同，而在这种情况之下，《论语》中的弟子，在当章中所表现出的性格，似与其在其他章节中所出现的性格比较一致，而《孔子曰》中所见的弟子，则与《论语》他章所给我们的印象并不甚符。然而是《论语》反映记录原貌而《孔子曰》记载的是传闻错误（甚或凭意妄改），抑是《论语》编者为了使之与其他记录所描述一致而替换了弟子，目前仍是难以定论。按，《论语·先进》第二十一章中冉有被目为“退”者，同篇第十六章他助季氏“聚敛而附益之”的行为被揭露而批评，然而于《孔子曰》第一、二两例相应的章节内，则冉有并不出现，分为子贡、子路所代替。据此，《孔子曰》编者是由某种未明的原因而偏重冉有这种可能性，似乎是不能完全排除的。
（2）有的章节（如例一、二彼两章），《孔子曰》的行文比较笨拙，多重复一些无必要的话，似乎较接近原始记录本貌，而《论语》则相对精要，每将此种部分给省略，似乎是经过提炼而成。《论语》编者将比较“普通”的行文加以提炼以成为相对扼要整齐的章节，陈桐生在研究上博楚简的《君子为礼》等篇时早已提出此种可能，颇有见地。见陈桐生《从上博竹简看〈论语〉的编纂特点》，《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然另有一些句子（同见例一彼章），则是《孔子曰》比《论语》整齐、对称，反似是前者经过修改的。若果真可以如此分析，且两种情况偶见于同章之内，则只能意味着《孔子曰》与《论语》间没有直线方向的关系，而是各有所承且盖并非其语录原貌，或多或少都是经过修改的。
（3）《孔子曰》亦有行文较近于《孟子》中的章节而与《论语》相应者反而悬殊（例二彼章），因而如果《孔子曰》的编纂时间果在《孟子》之前，则此种传本《论语》未收的同事异录，该是渊源有自，孟子盖见到与《孔子曰》相类的、有部分重复而又不全同于《论语》前身的另一种不同孔子语录文集。若然，则《孟子》所引到孔子的话与《论语》不同者，至少有一部分并非孟子（或《孟子》编撰者）自己任意改述（尽管亦有为了自己的行文考虑而稍微修改或省略之处），而是引自此种先存文集的。
（4）《孔子曰》亦有与安大简《仲尼曰》篇行文相同而与《论语》又相异的一章（例四），不但可证成《仲尼曰》的真实性，亦可说明《仲尼曰》的性质虽与《孔子曰》不同，然两者显然亦都是渊源有自。笔者对《仲尼曰》所下的结论是“《仲尼曰》各条几乎一律比传世文献中相应的章节简略而扼要，而将此视为摘录的结果无疑可以算是一种最为合理的推测”，见拙作《安大战国竹简〈孔子曰〉初探》，收入《第三十四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国文字学会、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2023年6月，第171—188页。另外已有其他学者得过相近的结论，认为《仲尼曰》是某种摘录本或节选集，如周翔《从安大简〈仲尼曰〉谈论孔子语录类文本的相关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22年冬之卷；陈民镇《论安大简〈仲尼曰〉的性质与编纂》，《中国文化研究》2022年冬之卷。王家嘴《孔子曰》则与之不类，并没有摘录或节选的痕迹。
（5）《孔子曰》亦有未见于《论语》而出现于传本《礼记》《大戴礼记》之例，其中有基本相同的（第五例与《杂记下》），亦有后者所节引而借用的（第五例之于《礼器》、第六例之于《礼运》及第七例之于《保傅》［及《孟子》］）。可知《论语》以外散见于二戴《礼记》各篇及其他早期传世文献中的若干简短语录，至少有一部分是性质与《论语》及《孔子曰》此种孔子语录文集所收相同且内容有部分重复的。假若《论语》与《孔子曰》确实都来自弟子所记的孔子实际语录，则《礼记》等书所见者亦该有不少可以视为同样有权威性的孔子语录，尽管同时亦多有后学所虚构的孔子对话焉。
（6）与前条的情况相同，《孔子曰》亦有与《左传》相应而未见于《论语》的一例（第九例第二章），亦可以从此而得知《左传》编撰者所引述孔子之事及孔子之语盖并非虚传。然是《左传》编撰者节用先存的孔子语录文集，抑是《孔子曰》编者发挥已有的历史记载，目前尚难以定论。
（7）《论语》等传世文献所见弟子或其他人之语，于《孔子曰》则或当孔子自己的话，如第九例首章孔子对宰我之答，《论语·子张》则引作子夏的话，于《晏子春秋》则出自晏子之口。或者是传本误将弟子传述的当弟子原创之语，或者实为古代传语而亦非孔子原创；第三例第三章及第七例的情形或乃与此相同。此种竹书与传世文献（或竹书彼此间）发言者的出入，其他出土文献已偶见，如安大简《仲尼曰》两次将他文所归为曾子的话当仲尼之语；或上博简《季康子问于孔子》所见臧文仲之言，同批简〈从政〉篇则仅冠以“闻之曰”且与似多源自孔子的其他语录同列；皆是其例，且或亦出于类似的原因。固然，有时也可能是出土文本干脆将弟子的话错误归为夫子之语而已。
