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龙的传人”：从帝王的象征到中华国族认同的符号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朝时就有人对皇帝说：“今年祖龙死”，《集解》引苏林“龙，人君象”，应劭云：“龙，君之象”，可知伴随着中国第一个帝制王朝的出现，龙便已被视为皇帝的象征。

《史记·高祖本纪》也记载同时期的刘邦“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反映的观念亦是秦汉之际人认为龙是帝王之象征。

而在此前封建时代周代礼制中，龙已经开始作为天子的纹饰，《礼记·玉藻》：“龙卷以祭”，郑注：“画龙于衣”。但周代尚未将天子比喻为龙或是直接以龙作为天子的唯一符号，各种封建贵族和知识精英同样可以使用龙的符号。

《礼记·明堂位》记载“夏后氏山，殷火，周龙章”，孔疏云：“夏后氏画之以山，殷人增之火，周人加龙以为文章”。可知，夏商周三代礼服纹饰不同，夏代是否以山，殷代是否一定以火，皆不得其详。但周人将龙增入，作为礼服纹饰的一种，则是可信的。

《尚书·皋陶谟》云：“帝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此处涉及封建时代的十二章服，历来句读不同，或说是服章中为龙，或言“山龙”并称，根据注家解读，从周天子一直到士，各级贵族的服章上都有山龙符号，多有证据表明“是士服山龙也”（[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2007年，第98—99页）。

由此可见，在权力分散和多中心结构的封建时代，从最高礼仪上的贵族“天子”，一直到最低级的贵族“士”，都可以使用龙这一符号。

《周易·乾》用九“见群龙无首，吉”，正是描述的上古、三代时期众多君长、贵族们在一起共治的状况，《彖》“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疏：“以头首出于众物之上，各置君长以领万国，故万国皆得宁也”。对照可知，此处群龙无首的“首”指万国君长的盟主，而“群龙”正是对应了“万国君长”。以群龙形容三代时期遍地的诸侯、君长、领主、贵族们一起开会，共同治理天下。亦可以窥见龙在封建时代可以对应各级封建贵族，而非为“天子”一人所独享。

从考古材料来看，西周以来的龙并未被作为周天子独一无二的礼器象征符号，各级诸侯与贵族都使用龙，此种情况继续延伸至春秋时代。罗振玉曾收藏春秋铜器拓片《昶仲无龙鬲》，昶氏字“仲无”，名“龙”，“无”乃“舞”之初字，其名、字乃“龙”与“舞”相对应，即取云龙飞舞之意（郭沫若：《名字解诂》，自《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35页）。与此配套的，有《昶仲无龙匕》，铸“昶仲无（舞）龙”四字。贵族以龙舞为名、字，可知春秋贵族文化中“龙”的符号可为贵族使用，并非天子独占。至于《庄子·天运》中，则借孔子之口将老聃这种知识精英尊称为龙，所谓“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

只有到了皇帝制度出现，秦制绝对君主主义爆炸式扩展的时代，龙才成为了最高政治权力的象征，秦始皇帝被称为“祖龙”，正是这一表现。秦代皇权象征的玉玺上刻有“白玉螭”，还有“交五龙”之形（《史记·秦始皇本纪》“矫王御玺”《集解》《正义》引）。而汉承秦制以后的历史书写中，汉高祖也被描述为“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隆准而龙颜，美须髯”的形象（《史记·高祖本纪》），据说楚国范增曾令人望刘邦之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史记·项羽本纪》），亦可知秦之后，龙作为最高主权者的象征，甚至也成为了秦朝敌人的知识，可见影响之深远。汉文帝的出生，被附会上其母薄姬“梦苍龙据吾腹”（《史记·外戚世家》）的传说。

自此以后，龙作为皇帝制度的绝对象征符号，为后世中国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到满清。在近代威斯法利亚体系扩展到东亚之后，晚清也开始使用“国旗”，即1888年沿用至1912年的长方形“黄底蓝龙戏红珠”旗。在这一时期，龙继续被作为皇权的象征物。

但与此同时，又出现了新的含义，龙开始在新的近代威斯法利亚体系中作为“中国”这个国家的象征物。那么自然而然，随着辛亥革命推翻君主制，主权者从皇帝转移到全体国民，龙自然不再是皇权的象征，而是成了近代民族国家全体国民的象征符号。

因此，龙从晚清国旗的符号转化为中国全民的民族象征，而中国人因此人人可以自称为“龙的传人”，便也是水到渠成的逻辑。在民国时期，人们普遍产生了龙是全体中华之国民象征的观念。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说：“总之，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现在变为每个中国人的象征了”。这种心情就很典型地代表了从帝制时代到共和民族国家时代，从一般文化心理结构中，对于“龙”所承载精神文化含义的巨大转变。

在这个背景下，作为现代中国人的国民当然应该有理由为自己是“龙的传人”而自豪，因为龙的象征符号不再是秦政所独占的遗产，而是重回到了三代和封建时期人们所能共有的象征与符号。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西方人对于现代中国人“龙的传人”这一符号的理解，因为翻译方面的一些误解，存在着某种误会。这是因为，近代以来的翻译中，人们将dragon翻译为汉文中的“龙”。然而dragon此物，在西方文化中一直是负面色彩的怪物。如古日耳曼史诗《贝奥武甫》中，就有英雄国王用利剑杀死巨大吐火dragon，并最终战死的内容。而且在著名的中世纪日耳曼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凶恶的dragon霸占城镇，并要求居民送上绵羊、子女为牺牲作为dragon的食物，后来圣乔治将dragon杀死。还有英雄西格弗里特杀死dragon后，以其血液沐浴而能刀枪不入等。

虽然dragon的形象和古代东亚的“龙”有一些相似，但二者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存在，文化象征含义更是差异极大。在西方文化中，dragon是能吐火且破坏力惊人的怪兽，代表着凶恶的含义。然而在东亚，龙是黄帝铸九鼎而乘龙升仙，或形容老聃这种有大智慧知识人，以及封建时代各类贵族或士君子们的文化象征符号，其形象是正面和积极的，而且到了辛亥革命之后更是成为全体中国人作为国民象征的含义。在日本、韩国、越南的文化中，龙虽然不是近代全体国民的含义，但在文化传统上，也仍然是积极和正面的形象。

因此，在翻译方面，我们应该将“龙”直接音译为long，而不是译为dragon。同样，西方文献中的dragon，可以就直接音译为“爪根”之类，而不要再翻译为“龙”了。至于“龙年”，更是不要翻译为“dragon year”或“the year of the dragon”，否则这样除了自我贬低，和继续增加误会之外，可谓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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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竞恒

责编 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