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伊始，欧洲国家在非洲大范围地殖民扩张中不断受到热带疾病的侵扰，出于保护殖民者健康的考虑，热带疾病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9世纪下半叶科学界的重要变革为热带疾病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范式，也由此分化
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热带医学。
20世纪早期乌干达昏睡病的流行，使其成为热带医学这门年轻学科的研究“新宠”，为此英国专门向当地派遣了考察队进行调查。
凭借活跃的考察和科研活动，英国在昏睡病病原病理学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摘取了该领域科学研究的桂冠，并借此成功地在殖民地推广其科研成果，取得了昏睡病治理领域的初步成就。
热带医学的建设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热带地区是损害欧洲人健康的地方，因此他们极少涉足那“美丽又充满危险”的地带。
但是进入19世纪后，伴随欧洲赴非探险和殖民活动的日益频繁，热带疾病如一门显学般引起了主流社会的关注。
随行的医生起初比照热带地区与他们生活地区的差异，将关注重点放在了气候上，一部分人延续“瘴气论”的解释。
认为非洲炎热的气候更容易导致蔬菜和动物尸体的腐烂而产生“瘴气”，也就更能滋生疾病；一部分人则与种族联系了起来。
著名的英国外科医生詹姆斯·约翰逊在1821年出版的《热带气候对欧洲人体质的影响》一书中说明道，“每个种族都有特定的气候区域，一旦离开该气候专属区将会不可逆转地影响健康，导致疾病和过早的死亡”。
虽然上述的两种观点看似有其合理性，但是实际上不具有普适性。
非洲土著并不是对热带疾病有天然的免疫力，有些疾病反而只影响土著居民。
此外一些热带疾病也并非局限于热带气候区，位于温带气候区国家霍乱、鼠疫的流行恰如其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直到19世纪前期，对于热带疾病为何对欧洲人健康造成如此大的冲击依旧众说纷纭。
转折点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科学界的革命让人们对热带疾病有了全新的认识。其一是细菌理论的提出。
19世纪60年代，巴斯德著名的鹅颈瓶实验首次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细菌的存在，开启了细菌学说的先河，后德国科学家罗伯特·科赫在此基础上加以规范，形成了系统的“细菌理论”。
在该理论的指导下，科学家利用光学显微镜观察到了炭疽杆菌、鼻疽杆菌、白喉杆菌等多种细菌，人们相信这些个微生物就是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
相应地，病因学也从过去的宏观要素的分析转入微观世界的探究。其二是疾病传播过程中病媒和宿主的发现。
病媒指的是物理转移病原体的媒介，宿主则指代病原体的孵化器。
顺应着病理研究微观化的热潮，科学家们发现人体组织中还存在着细菌以外的病原体——寄生虫。
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借助病媒(又称中间宿主)力量，以不同的形态进行存活。
1878年帕特里克·曼森在厦门研究丝虫病期间，观察到丝虫仅在人类的血液中形成胚胎。
经过一系列的猜想和推论，他锁定蚊子在其演化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并最终证明致倦库蚊是丝虫病的传播媒介和中间宿主。
受到曼森的启发，1897年英国医生罗纳德·罗斯在印度医疗服务期间证明疟疾是由一种蚊子进行传播。
19世纪末，作为热带疾病代表之一的昏睡病在西非多地出现，然而这种地方性的疾病流行只收到了英国本土偶发性的关切。
彼时，英国两大医学期刊《英国医学杂志》和《柳叶刀主要介绍和宣传帝国的医疗建设，例如刊登了陆军、海军及印度医疗服务机构中医生的考试结果和晋升名单，用以突出医生在殖民地服务中的社会作用。
