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访陈道明

陈道明是近年来活跃在影、视、歌坛的一颗光彩夺目的艺术明星，他的个人演唱专辑《宽恕我的爱》曾引起轰动，为纪念世界电影诞辰一百周年，又与刘晓庆等著名影星联袂录制了音带《爱在百年》；最近，他主演的25 集电视连续剧《上海人在东京》已经推出；他的又一银幕新作《舞潮》也将上映。正值艺术上趋于成熟的陈道明，以旺盛的精力、执着地投入在艺术创作活动中。他天南海北、行踪不定，许多公众场合难得见到他的身影，当得知陈道明在陕西合阳参加拍摄新片《桃花满天红》时，我们从西安出发，驱车二百多公里，赶到影片外景地。

他像磁石一样，能把周围的人吸引住

冬天的合阳，显得空落落的，西北风放肆地在原野上刮着，不时将道路两旁的枯叶卷起。

我们来到《桃花满天红》摄制组下榻的合阳县招待所时，已是中午时分。里面人走楼空。据一位留下来的司机讲，摄制组人员都开到50里以外的沟里去拍戏，中午也不回来吃饭。我们请他当向导，带我们去拍摄现场。他说没去过那儿，不知道路。无奈，我们只好在招待所干等。

夜幕降临了，风刮得更紧了，摄制组的人还没回来。那天正巧停电，整个大楼一片漆黑。我们在房间里呆不住，就跑到院子里转悠。八点左右，忽然传来汽车喇叭的响声，迎上去一看，摄制组的大轿车已驶入招待所大门，剧组人员个个风尘仆仆、疲惫不堪。我想借着灯光辨认出陈道明来，很遗憾，瞅了半天，也没找见他。

服务员给每个房间都点上蜡烛，演员们稍加梳洗，便去吃饭。应编剧芦苇的邀请，我们和摄制组的人共进晚餐。由于他们带着发电车，饭厅显得亮堂起来。我们和芦苇、李琳(《桃花满天红》的女主角) 等人围坐在一张饭桌前，我开始用目光在人群中搜寻陈道明，终于发现他和导演王新生坐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只见他身披一件棉军大衣，肤色翻滚，留着寸头，头发上蒙了一层黄土，频像当年的插队到青。我很难把眼前的他跟荧屏上尊贵、威武的未代皇帝和风流、儒雅的方鸿渐划上等号，透过陈道明的外貌，可以想象出他这段拍片生活的艰辛。

饭端上桌后，陈道明蓦地站起来，从从容容地走到大伙面前，手握麦克风，当起主持人来。他道完开场白后，在座的不知谁喊了一声：“请陈道明唱首歌好不好?”“好！”大家异口同声地溅着，并鼓起掌来。陈道明爽快地用他那优美的男中音唱了起来，一曲唱罢，陈道明就邀请别人表演，若有人不上来，他就动手去拉。从始至终，陈道明毫无倦意，充满了活力。他的表情时而严肃，时而滑稽，话语妙趣模生又十分得体。在他的鼓动下，摄制组的人纷纷走上前唱歌演小品、耍口技。在欢声笑语中，消除了疲劳，得到了放松。此时此刻，我感受到，陈道明是一个极具个人魅力和感染力的人，他像磁石一样，能把周围的人吸引住。

《桃花满天红》是一次艰难的创作

饭后，执行导演付小健把我们介绍给陈道明。

“今晚您有空的话，我们想跟您聊聊。”我们试探性地提出要求。

陈道明面带歉意说：“对不起，我要赶写个东西。明天上午咱们去拍摄现场谈吧。”

估计到他的忙碌和劳累，但也听说陈道明历来不愿接受记者采访，所以心里七上八下，不知这次采访任务能否完成，该不会是对我们应付一番吧?

谁知那天半夜天公不作美，竟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第二天还没有停。在外景地拍戏跟种庄稼一样，得看天色行事。没法子，摄制作组只好在招待质里休息待命。

上午十一时许，我们同行三人敲开陈道明的房门。那天，他穿了一身墨绿色的运动服，上面罩了件白马甲，显得容光焕发，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他面带微笑，请我们坐下。陈道明的热情像一股暖流，驱散了我们的陌生感。他的房间收拾得整齐清洁，案头上摆放着提开的书和笔记本。

“说说您是怎样走上银幕的吧?”我单刀直入。

陈道明摆了摆手：“这种问题提得太多太滥，一再问满员的年龄、身高、腰围，像搞个人履历。咱们还是内行点，跟朋友一样，随便拉拉话。”

