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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尘埃——东方神秘巫师的萌图来袭

作者:豫鉴历史

原创 禹公子

巫觋的形象,在史前文化物质遗存中得以体现。从旧石器时代对于死亡的模糊感应,到早期母系新石器时代的温和风格,再到奴隶制下作为统治阶级的神秘恐怖的形象,巫觋的职能、手段与形象随着社会物质条件的改变和社会结构的调整而变化。这些一一体现在,陶器的炭绘、玉器的样式,青铜的铸就和古籍的字眼之中。

壹 弁首:精明而疯狂的原始人

“ 原始人,是蜗居洞穴?饮毛茹血?嗜杀如命?卑微如泥?或是浑噩愚顽,不知生死? 皆否!”

在智力水平上,考古学研究发现,最后一次冰期以前原始人的颅骨脑容量,比现代人还要大。换句话说,将原始人婴孩带到现代,他(她)或许比现代人的婴孩还要机灵可爱。外貌形态上,原始人与我们几乎没有差别。如果有机会来一次外貌评比,原始人或许并不比我们更加沧桑,英俊秀美也是属于他们的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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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发明了“职业病”

在生活水平上,原始人时代不存在人口压力,广袤无垠的森林,丰腴肥沃的原野,四处奔走的野兽,都静静地在他们面前敞开胸怀。这群原始人,遵循着自然的本能和代代相传的经验,自由地游荡在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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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永远是诗和远方

仔细想去,谁又能说现代背负着房贷与车贷的人一定比原始人更加幸福?把我们脑海深处的偏见统统抛去,我们才能开始这次愉快的旅程。

在生物学进化论的维度,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数百万年的时间,不过是生物进化的一瞬,给生物结构带来的不过是细微的调整。但人类——这个进化过程上最大的异类,又何以在近几十万年,或者说近一万年农业诞生以后,或者更精确的,在近几千年里,超越这个星球上99%的生物?人类疾驰在超车道上,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想象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文明的现代体现为社会与法律的力量;在信息浩渺的远古,大部分体现为巫师的力量。

贰 总说:巫师——想象的物态化

海外,两个未曾谋面的人,说起都是中国人,便会自然而然心生亲近,互相扶持。这是因为他们都相信一个拟态的主体存在——中国。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现代大型“布巫”活动。从出生开始,我们便被灌输一些想象中的概念,这些概念实质上影响我们的行为与合作。靠着这种想象中的拟制,广阔的祖国间素昧平生的人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扩大开来,法律、宗教和世俗信仰都是一种想象。富勒对法律这样定义:“使人服从于规则之治”,这种确认规则存在,并以之为规范的思维,实则也是人下意识在脑海中的想象。

但是,精神上的想象必然有其现实中的物质基础。在现代,这种基础是公权力对个人力量上的不对等性以及充沛的物质生活条件。

而在远古,个人之间由于力量上的较对等性,这种想象上的联合就靠外在的巫师的行为与组织,内在的神明或者祖先的存在来实现。这个时候,巫师的行为不仅仅是一种现实性的庆祝活动,更是一种维系族群存在和神圣领域的宣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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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师在族群联合中作用不可或缺

叁起始:死亡是人类最早的启蒙

处于蒙昧状态的人,首先知道的,必定是供给其衣食的,他赖以存活的那个人。这个人通常是母亲。因此,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结构就理所当然的是母系亲近血缘联合体。这种对于母兽的依恋,是生物都具有的本能,这是生存法则下的必然。

但当死亡来临,生物会惊慌失措,而人类则会缅怀,会有历久弥新、历久弥珍的思念,这种情感也会成为族群存续的动力。曾子所谓:“慎终追远,则民德归厚矣”,正是对这种现象的表述。

这也是山顶洞人所奉行的。他们会在逝去之人尸体周围撒上红粉。这个过程中,想必伴随的是巫师的辅助安魂。甚至,下葬之人本身就是巫师血缘亲属。红色,在山顶洞人的“文化”里,具备不同一般的意思。这不仅体现在对死者的安魂上,还体现在日常生活的装饰中,后者为前者的外延。山顶洞人的考古发现里,有许多较规则的兽齿的饰品,这些兽齿穿刺口大多被人为染以赤铁粉。而这种含有特殊意味的兽牙装饰,应当是此时巫师的主要巫具。或许被认为是沟通死者亡灵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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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齐美观,经过仔细打磨的兽齿装饰

因此,早期母系族群里,巫师的形象主要在对死者的庄严统一的掩藏形躯和事后安魂的活动里体现。他是生者与死者沟通的媒介,承载了族群成员的情感寄托,往往成为了现实中族群生存活动的领导者。

肆火种:游猎采集下的诗意

水草丰茂,走兽丰腴,广袤的土地,这或许是展现在新石器时代原始人面前的图景。随着生产生活的复杂化,人类认知的扩大化——直接导致约七万年前的认知革命,巫师的行为开始从传统祭奠死者、勉励生者向外扩大,转向对自然万物的研究与模仿以及对人类生活的描述。这一形象转变的趋势,在新石器时代出土的陶器及其纹路中得以体现。而陶器本身,即水、火和泥土交融而发生奇妙的反应产物,或许正是巫师被赋予灵化的一大来源。当巫师将祖先与图像结合,早期的图腾崇拜便开始了,这种早期的图腾往往会和祖先相连。这一痕迹,在后世亦有体现。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之谓也。