（8）《孔子曰》几乎每章皆冠以“孔子曰”，而传本《论语》则除了〈季氏〉一篇之外皆仅冠以“子曰”。《论语》或其前身若主要是给门内学人用的，则明目其夫子为“孔子”并无必要；《孔子曰》之采用明确带姓的“孔子”之称，不知是出于其门外流传的考虑与否。然“子”与“孔子”两种称法，均仍适合门人采用，与外人所称的“仲尼”有别；从此点来看，亦可以看出王家嘴《孔子曰》之于安大简《仲尼曰》不同性质的一斑。
（9）从编纂的角度而言，《孔子曰》与《论语》亦皆有题目方面物以类聚的现象，如《论语》的《里仁》《为政》及《孔子曰》第三例当中，各有若干以孝道为重点的章节集中于一处。然而同时，二者也均能见到许多不伦不类的组合。题目相同之处，《孔子曰》与《论语》间也有其章节彼此部分相同且部分相异者，可见其编排的标准亦有同有异焉。
（10）总体而言，《孔子曰》一方面有许多章节与《论语》大致相同或几乎一模一样，另方面亦有完全不见于《论语》之章节及一些与《论语》内容相近而行文不同者，然其皆为孔子格言或孔子与他人的短略对话形式则一也。若仅以上面第三例为例，其第一、四、八等章与《论语》相当之章基本相同；第二章相对于《论语》有多余的内容；第五章则《论语》反有多余的内容；第七、八两章为《论语》一处所合并的；第六章于《论语》中无行文相同但有内容相近的；第三、九、十等章则均不见于传本《论语》。短短一段之内，各种情况均见，可见《孔子曰》与《论语》关系的复杂性。此皆意味着《孔子曰》与《论语》实为同类且有共同来源的孔子语录文献，然而具体章节的取舍不同，似乎当时并未见像汉代以后《论语》那种定本的孔子语录文集。另外一种值得留意的问题，则是《孔子曰》的章节究竟见于《论语》的哪几篇，是否与《论语》的分布情况相对均匀？以目前所公布简而论，与《孔子曰》基本相同或相近的章节见于《论语》的《先进》（例一、二及例三第七、八两章）、《里仁》（例三第一、二、四、八等四章）、《宪问》（例三第五章）及《雍也》（第五例首章）等四篇；与之意义相近但行文比较不同的则见于《阳货》（例三第六章及第七例后章）、《宪问》（第八例）及《子张》（第九例首章）等三篇（《阳货》彼两章，前者似为同事的不同记录，后者则似是同一记录而经过修改润色的；《宪问》彼章似亦或是孔子两次评价的不同记录；而《子张》彼章则将竹本孔子的话引作子夏的话）。不过，今所公布简还不到全套书的十分之一，因而目前尚且无法从此而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从以上的种种情况来看，王充对《论语》形成的说法大致可信。鉴于战国期间确有如此不同却多见重复的孔子语录文集并时流传，可见其间的种种孔子语录盖是渊源有自而并非后学虚构，《艺文志》所谓“当时弟子各有所记”而后来“门人相与辑而论纂”之说，仍属可能性最高的假设，即是说《论语》与《孔子曰》大部分的章节确实都源于孔子弟子的实际记录。只不过其间或有所言内容相近而下言时间、对象不同，以致记录行文相异的，而同时亦难免有经过后学修改、润色或有所加减以导致行文之不同者焉。再加上诸位门人编纂的取舍及编排标准不一，不同的孔子语录文集乃从此而生。王充谓“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勑记之时甚多”以致成“数十百篇”，然“汉兴失亡”而后来仅发现其中一小部分，从中才逐渐定出传世本《论语》此种说法，今从此一新批出土材料，实已得到进一步的证实。王家嘴《孔子曰》的发现，实在是无法低估的，使“失亡”两千多年的许多孔子语录重新问世，确实可见“天之未丧斯文也”，不亦乐乎？
作者简介
顾史考（Scott Cook，1964—)，男，生于美国底特律市，密西根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中文博士，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YaleNUS College）陈振传汉学研究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战国时代思想史及出土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