看来，陈道明没把我们当外人，而是视为电影圈的同行，愿意和我们深入交谈。

“听说您接戏前总是严格地挑选剧本，您选剧本有什么标准?”我不失时机地问。

“我选剧本主要看基础。它首先得是一片沃土，这样戴上种子后，经过浇水施肥，才能结出硕果。”陈道明以信手拈来的比喻回答。

接拍《桃花满天红》时，他的这种严谨的作风充分表现出来。《桃花满天红》是芦苇根据贾平凹的反映旧中国二十年代皮影艺人生活的同名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的。先被张艺谋买走了拍摄权，但不知因何故，没把它搬上银幕，让给了王新生。王原来在《黑炮事件》和《棋王》中担任摄影师，《桃花满天红》是他执导的第一部影片，与此同时，他还兼作制片人，起初，王新生就想让历道明担纲主演，但又心存顾虑，怕他不答应。摄制组的编导人员，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到了北京，给陈道明家打了个电话，当时他不在，是妻子杜宪接的。杜宪听了剧情简介后，觉得还有点意思。陈道明回来看了剧本后，挺感兴趣，主要是男主人公满天红对他很有吸引力。满天红却是个走乡串村的“皮影”戏子，不光土，还带点匪气。然而，他认为满天红这个人物还不太丰满，有点英雄化，性格不够鲜明，建议把满天红和剧中的男二号狗二嗜赌成性，可人很有趣，敢做敢为。征得芦苇同意后，陈道明也参加了剧本的修改工作。剧本改定后，他才接了戏，开机前正式签了合同，前前后后历时二十余天。

《桃花满天红》中满天红遭受姚家大刑折磨时，被头朝下吊在碾子上方的刑具上，驴拉着碾子转圈，他的手还得扒在碾子上，跟着动。这样吊上一回，便头晕恶心，可陈道明先后硬是被吊了几十回。与桃花的一场约会，原定地点在岸上。陈道明认为在水里约会，更能体现男主公的性格特点。于是，他毅然下到冰冷的水里，一泡就是半晌，冻得瑟瑟发抖。

对此，陈道明认为：“这片子是拍得比较艰难。我不是指生活。其实生活苦点也没什么，我们哪个人不是玩砖头瓦块长大的。主要是拍摄过程中为了遵循创作规律、追求真实、沟通和统一艺术观念而花费了不少精力。”执行导演付小健评价陈道明的表演时说：“此人极聪明，悟性很高，即兴表演特别多，现场常出绝活。”

“您这次主演《桃花满天红》是否想到争取获奖?”我有意发问。

“我挺注重过程，不太注重结果。在执行过程中，不走正经的艺术，一味地追求获奖，就容易急功近利，不择手段地搞歪门斜道。我认为只要自己尽力了，哪怕失败了，也哈哈一笑。”

陈道明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视表演艺术为生命，却淡泊名利。他说：“我一直回避记者，从不当佳宾，拍片之外的事一般不介入，在北京，演艺圈的人聚会时，我几乎也不参加，不爱凑那份热闹。”

“听说您和《桃花满天红》摄制组的工作人员相处得很融洽。”我的同事见缝插针。

“我一向很尊重普通工作人员。”陈道明满怀深情地说，“化妆师为我们作包装，场工们默默地为我们服务。他们承受着各种压力，没有机会出头露面。稍有差错，就要遭到训斥，偷一下懒，也会被指责。实际上，谁还不偷个懒，我们自己有时也偷懒。这些人为了什么，还不是围绕着我们在辛苦。我们当演员的名利双收，更应该尊重工作人员。每拍完一部片子，我都要请他们吃一顿。毛泽东永远穿布鞋，小痞子没准穿名牌。在家里、在路上我们可以挺胸抬头。在工作中，大家的地位是平等的，我们没有理由趾高气扬。”

冷静地对待自己扮演的角色

陈道明1955年出生在天津市，从小就喜爱文艺活动。1977年他进入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演过《报童》、《屈原》、《蔡文姬》等话剧。1979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师资班。毕业后在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当演员。1984年，他首登银幕，在《一个和八个》中演锄奸科长，不久，在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中演曹铁强。1986年，他先是在影片《八旗子弟》中饰没落旗人乌世保，后又在影片《西太后》中饰同治皇帝，演技日渐娴熟。陈道明在《末代皇帝》中把溥仪表面上盛气凌人，内心却十分空虚，面对清王朝的即将崩溃“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态展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因而捧走第九届电视剧“飞天奖”最佳男主角奖。继而陈道明又主演了《樱花梦》和《围城》。