1先古巫师之“器”

制陶术的发明,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事情。水、火和泥土的交织,最终汇成的是另外一种物质(至少在原始人眼中正是如此)。因此陶器,既是生活的用具,实质上也成为巫师展现灵奇的场所。通过对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器的研究,我们可以体察到藏在其中的巫师的认知以及他在族群中的形象。

01蛇身纹与鸟纹

蛇身的意象,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更多的来自女娲与伏羲。二者可考最早出现在汉墓画像砖之上。可追溯到的更早时期,可能是《山海经》中对诸多蛇身神明的描述。

凡北山经之首,自单狐之山至于堤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 凡北次二经之首,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题之山,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其神皆蛇身人面。 (《山海经·北山经》) 凡首阳山之首,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二百六十七里,其神皆龙身而人面。 (《山海经·中山经》)

除此之外,还有山海经中的烛阴烛龙形象,都是人首蛇身的面貌。

更有趣的是,在仰韶半坡遗址中出土的“蛇身人面壶”,竟与荒诞不经的山海经与神话重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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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有后现代主义气息的蛇身人面图

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指出,蛇形象的神在《山海经》中主要集中出现在西南北三个方向。在东面,则以鸟形象为多。这或许昭示远古中国大地上,蛇鸟图腾东西对抗的局状?

有五彩之鸟……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彩鸟是司。(《山海经·大荒东经》)

在后世,鸟图腾的形象又进一步升格为凤鸟,彻底蜕变为东方政治集团的图腾象征。而在新石器时代,鸟文则屡屡在器上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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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劣的线条勾勒出一只形象活泼的鸟

02鱼纹与蛙纹

对动物的模拟与崇拜,部分来自于恐惧,故以蛇虫为对象;部分来自于羡慕,譬如对于遨游天空的羡慕催生出对鸟的崇拜,而对于水域的向往则催生出对鱼的崇拜,对于多子的美好愿望又催生出对蛙的崇拜。

譬如仰韶文化中出土的人面鱼纹共同出现的陶盆,或许就寄托着原始人畅游水域的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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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面安详,只是鱼的笔法深得幼儿园小朋友真传

03生活化的器纹

当人类从幼稚中走出来,生活渐趋复杂化与多样化。于是,发掘自身族群内部的活动也成为巫师的一大职能。仰韶文化出土的船型壶上面交叉的纹路似乎代表着渔网,而且独具匠心的是将壶制成船型,既符合了生活场景,又易于拿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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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辅助性装饰和主体的呼应令人拍案叫绝!

除了对动物的模仿,器纹中还出现了对植物的模仿。其中最优美的当属花瓣纹,这或许是已发现的最早的静物画作了。这是否意味着,人类对美的启蒙认知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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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性的线条熟练摹画出优美的花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这个物资生产尚不充裕的时代,这种对于美的感知与描述多半属于少部分脱产者或者半脱产者——巫师。

04器纹的抽象

随着观察的细致化和经验的积累,原始的对于万物的直接描述逐渐退出舞台,接踵而至的是对物纹的抽象化,具象的鸟鱼蛙逐渐演变为线体上的视觉盛宴。

展现在陶器上的抽象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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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纹的演变

蛙纹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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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纹的演变

2先古巫师之“舞”

对于一个族群来说,存续是最重要的。而存续则有赖于生产,即物质的生产和人的再生产。而大型的集体活动——祭祀或是类似于节日的狂欢,正是为这而生的。一定地域的所有人类可能会在具体时间、具体地点集合,互换物品,阴阳交泰。这种大型的集合,对于族群的“想象一统”和继续存续都有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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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独舞的人,或许是最早见于材料的“明星”

在这些集会上,原始人或许会在巫师的引领下载歌载舞,这一幕也通过陶器的图纹而得以流传。这是出土在青海的新石器跳舞陶器,器上图纹整齐有序,活泼可爱,也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比较高超的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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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先古巫师之“乐”

声音由于其特殊性,很难在历史长河中存留下来。但是声音显而易见的对人的情绪有极强的调动能力。在河南贾湖出土的数千年前的骨笛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先古巫师音乐的大门。这是由鹤的腿骨打磨而成的骨笛,被爱惜地摆放在死者的身侧,并且被保存得极其完好,以至于今天还能发出悦耳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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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先古巫师温婉和顺的风格

在早期,人类智慧处于萌芽之时,大型族群合作式的人已经跃居食物链上层,资源是近乎无限的。这种物质条件也在巫师的形象中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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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纹陶器,可能是某位原始人巫师消遣之作

这一时期的文物大都有着可爱稚嫩的风格,上面的图文幼稚如同小儿涂鸦,但也展示了先古巫师平和的面貌。在不远的未来,这种珍贵的可爱将在氏族战争中消失殆尽,而取而代之的将是可怖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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