但是殖民地所能提供的医疗服务往往有限，当一些欧洲人殖民长官在海外没有得到足够的医疗救济时，他们会返回伦敦找医生进行医疗咨询。
而其他的商人、船员则会在海员医院协会及其附属医院接受救治，人员在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跨地域流动更直接地在英国本土呈现热带疾病的形态，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心。
英国皇家学会在乌干达的科学考察
热带医学的制度化，让殖民国家争先恐后地利用这门年轻但极具突破性的学科来满足自身殖民扩张的意图，而遍布疾病的非洲也恰好成为其大显身手的舞台。
1894年，乌干达保护国正式成立，该决定的宣布不仅直接凸显了上尼罗河流域的地缘位置重要性，还帮助英国化解了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威胁，防止他们再对它虎视眈眈。
虽然“外患”得以平息，“内部纷争”却持续影响英国在当地的统治。
英国通过签订条约、军事占领等手段不断扩大乌干达保护国的统治范围，但是如此强制性的行为却招致了土著人民的不满，因此时常有武力冲突发生。
直到1900年《乌干达协定》的签署，才让英国得以形成统治乌干达的固定模式，即在保障殖民当局任命的总督地位凌驾于土著国王之上的前提下，沿用布干达王国原有的管理层级以实现对整个区域的非正式控制。
然而翌年乌干达昏睡病的爆发打乱了英国既定的计划。
传统的疾病应对经验并不能有效控制昏睡病的蔓延，为了稳定建立不久的殖民秩序和维护日后的经济利益，英国政府遂将昏睡病列为重点关注对象，而科学界在此时率先做出了回应。
1902年，英国皇家学会理事会讨论了乌干达昏睡病流行的问题。
此前，国际上就昏睡病的病因展开了一场辩论，鉴于这一感染传播迅速的特性，许多人倾向于将昏睡病视作一种传染性疾病。
但是以上的观点均缺少必要的事实数据，因此英国皇家学会为了弄清昏睡病的真正致病源，呼吁到乌干达对这种会对英国“造成巨大麻烦”的疾病展开一场专门性的调查。
同时，乌干达的行政长官海耶斯·萨德勒也请求“从伦敦医学院派一名专家来指导当地医务人员的研究”。
两方力量的积极推动，让热带医学顺利地成为了乌干达昏睡病科学考察中的核心工具，其影响力也随之后的成果发表而与日俱增。
在内外因的驱使下，1902年5月10日，皇家学会向乌干达派遣了第一支昏睡病考察队，考察队包括病理学家乔治·卡迈克尔·洛，细菌学家阿尔多·卡斯特兰尼以及流行病学家库斯伯特·克里斯蒂三名专家，洛是考察队的领导者。
这份人员名单的遴选受到了英国热带医学鼻祖曼森的巨大影响，洛和卡斯特兰尼均为曼森的学生，都来自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克里斯蒂则作为医务人员长期驻扎印度，有丰富的海外阅历和经验。
为了让这支队伍更有收获，在出发前，皇家学会依据每个人的专业擅长划分了具体的调查侧重点。
洛在队伍成行前便是有名的病理学家，曾在1901年发现了班氏丝虫，这种丝虫后经证实为人类象皮病的致病因。
选派洛出征源于1878年曼森发现了丝虫通过蚊子传播，并高度怀疑昏睡病与某种丝虫感染有关，因此洛的主要职责是探究是否存在一种丝虫可以导致昏睡病的发生及其病媒。
卡斯特兰尼则发挥细菌学专长，专攻昏睡病细菌学——链球菌方向。
而流行病学背景的克里斯蒂则要环绕着维多利亚湖，借助采集居民的血样寻找丝虫和昏睡病最先出现的地区，展开一系列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当组建第二支考察队时，第一支考察队的卡斯特兰尼仍坚守在乌干达的昏睡病实验室，并在确认锥虫就是昏睡病病原体方面得出几近确切的结论。
在第二支考察队到达前，卡斯特兰尼被告知和布鲁斯就昏睡病进行交流。
但是待他们到达后，卡斯特兰尼出于对自己发现独创性的保护和对他人的戒备，并没有让这一项工作如预期般顺利地推进。
布鲁斯在写给皇家学会秘书福斯特先生的信中抱怨道，卡斯特兰尼态度“十分恶劣”，“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并无作为，我希望对他采取严厉的惩戒措施。”
布鲁斯领导下的第二次昏睡病考察，将昏睡病研究的疑难点细分成几个小问题，提出假设后再运用实验验证猜想。
他们收集了丰富的实验样本，呈现出客观且具有信服力的实验数据，不仅完善殖民国本土对疾病的认知，印证了西方文明的优越，也让英国本土更倚仗科学的力量以尽快找到治愈方法。