“您把《围城》中的方鸿渐简直演活了，许多知识分子都很喜欢您塑造的这个人物。”我真诚地向他表示心中隐藏已久的祝贺。

“主要是那班演员不错。”陈道明回忆说，“大家的创作状态特别好，基本上不看剧本。根据小说往下拍，大伙儿既认真又不严肃，一严肃就理性啦，鲜活劲就没有了，现场发挥的思维就会被扼制住。”

陈道明主演的《一地鸡毛》也得到了人们的交口称赞，这部电视佳作有很高的收视率。

最近，陈道明一改往常的戏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舞潮》中扮演了一个反面角色——上海最大的汉奸头子丁默村。

“人们都说您演啥像啥。”我的同事随口冒出了一句。

“作为演员，我觉得演什么像什么并不难。每个演员都有一个死角，永远会有一部分人褒你，一部分人贬你。一些人有一种本能的生理性抵触，茶余饭后，会把你大骂一通，艺术不可能达到一种完美。最容易的是今天演皇上，明天演乞丐。最难的是今天演物理老师，明天演化学老师，因为这不好区别。”

“您对自己的哪个角色最满意?”我落入俗套地向他发问。

“我从不看自己拍的片子，家里也不存这些东西，认为都是给别人看的。”他答得干脆。

不要把演员捧得太高

不知不觉，我们把话题扯到演员上。“很多记者把演员写得不真实，只报道好的一面，一味地吹捧。其实，演员身上有很多毛病，有成就的演员也一样。可是不出人事问题，矛盾就不会被揭露。有些杂志明星就是吹出来的，他们没拍几部片子，只因形象好，就被称作名演员。应该像写普通人那样写一个演员，既要吹捧，又要批评。演员不光自我吹嘘，还得作自我批评。有人把自己吹得超出能力范围，也不觉得心理不平衡。一提到弱点，就不高兴。明星只能让人说好，不能接受不字，”这时，陈道明情绪很激动，声调也提高了，“记者把演员看成缪斯，演员也把自个当成神，神来神去，谁当小鬼。人人都是太阳，我倒觉得月亮值钱。毛主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演员演一部好戏不难，一辈子演好戏不容易。”

“您这话好像在其他地方也讲过，”我插了一句。

陈道明笑了笑：“这是我的口头禅。”

他继续往下说：“不要用神的标准去要求影人和艺人，他们有自己辉煌的一面，也有窝囊的一面。如果有好的条件、好的机会，就能出许多明星。不少人都说演员是一种事业，我始终不同意这个看法，我认为它只是一种职业，我不相信中国仅有十个或二十个好演员，心想换上另外三十个人，也会把他们替下来。”

陈道明沉思了片刻又说：“演员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明。山外有山，在这一行干得好，不过是赶上了好机会。有了机会，又有能力把握，一颗新星便诞生了。北大中文系出来的不一定是好作家。”

“演员的职业性质特怪，今天还鲜为人知，明天便出了名。有人伊伊呀呀了一辈子，到头来什么也不是。北京人艺有很多优秀演员，他们却生不逢时。影视跟舞台表演和杂技没法比，他们的功力非一日之寒。所有演员行当中，唯有影视演员机会主义最严重。”讲到这里，陈道明的情绪渐渐稳定了，他用平缓的语气说，“我对这一行持冷静的态度。我知道自己有无能的死角，只不过在一方面有些雕虫小技。我的邻居、朋友见了我常说他们的小孩漂亮、聪明，问能带去演戏吗?”这时，陈道明的嗓门忽然又变大了，“我父亲是外科医生，常给人动刀子、作手术，从没听到有人对他说，自己的小孩漂亮、聪明，能带他上手术台吗? 所以，演员不要把自己摆在神的位置上，否则，永远会被光环笼罩。”

听了他的一番见解，我们的话题又转到读书上。

“我是读了一些书。有些记者把读书写成演员的业余爱好，这我不赞成。人一生下来，就应该读书学习，好充实自己。”他指了指桌子上的东西说，“我现在正看《胡雪岩》这个剧本，我的工作就是读书，怎么能说是业余爱好呢?”

我们赞同地点了点头。

谈到今后的发展趋势时，我们问他是否想当导演。

陈道明回答：“没干成的事，我先不声张。我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实现理想。”

《桃花满天红》杀青后，陈道明立马回北京拍摄20集电视系列片《胡雪岩》。紧接着，他想制作一部反映大骗子故事的影片。该片将由日本一家公司投资。另外，影片《二泉映月》也已列入他的创作计划，该片的大部分镜头可能在美国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