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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妇男们度过了一个繁忙的春节

家庭妇男们度过了一个繁忙的春节

家庭妇男们度过了一个繁忙的春节
家庭妇男们度过了一个繁忙的春节

中国家庭中,往往由女性承担大部分家务。热衷做家务的男性,则会在日常生活中被戏称为“家庭妇男”。

“妇”字作为“男”的前缀,暗含女性才能和家庭绑定的偏见。这个春节,一群男性决心打破传统性别角色的框架,成为家中家务的主要承担者。他们承认不同性别在社会上处境和待遇的不同,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尝试站在女性所处位置,承担往常被固定为她们的家庭分工。

这些想要改变自身的男性,以家务作为最小单位的性别平等实践,要求自己不再回避劳作。他们站在传统男性气质的对立面,试图超越性别经验的局限,用行动消弭隔阂,建立共情。

家庭妇男们度过了一个繁忙的春节

不回避家务,男人的第一个繁忙春节

用一把剪刀将泡发的海参从腹部剪开,到距离顶部0.5cm处停下,再用手指掏出沙嘴处的污泥,注意尽量去掉里面的石灰味。正在读土木工程研究生的吴骏泓,依照网上的指示图,在厨房细致处理每一颗海参。这一步骤需要非常小心,如果沙嘴被不慎弄破,泥沙就会溢出,使整个海参变得牙碜,毁了这道团年饭上的主角。

大年初二,吴骏泓耗费了两天心力,终于把海参煲端上餐桌,却觉得满心懊恼。前一天晚上睡前,他和父母说好今天的饭菜仍由他主导。上午收拾完房间后,他本打算睡个午觉,下午四点前起床将海参煮好,没成想一觉醒来已是晚上六点。当他惺忪走向厨房,爸妈已经开始清洗蔬菜,原本该他处理的萝卜糕也已摆盘切好,前来聚餐的外公外婆早已在客厅等候。

往年春节家庭聚餐,如果不外出吃年夜饭,都由吴骏泓的母亲主厨,吴骏泓只是和父亲一起打打下手。这个春节来临前,他决心改变这种境地。先从要求自己开始:要主动参与家务,还得是家中家务的主要承担者。他要求自己,如果要做饭,就不能只做饭,还要承担饭后所有的洗碗、清洁厨房和餐桌的工作。

挫败感在心中蔓生开来。第一个由吴骏泓主理家务的春节,最终还是由母亲和父亲在他午睡时包揽了部分工作。

醒来时,吴骏泓意识到,已经赶不上往常的饭点了。他急忙将提前泡发的海参、鱿鱼、瑶柱放进砂锅,之后按计划用大火煮十五分钟,而后转小火焖一个多小时……六个菜做好,海鲜、鸡肉、羊肚菌混合的香气飘溢满屋时,已是晚上八点半,比前几天晚了两个半小时才开餐。这都是因为自己足足睡过了两个小时——想到这,吴骏泓心中的挫败发展为对自己的恼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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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大年初二,吴骏泓做的晚餐

下午,父母没有坚持叫醒熟睡的吴骏泓。他们把前两天吴骏泓的辛苦看在眼里。年三十,他包揽了团圆饭,在餐桌上端来佛跳墙和豉油鸡等丰盛菜品。第二天大年初一,亲戚们从外地来广州拜年,吴骏泓又做了八个人的晚餐,还负责餐后洗碗和清洁的工作。

吴骏泓算过,这几天每顿中晚餐,他都要花费至少3小时。做饭和饭后清洁,各需花费一个半小时,遇上复杂的菜肴则耗时更长。一份从制作红糖水和处理籼米粉开始制作的年糕,就需要将和好的面团熬煮3小时,待流体凝成固体,大半天就过去了。

“你会当家了。”春节的餐桌上,听到外公外婆的夸奖,吴骏泓却没有十分欣喜。他感觉自己只是从一个“不及格”的男人成长为“及格”,“从四五十分到六七十分”而已。过往春节,他的父母——主要是母亲——经年累月地操作着这套流程,却基本不会得到赞赏。

真正照着网络上的菜谱学习做饭后,吴骏泓发现做饭没有自己曾想象的那么困难,他觉得,自己应该更早就参与并熟悉这项家务,而不是“现在才来补课”。

从小学开始,作为男孩的吴骏泓就承担着家人的清晰预期:安心读书,其它事都不用管。春节时他就曾注意到,吃完饭后最松弛的时段,自己能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妈妈则会被姥姥和姥爷叫去洗碗。

