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20日，原总参三部部长李涛上将在广州病逝，时年65岁。他是57位开国上将中的四位少数民族上将之一，是和李克农上将齐名的情报专家。
李涛原名李盛才，曾用名李湘民、李湘舲，1905年9月4日出生于湖南省汝城县延寿乡新坡村一个耕读世家，父亲李树鸿是晚清秀才，以教书为业。母亲简氏是瑶族。李涛是家中独子，7岁入本村私塾，9岁随父到延寿乡达德小学，后转到县立模范小学。他天资聪颖，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3岁时父亲病故，在祖母和几个叔叔的资助下，完成了县立模范小学的学业。1923年，李涛考入设在郴州的湖南省立第七联合中学，在郴州，他结识了他的革命引路人朱青勋。
1926年春，李涛入党后不久，组织安排他同朱青勋一起返回汝城县开展建党工作。不久，被派到衡阳(后迁长沙)湖南政治讲习所学习，结业后，被派往驻在常德的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宣传大队任宣传员，大队长是共产党员周逸群。1927年初李涛以湖南省总工会工人运动指导员的身份回汝城开展工人运动。同年2月，汝城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李涛当选为县总工会委员长，并兼任工人纠察队队长，他和中共湖南省委驻汝城农运特派员的朱青勋一起将汝城的革命运动推向高潮，享有“新湖南”之称。李涛的同乡朱良才上将（建国后任北京军区政委）曾回忆说：“李涛同志很早就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我在汝城搞农民协会的时候，李涛是汝城总工会的委员长，参与领导了全县的工人农民运动。那时他只有22岁。”
1927年8月，吴振民（黄埔二期生）、杨石魂、李芳岐（即李运昌，黄埔四期生，建国后曾任司法部第一副部长）等率领惠潮梅农工救党军由海陆丰地区千里转战到湖南汝城，与当地农军会合后举行汝城暴动，占领县城。根据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的意见，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陈东日任师长、吴振民任副师长、武文元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团，广东农军、汝城农军、其他各地在汝城的农军各编一个团。
8月15日，汝城土匪武装何其朗勾结国民党第16军47师突袭县城，工农革命军伤亡惨重。吴振民、林军杰、朱青勋等农军领导及数百战士壮烈牺牲。突围出来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四、五百人，在陈东日、于鲲、李运昌等率领下，与何举成、李涛率领的汝城农军汇合。9月，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何举成任团长，于鲲任副团长，李涛任一营党代表。9月下旬为配合湘鄂边秋收起义，二师一团先后攻克了桂东、汝城，建立了汝城县苏维埃政府。
11月初，朱德、陈毅率领着南昌起义的队伍到达崇义、汝城地区后，为保存力量，接受范石生部第16军47师140团的番号。期间，朱德与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取得联系，并要求二师一团也接受第16军的番号。李涛就是在那时第一次见到了朱德。11月底，二师一团在广东乐昌改番号为国民党第16军特务营。何举成任营长，黄文灿任副营长。12月底，朱德、陈毅率部准备南下与广州起义部队汇合，不料，广州起义很快失败，只得转到宜章参加湘南起义。
特务营因行动迟缓，加之黄文灿作了敌人的内应，在韶关女子学校遭国民党16军王甲本团的突袭，何举成等在突围时中弹牺牲。李涛、宋裕和（后曾任新四军后勤部部长、华东军区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建国后，曾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营房管理部部长、建筑工程部副部长）、范卓等逃出营区，参加过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就此全军覆没。李涛随即南下广州。不久，又前往香港，被留在中共广东省委工作，后前往上海，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1929年4月，李涛由上海到赣西南苏区，任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一大队指导员，期间，有一个连的国民党军连哗变投诚红军，被编为第二大队，李涛调任大队指导员。这个连原本是土匪出身，后被国军收编的，他们投靠红军也是暂避一时，不久便阴谋袭击第一大队叛变投敌。李涛发觉后，立即采取断然措施，拘捕了匪首，然后将两个大队进行混编。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教育和整训，使这支部队成为了一支真正的红军部队。此后，李涛历任红6军第1纵队3支队政委、第3纵队8支队政委，红3军第1纵队政委，红3军第7师政委。1930年，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李涛与师长陈伯钧率第7师参加了“前面捉了张辉瓒”的龙冈战斗。
这里有一段公案：究竟是谁捉了张辉瓒？通常有三种说法：一是王良的红4军10师；二是粟裕的红22军64师；三是黄公略的红3军，也就是李涛和陈伯钧率领的第7师。龙冈战斗是红一方面军4万主力对敌18师9000人的大歼灭战，红一方面军主力尽出，很难说清楚究竟是哪支部队活捉了张辉瓒。不过，笔者更倾向于另外一个说法：据当年红64师政委高自立在其所撰写的《悼北上抗日民族英雄寻淮州同志》一文中记叙：时任红12军34师100团团长的寻淮洲，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率部活捉了白军师长张辉瓒，并因功升任红12军35师师长。
1932年6月，李涛调任红五军团13军39师政委，率部参加南雄水口战役。后因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而被“左”倾路线领导人撤销师政委职务，调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红9军团政治部主任和政治保卫分局局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李涛调任中央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执行科科长，随军委纵队长征。11月上旬，红军进入汝城．有人提出要他回家看看亲人。李涛以军情紧急为由拒绝了他的好意，当他再次回到家乡时，已经是20多年后了。遵义会议后，红军进行整编，李涛调任军委二局（总参三部的前身）政委，他和局长曾希圣带领技侦人员，在四渡赤水时为中革军委提供了敌军的准确情报。不久，李涛调任军委纵队司令员，在中革军委的直接指挥下，带领军委纵队走完了长征路到达陕北。1935年11月，李涛调任西北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