后来读中学,他有一次想要尝试洗碗,被姥姥拦下,劝阻他:“你不用洗,反正洗也洗不干净。”好像男孩做家务是不被鼓励的事。少时的吴骏泓在朦胧中有了这样的想法,也怀疑自己真的做也做不好,他也就渐渐不做了。

作为双职工家庭中的孩子,吴骏泓从小就发现父母工作繁忙,家中家务最开始由外公外婆包办,后来则大部分转移给雇工。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经济结构转型,经济萧条及国际竞争加剧。美国政府削减了一系列福利,阶级差距扩大,中产阶级停滞,社会下层持续坠落。曾经在家的女性大量外出工作,且男女双方的工作时间都越来越长,最终,社会变迁下的家庭内部出现“照料危机”。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肖索未在《职场妈妈不下班》的译后记中写道:“在今日之中国,我们经历着类似的照料危机。市场改革以来,公共服务缩减,家庭被期待担起重任,但在现实中不堪重负;工作时间越来越长,留给家人的时间越来越短。”

家务,是私人家庭生活与宏观社会变迁之间理解的桥梁。参与家务,是大多数男性触手可及的性别平等实践的第一步。在今日社会,想要改变自己的男人们在这个春节聚集一起,试图从最具体的实践中进行推动性别平等的努力,与传统男性气质相搏击,在自己身上克服自己。

这个春节和吴骏泓一样决心改变的男性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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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付檐军在买菜

32岁的付檐军蓄着长发,年初也让自己度过了一个繁忙的春节。没有返乡的他,在出租屋作为家务主理者招待同事。同事说想吃啤酒鸭。付檐军在除夕上午跑到周边的菜市场、超市,发现鸭子全部售罄,他又骑单车跑了几个地方,才在离家较远的超市买到一只鸭子。抱着蔬菜、家禽和饮料回家时,他感受到采购对体力的要求。也是那个上午,他突然意识到:抱孩子等许多家务,实际上都是重体力活。

这引发了他更加深刻的思索:“很多职业,男性都以体力为由排斥女性,但很多重体力家务我们视而不见。就很矛盾。体力什么不过是个借口罢了,重点是以体能为由排斥女性的职业能让我们得到好处,而重体力家务我们却推给女性,因为这对我们没有好处。”

付檐军将这段感悟发在了群聊“男性现代化”中。一位男性成员立即附和:“ 男性不能做家务、做家务太娘,就是对男性的规训,导致妻子家务劳动不堪重负。”

这个名为“男性现代化”的群聊建立半年,聚集了66名成员,几乎都是男性。他们在社交平台上也开了账号,介绍自己为:“一个男性学习性别平等知识、反思自身性别红利的社群”。

付檐军是群主,也是社群创始人。除夕前两天,他发起了一个活动,邀请群员们在春节进行“家务打卡”,每日在群中更新家务笔记,同时共读书籍《职场妈妈不下班》。这是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关于职场父母婚姻中家务分配的著作,作者以故事的方式,分享了几对夫妇因家务分配而产生的冲突与改变。

付檐军在一场读书会上接触到这本书,了解到“第二轮班(The Second Shift)”的概念。“上班的时候你在干活儿,当你回到家,还是干活儿,然后你再去上班,继续干活儿”,这个概念由书中一位受访的女性首次提出。她发现,“家庭生活”这个本应和工作区隔开的生命经验,在现实中却化约成了另一种“上班”。家务就是职场女性下班后的“第二轮班”。

这个春节,付檐军决定以实践加共读的方式,让更多男性了解到家务中的性别现实,推动改变。

日常生活中,热衷做家务的男性,被人们戏称为“家庭妇男”。付檐军认为,这个称呼本身就是对女性的冒犯,“它强化了家务劳动和女性的绑定。我想要鼓励男性打破传统的男子气概,超脱传统男权对我们的绑架,建立一种更加多元的男性气质表达。为什么做家务就是男子气概受损?为什么家务是独属于女人?”付檐军想把这样一群男性,称为“现代化男性”,这也是他群名的来源。

倡议发布后,他没想到,向来响应者了了的社群活动竟迅速引来多人报名。

进入以往女性的角色后,读人文专业的大四学生饶青逸真正意识到:“家庭里的男性和女性,过的不是一种家庭生活。”对于男人们而言的休假,就是女人们的“第二轮班”。

他也度过了一个与以往全然不同的春节。往年他除了洗碗不做家务,感觉每天的时间“几乎是完整一体的”。在这个阖家团聚的假期,他可以一直做自己的事,读书、上网、休息,只是中间穿插着吃个饭。开始主导做饭、清洁等家务后,他发现自己的时间被切成几近于无的碎片——这正是以往母亲每个春节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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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成为的男性

把厨余垃圾袋抽出垃圾桶的时候,付檐军发现垃圾袋破了一个洞。脏臭的液体从袋里漏出,又从密封不严的垃圾桶里外渗。

要给破损的垃圾袋外套一个新的袋子,否则就会在楼道上漏出一路脏水。还要把满是厨余渗液的垃圾桶清洗一下。接下来要做什么他都知道,但付檐军还是感到自己“全身每个细胞都在抗拒”。家务中意外出现的肮脏,有时会让他抓狂。 

小时候,付檐军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作为留守儿童的他早早开始承担家务劳动。为了读书,他后来陆续在三个亲戚家寄养,看见日常的家务活,包括脏活累活,都通常主要由姑姑等女性成员承担。

“如果之前没有怎么参与刷马桶、打扫洗手间卫生间的伙伴,建议春节一定打扫一次。家务中也是分等级的。价值评价高的、娱乐性的、非日常的通常是参与家务男性乐意选择的,陪孩子娱乐、锻炼,做饭。而肮脏的、琐碎的、日常重复的,如刷马桶、换尿布、洗衣服等家务,通常男性更不愿意承担,甚至觉得有损男子气概。”受到自身经历启发,付檐军又在群里发了一条公告,邀请成员们承担更加肮脏、琐碎、日常、重复的家务,过了几分钟,他又补充道,“多刷几次马桶,我们就会怀疑站着尿尿的合理性。”

饶青逸的除夕,就在打扫中度过。进入父亲独自居住的房子时,他再次被肮脏震惊。茶几上堆满杂物,窗台、地板上,全是灰尘。饶青逸打算开工时,又发现“啥都没有”。拖布、簸箕、洗瓷砖的清洁剂,他都得临时一一购买。 

这个景象他不陌生。饶青逸还记得三年前大一寒假时,回父亲家看见的场景:白色的马桶内壁已经变得很黄,不知多少年没有刷过。卫生间的地砖上,重叠着厚厚的黑渍,是父亲从外面回家穿着鞋子直接走进去,经年累月留下的脚印。当时他也临时购买了拖把和消毒水,不知为何如今又遍寻不见。 

冬天,父亲会在卧室里放一盆水缓解室内空气干燥。只是这盆水只要放进去,就再也不动了——直到第二年冬天。去年的水已经干掉,父亲也不挪走不清洗,又重拿一个盆,再接了水放在那里。如此下来,房间里的盆越堆越多。

自从自己二年级父母离婚,母亲搬出家后,父亲就一直一个人居住。前几年母亲还去做做卫生,饶青逸初中后,他的母亲基本就再也没去过。父亲好像从不打扫,“地不扫也不拖,洗手池马桶都不清理。”饶青逸说,他的父亲从事文博相关工作,算“半个学者”,是典型的工作狂形象,大部分时间精力集中花费在工作上。

家里到处都是书。客厅的沙发、茶几早被撤掉,放上父亲的书桌,桌上堆满书。沿着四面墙壁,立起6个双开门的书柜。连一个二十年前坏掉的冰箱,也被父亲用一个黄色杯子卡住门,在里面放上两摞泛黄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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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饶青逸在冰箱里看见父亲的书

在看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时,饶青逸看了十几分钟,就浑身泛起鸡皮疙瘩——里面那个生活简朴、离婚、不合群、偏执的学者形象,实在太像自己的父亲了。而生活在这样的人周围,“不是什么好体验”。

看见屋里厚厚的灰尘后,饶青逸跟父亲说句“我去买个拖把”,就出了门。他留意到父亲仿佛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这么多年,他已经不再会直接提起父亲对家务的疏忽,因为他理解,“这些事情对他来说都没有那么重要。”