1936年春，红军东征山西，李涛调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统战部部长。同年冬，李涛被派往西安杨虎城部做统战工作，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将原名李湘舲改名为李涛。西安事变后，周恩来派李涛前往陕南红25军74师郑位三、陈先瑞部，担任南路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红74师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向郑位三、陈先瑞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经过，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联蒋抗日的方针政策，要求红74师停止攻打蓝田，原地待命，准备接受新的战斗任务。之后，红74师改名为陕南抗日联军，开进临潼、宝丰地区，配合友军，阻止亲日派军队向西安进攻。1937年4月，李涛调西安红军联络处任处长。卢沟桥事变后，联络处改名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李涛仍任处长。1937年9月，李涛随董必武前往武汉，建立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并任处长。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衡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应邀参加。在会议上，蒋介石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的方针。为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蒋介石接受中共的建议，两党共同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1939年1月，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决定派叶剑英带领李涛、边章五等30多人前往南岳，参加干训班的教学工作。李涛在干训班任政治教官，讲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共的抗日主张及如何做群众工作等课程。不久，叶剑英调回南方局工作，李涛接任工作组组长和中共代表团团长，继续留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工作。
通过干训班，李涛等人在国军中广交朋友，扩大了中共在国军中的影响。1940年，李涛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工作。1941年回延安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后勤部经济建设部部长、军委秘书长、作战部副部长兼第二局局长等职，协助军委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叶剑英管辖二局（情报局）、三局（通讯局）、高参室等部门的工作，并参与作战问题的研究，成为党中央领导最为器重的活情报，活地图。在业务工作十分繁重的情况下，他还带领二局全体人员坚持一面工作，一面生产，渡过了抗战中最艰难的时期。
抗战胜利后，李涛任中央军委作战部代理部长。中央军委作战部的工作很繁重，当时不仅管作战，还要管情报、通讯、军务、装备、军训、测绘等。在军委副主席、代理总参谋长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身为作战部部长的李涛，在解放战争中成为中央军委首长的高级参谋和得力助手。1946年6月下旬，李涛组织军委一局编印了《国军战斗序列》，全面收录了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与各行营、绥署、战区、警备总部情况和15个集团军、91个军、251个师、特种部队、步骑部队、地方武装的番号、驻地、实力、隶属关系、主官姓名等，核定国民党军总兵力约为407万人。被毛泽东称赞为很有用处。
1948年5月，李涛正式出任军委作战部部长兼第一局局长。同年底，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李涛领着参谋人员经过计算，得出了这样一组非常喜人的数据：解放军兵力超过300万，而蒋军的兵力已经减少到了290万。毛泽东接到报告后，亲自为新华社起草了《中共中央负责人评一年左右即可根本打倒国民党政府》的电讯：“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关于李涛与李克农两个中共情报战线上的杰出领导人，民间一直有争论，究竟谁更厉害？其实这种争论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体，就如同左手和右手。李克农本身就是“龙潭三杰”之一，主要负责情报人员的选派潜伏、情报的获取、策反与反特，而李涛则负责对获取的情报进行分析判断，将有价值的情报提供给最高决策者，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就像会计和出纳，一个是搂钱的耙子、一个是装钱的匣子。这也正是1955年二人能同时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原因所在。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其所属机构由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迁往北平。李涛随毛泽东、周恩来到达北平，并参加了南苑机场阅兵式。10月1日，参加了开国大典。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从进军西藏到广西剿匪、从统一全军编制到建立各新军兵种……作为军委作战部部长兼第一局局长的李涛可谓日理万机，分身乏术。他除协助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参与组织编写了步兵操典、内务、队列、纪律等条令外，还兼任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工程学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校长，参与创办解放军测绘学校和总参谋部测绘局。
1949年11月1日，毛泽东手谕：“中央军委印信指即日启用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印鉴。一颗请李涛同志负责保管。”这足见李涛在军委中举足轻重的地位。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李涛的工作更加忙碌了，繁重的工作让年近半百的李涛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直到1952年，中央决定调比李涛年轻近10岁的张震出任作战部部长。
1952年3月，李涛回到“娘家”总参三部（情报部）任部长兼政委。针对三部工作性质的保密性、技术性高的特点，李涛提出对技术干部要实行“高门槛”政策。凡调来三部工作的技术干部，要经过严格审查和挑选。进入工作后，就不要轻易外调。他要求三部干部，要红在三部，专在三部，在三部干一辈子。李涛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他常说，除非在三种情况下，我决不离开三部：上级调不能不服从；犯了错误不能不离开；老死病死再也干不成。李涛忠实地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为我军的情报事业鞠躬尽瘁，直到离开人世。1959年，李涛提议由第一副部长彭富九少将出任部长，他只任政委。在工作中，他尊重和积极支持年轻部长和其他几位副部长的工作，后又提拔两位年轻局长当副部长，使三部领导班子后继有人。
1964年，李涛积劳成疾双目失明，于次年离职休养。1969年10月20日，身患重病的李涛被“疏散”到广州，1970年12月20日，李涛上将在广州病逝，享年6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