买来清洁用具后,饶青逸用消毒水把卫生间地板的瓷砖一点点擦洗干净,又把早已发黄的马桶刷白。面对肮脏,他不像付檐军一样感到抗拒。他确实没有觉得恶心的反应,也认为如果自己在做此类家务时有不好的情绪反应,就属于仍未克服自己身上“有毒的男性气质”。他不希望成为一个不愿做家务的男性。

他也早已暗自决定,自己不要成为父亲这样的男性。

吴骏泓也不觉得做家务会有损“男子气概”,反倒是如果没有做好,就会对自己非常恼怒。他总觉得自己改变得太晚,“我的一些同龄人,小学初中就已经熟悉的东西,我现在其实才在补课。”

2022年,在一段恋情的契机下,吴骏泓接触到女性主义相关思想,又接连受到徐州等性别暴力新闻的冲击。在疫情期间的失业潮下,吴骏泓也发现自己身边那些失去生活费的同学,不得不外出打工养家。他逐渐觉察到性别与社会的不平等,开始为自己感到惭愧,“我除了读书啥也不会……高中只用想高考,大学只用想绩点、科研、文献,这个生活太狭隘了。”

在土木工程专业的学习外,吴骏泓开始自发学习社会学与女性主义相关理论。关注到工厂女工、农村女性等广袤的社会现实后,他越发为自己“中产阶级做题家”与“男性”的身份感到愧疚,感觉自己“确实活得太好了”。在对话中,他反复提及一种心态:“生而为男,我很抱歉。”

在一段时间的自我否定后,吴骏泓决定进行自我革新。他想要付出行动,去推进不平等的消除,推动社会进步,以缓解内心的愧疚与道德焦虑。他去社会组织做志愿者,去餐馆后厨洗碗。在自我改造初步完成后,他开始想要影响身边的人。他将革新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被冒犯;第二阶段是承认问题,对原罪感到愧疚;第三阶段是改造自己;第四阶段是影响他人。

涉过愧疚的海,吴骏泓远离了那个自己不想成为的男性。

在主导了一段时间家务后,22岁的刘宇飞也感受到自己巨大的变化。大年初三,看到妈妈一个人在家里摘菜时,他主动提出“我们一起吧”。放在以前,看到这个场景,他一定会继续无动于衷地看电视。菜快摘完的时候,妈妈又像往常一样劝阻他说“你去玩吧”。刘宇飞没有迟疑,又坚持强调了一次,“我要先把它弄完。”妈妈露出惊讶的神色,夸他,“你越来越懂事了。”

刘宇飞腿部有些残疾,有一些运动受限,父母也在他儿时离异。上大学时,母亲曾说,希望训练刘宇飞成为她的“战友”,但刘宇飞感觉自己幼稚懦弱,只会逃避,只能被动接收母亲的指令。这一刻,他终于感到,自己确实成为了母亲的“战友”:从家庭事务的旁观者、协助者,变成真正主动的参与者。他感到性别平等实践原来没有那么困难、宏大,“不一定非要改变整个社会的偏见,而是可以从最亲近、最轻松,甚至我们原本职责之所在的那些地方开始。”

这种实践还让刘宇飞看见一个最触手可及的意义:用自己的情感与力量支撑身边最近的那个女性,消除一个具体女性身上的部分压迫。真正的平等不在远方,在最亲近之处,“家务就是最小单位的性别平等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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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平等

在和女友共同居住的7年里,金融行业从业者姜蛛枕一直做着更多的家务。女友刚来上海求职时,姜蛛枕目睹她遭遇了3次性别歧视,“这是她现在事业远不如我顺利的很大原因。”而与之相反的是,因为自己在职场上人际关系较好,一些因为生育而中断事业的女性前辈,将她们的经验传授给了姜蛛枕。最终结果是姜蛛枕连续几年晋升顺利。

姜蛛枕开始思考何为真正的“平等”。结果上,双方的家务工作量相同,就是平等吗?“我们经常能看到女性即使在事业上遭受挫败或者天花板,回到家后还要面对一堆家务,这样她们的情绪只会受到双重打击。”因此,姜蛛枕认为,事业发展更好的那方应该多做家务,这样事业较差的一方才有更多时间用来充电和修整,两个人相处时的情绪才能基本同步。而他自己作为男性获得了更多性别红利,就需要“主动用我的时间换她的时间,做主要部分的家务”。

不同步的情绪,会带来关系的磨损,“我因为爱她,所以想主动跟她继续同步”,这是姜蛛枕所践行的平等。

由于下班比女友更早,到家后,姜蛛枕会根据需求先买菜、做好切配,再由女友回来掌勺。公共区域,由女友进行吸尘,自己进行拖地和擦洗。卫生纸等消耗品维持和监督,也由姜蛛枕负责。

姜蛛枕拟了一个文档,做出表格,定期提醒自己留意是否需要采买。刷马桶等脏污清洁,都归他。垃圾桶也是他倒得多,因为出门时女友提包,他不提,倒起来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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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姜蛛枕的家务管理文档目录

在付檐军组织的群聊中,姜蛛枕时常分享自己学习性别议题的笔记及各类相关学术概念。什么是“男性说教”?为何男性期待女性去对他们进行性别议题教育,是一种“认知剥削”?什么是“隐形家务”?他的笔记中都有记录。男人们时常在群中一起学习与讨论。

这个春节,在洗碗时,吴骏泓总想起初中时,曾经被姥姥姥爷说“你洗也洗不干净”的那个自己。不知道有多少男性,在这种暗示下早早退出家务的领域,并把它视为理所当然?“反正你是男生,你也弄不好,就别弄了。”

吴骏泓想,不平等的社会分工,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规训下不断加固的。

如果回到过去,吴骏泓希望那个被劝阻的自己能坚持做下去。如果今天的自己遇到一个小男孩,他也会鼓励他去做家务,并给予正向反馈。他还要在合适的时候告知他,消除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也需要男性的努力。

在母亲家做家务时,饶青逸看见母亲与她的新任丈夫间,仍维持着和曾经的父亲间相似的分工。收拾茶几、扫地、拖地,仍然完全是母亲的工作,没有男人的参与。传统的性别分工在新的关系中依旧被不可撼动地复刻。

但饶青逸心中已有了更大的底气。在看了《厌女》等书籍,有了女性主义相关理念后,他成了男同学间“完全的少数”。听到同学发表性别歧视的言论,他会开玩笑式地说上一句,“你再继续说的话,小心我要打拳了。”结构难以撼动,至少可以从自己开始改变。

付檐军已经两年没回家了。辞去做了五年的高薪程序员工作,投身于低薪的性教育行业中后,父母开始贬低他的工作,要求他剪掉长发,说他“不男不女”。观念的分裂让他抗拒回乡。这次春节,付檐军没和父母通话,只发了一条拜年信息。

大年初四,付檐军要离开南京去成都旅行。出门前,他起来洗了个澡,将换下的衣服洗干净晾好,又在出门前检查了好几遍房间,确认是否带齐了东西,公共区域的垃圾尤其是厨余垃圾,是否都收好带走。

他想起在家过年时,每次出门走亲戚时,家里的男人们总是早早先出了门,在门口等待他的母亲。

母亲好像永远也忙不完。“你还在干嘛?”“出门能不能利索一点?”“快点呀!”男性家人们站在门口催了又催。

付檐军才反应过来,作为家庭内务的主理人,母亲并不是拖拉的那个,而是总需要在最后对家里的每一处细节负责。她需要检查家里每个房间的灯有没有关,燃气是否关好,是否有东西落下……这些劳动,男人们从来看不见,还责怪她拖延。

曾经,付檐军也是站在门口催促母亲的男人之一。现在他站在门内,四顾着默念细节,站在了母亲一直所处的位置。

第一次,他不再以旁观者视角看待女性。做着母亲所做之事的他,进入了母亲的第一视角——总是在劳动,从未被看见,一直被指责。相似的回忆不断涌现,付檐军意识到这个场景已经持续数十年,重复无数遍。他开始觉得很难过。

这个春节,许久未回家的付檐军突然很想念母亲。他为自己做了一道鸡肉猪脚炖笋丝。湖南盛产冬笋,这曾是他家餐桌上过年必备的一道菜,他已经两年没有在家吃过。

家庭妇男们度过了一个繁忙的春节

图 | 付檐军为自己做的炖笋丝

* 文中饶青逸、姜蛛枕、刘宇飞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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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罗方丹

编辑|温丽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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